二战时赵元任先生在哈佛教美国大兵中文的故事，近年来由于相关回忆录和传记的出版，已逐渐为大众知晓。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需要大量具备专业素质的军官，因而与哈佛、芝加哥大学等多所高校合作，设立ASTP项目（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培训人才，在当时被译为“陆部特训科”。特训科目主要有工程、医疗和外语三大类。而哈佛的外语特训科目中，就包括了中文和日文，赵元任被聘为中文班主讲教师。彭靖先生曾撰有专文，介绍当时给美国各大学“特训科”讲课的中国学人（《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18日），笔者最近的一篇合撰文字中，也提到过哈佛的ASTP项目（《梵瑟楼与哈佛往事》，《文汇学人》2020年8月7日）。
哈佛大学的特训科中、日文班各开设两期，既教语言，也讲授远东各国历史社会文化知识。两班虽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但除了赵元任和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这两位主讲外，前后来讲课的教师中还有胡适、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费孝通、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等中西知名学人，当时担纲课程助教的则有杨联陞、周一良和夫人邓懿、赵如兰、赵新那等，而学员之中的牟复礼（Frederick Wade Mote）、詹森（Marius Jansen）等，后来也成为美国东亚研究领域的重量级人物。如此众多名家的人生道路在这里交会，师生相长，从今日眼光看，真可谓群星荟萃一堂。
二战哈佛特训科中日文班课堂所在建筑，位于剑桥镇马萨诸塞大道南侧，近处为霍利约克楼（Holyoke House），远处为立德楼（Little Hall），两楼并排相连，今皆不存，原址现为史密斯校园中心。
旧日风华，并未如烟尘消散。特训科中、日文班的档案资料，目前仍收藏于哈佛大学档案馆，在二战“陆部特训科”（ASTP）全宗下有“远东”部分卷宗，该卷一共九大盒资料，从申报公文、经费开支表到课程表、学生名册，一应俱全，历历可见，于研究者堪称为幸事。笔者在翻阅该档案时，偶然发现几份1944年特训科中文班学员自编的报纸——《大私报》。想起赵元任在《我的语言自传》中，曾对他这些美国大兵学生的办报成绩颇为得意，并称《大私报》“大概是空前绝后的完全由西洋人编的中文报”。赵先生自传读者不少，但有机会一睹《大私报》真容者想来不多，以此笔者即刻生出了一探究竟的兴味。
若从报刊史而论，“绝后”固然难言，但“空前”倒不无可能，晚清以降欧美人在华所编中文报刊，多非一力为之，而离不开国人的协助。然而，倘若真真去考究《大私报》是否为历史上第一份完全由美国人在本土编印的中文报纸，则未免太过正经，有小题大做之嫌。《大私报》自编自印、并未正式出版，与其说是报纸，还不如说是中文班学员的课余兴趣作业。但它出世于特别时期，字里行间带着外人初学中文的朴拙情味，乍览之下，让人联想起今日国内留学生之作，颇有几分意思。
这张哈佛特训科中日文班的课程表记录了1943年10月胡适、费孝通、帕森斯等人讲课的时间和内容。
一
哈佛收藏档案中，《大私报》共有三期，第一期印于1944年10月28日，共两版；第二期印于同年11月11日，共三版；第三期印于12月1日，共两版。由于第一期首版介绍《大私报》的取名由来，而第三期首版文字则是《学生向中国先生告辞》，大概可推断，该报就编了这三期。全报每张尺寸均比今日之A4纸略大，图文以蓝紫色油墨油印。中文班学员入学时大多基础尚浅，要达到编写报纸的程度，必已经过一定学习。按时间推算，该报为特训科中文班第二期学员编印，该期于1943年12月开学，到编印报纸时学生已快结业，整个特训科中文班也近尾声。
为什么叫“大私报”？该报第一期头版头条为《介绍大私报》，其中说：
这是我们第一次出版，所以应当讲这报的名子[字]。自由中国最要紧的报就是重庆的《大公报》，这个报讲中国国事国防那一类的公事，可是我们在哈佛不大注意什么公事，只注意我们的私，所以自己的报我们管他叫《大私报》。
公私相对，倒也符合该报旨趣。而按赵元任回忆，取此报名，还有一层原因，由其英文名为“The Great Private”，而英语“Private”除“私”以外，还有“士兵”之义，正合学员身份。
《大私报》第一期头版还有一则《远来的新闻》：
从三他阿那最近来的新闻，周太太告诉本人他收到了一封Mote先生寄的信，Mote先生他跟他同学们跟几个受了训练的飞行员庆祝双十节。他也说三他阿那有几个从别的大学来的陆部特训科的人，可是他们不住在一块儿，所以还没跟他们有来往。我们在三他阿那的同学们很满意。
此段中的“三他阿那”为地名，应为加利福尼亚州的Santa Ana，隶属于著名的橙县（Orange County），离洛杉矶不远。二战时美国空军在那里建有基地，主要用于训练士兵，战后不久就关闭了。
新闻里提到的周太太，应为周一良夫人邓懿，当时为中文班的助教。而来信的Mote，当然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普林斯顿汉学家牟复礼。牟复礼于1943年8月受编入“特训科”到哈佛集训，被分配到中文班第一期。第一期在1944年9月初已结业，随后他就转到了加州“三他阿那”空军基地，接受更为专门的翻译训练。
根据牟氏自己在学术回忆录（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Personal Memoir）中说法，他在“三他阿那”的训练，实际上就是给正在该基地受训的中国飞行员担任课程翻译，由于该工作涉及很多空军的专门术语，牟复礼自己尚需大量补课，负担颇重。虽然信中未提到，但想必当年的“双十节”，他过得并不轻松。
《大私报》第一期第一张部分。
然而，战时军人的命运转折，往往只在一念之间。当年11月的一天，他被上级叫到办公室，一名陌生的军官让他坐下，问了他一连串的个人问题，随后那军官身体前倾，双眼紧紧盯着牟复礼，问道：“我们有项危险的任务，你愿意参加吗？”年轻的牟复礼毫不犹豫地说了“愿意”。就这样，他被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选中，加入该局担任中文译员。短暂的训练后，他就被派往远东，奔赴云南前线。1945年5月，牟复礼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由此真正开始了他与中国长达六十年的情缘。
从《大私报》上的这则新闻来看，牟复礼与邓懿等中文班的助教们关系甚佳，到了加州之后仍继续互通音信。当然，赵元任和夫人杨步伟在回忆中都提到过牟复礼，想来他当时学习表现颇为活跃。赵元任对牟复礼之所以印象深刻，还因为赵元任在教学生国语罗马字时，正是反对当时常用的威妥玛（Wade）拼音，而牟氏的中间名恰巧就是Wade。
特训科学员中走出的学者，不止牟复礼一人。与牟氏同在第一期中文班的还有弗里德（Morton Fried），日后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社会研究教授，而第二期中文班里则走出了著名的中国文学学者、长期任教于密歇根大学的柯润璞（James Irving Crump，一名柯迂儒）。当然，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与牟复礼关系最深的则是第一期日文班的詹森，两人都曾长期任教于普林斯顿，而詹森在日本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牟、詹二人同年出生，堪为普林斯顿东亚研究领域的泰山北斗。
如果看特训科前后两期的结业成绩单，牟复礼、詹森和柯润璞的结业成绩均为“优等荣誉”（High Honors）。虽然三人都未获得最高一级的“最优等荣誉”（Highest Honors），但在特训科所有学员之中，已属前茅。
1944年的牟复礼。照片来源为牟复礼回忆录。
二
尽管赵元任为特训科中文班主讲，该班一半以上时间教授语言，但除此以外，远东国家的地理、社会、风俗、文化、时事等，亦安排专门课程讲授。由此便可理解，美国学员们为何会知晓《大公报》这样的中国国内报纸了。
《大私报》处处显示出对当时中国报纸的模仿，比如报纸上端的日期均为“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开头；而新闻前多加“哈佛社电”或是“哈佛通讯社特电”等字，显得煞有其事。报纸还在细节中增添中国文化元素，比如第二、三期报头“大私报”文字四周以龙形图案环绕，画工栩栩如生，第三期报头龙尾还卷一小旗，上书“再见”二字，令人莞尔。
欲模仿中国报纸，自然戏份要做足。第一期的空版处还像模像样标出前文一处“手民之误”。当然，此时国内商业报纸还有一至关重要的部分，就是广告，《大私报》同样不缺，在第一期末尾角落处有广告栏，标着小小几行字：
要是你不要脸面，吃在我的饭店。Pleech饭馆儿。
这句玩笑式的话，却还有意押韵，一眼看去，不像是店家出资在报纸所作宣传，倒很有可能是学员模仿广告形式，对哈佛附近一家名为“Pleech”餐馆的戏谑吐槽。说到饮食，中文班学员们在学习之余，自然也对中餐兴趣浓厚。《大私报》中有篇文章讨论“学兵的前途”，居然还会列入“在军厨训练处可以学会作中国饭”，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由哈佛向东、隔河相望的波士顿唐人街，便是这些美国大兵体验中国美食的绝佳所在。据赵元任回忆，他在中文班教了一阵子粤语后，与学员们一道进城，到波士顿唐人街的粤菜馆子醉香楼（也就是陈寅恪“念念不忘”之所在）用餐，学员们用粤语同店中跑堂攀谈起来，令对方大为惊讶。
1945年的赵元任。照片来源为牟复礼回忆录，原图片由赵新那提供。
事实上，最开始美国军方判断将来可能会从中国南方登陆作战，所以让赵元任在特训科中文班先教粤语，其后才开始教国语。在中文班教学期间，赵元任编写了《国语入门》和《粤语入门》两本教材，尽管前者后来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经典，但其实《粤语入门》编写在前，《国语入门》系按照《粤语入门》改写。
战争进展，风云变幻。哈佛内外虽然还算平静，但特训班学员终究都是军人，自无法置身事外。在1944年底，身处哈佛的这些年轻大兵时时收到来自太平洋战场和远东前线的讯息，比如《大私报》第二期刊载一则消息，说的是特训科前教员泰瑞（Terry）在南太平洋战场身受重伤，即刻让学员们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无情。时局难测，对战事会如何演变、美军究竟是否会在中国南方登陆进击日军、自己学习中文是否能有用武之地等等问题，当时无人能够准确预知。
前线不停传来的各种消息，一遍遍地刺激着他们的心绪。倘若战争迅速结束，即将步入军队的这些学员出路为何？在短短三期的《大私报》中，“前途”“将来”都是反复出现的字眼，毫无疑问，这代表着编者对未来强烈的不确定感。《大私报》第二期中另有则消息，一名学员听到传闻，称美国战略情报局（OSS）招募新人只收耶鲁和康奈尔的特训科学员，唯独不收哈佛的，众人便推举代表向哈佛特训科主任、德裔政治学教授弗里德利希（Carl Friedrich）询问。而后弗氏澄清传闻，事情才得以平息。
从另一面看，今时往日，毕竟不同，对1940年代这些来自美国各州各地的青年来说，“学中国话”显然不是寻常事情，“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对新学员而言都是那么遥远而陌生，想要接近，也得花费苦功。学员们有时还会遭遇特训科其他科目同僚的质疑：作战训练，自然以熟悉枪炮武器、研习战法策略最为重要，耗费这么多时间学习中文，又有何用？这一问题，相信也时时萦绕在许多学员心头。
凡此总总，都昭示着中文班的教学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在一年的时间里，师生之间的碰撞摩擦、误解歧见，可能也不在少数。但无论如何，聚散有时，到了最后告别的时刻，学员们回首这充实的青春时光，应不以为憾。《大私报》最后一期《学生向中国先生告辞》一文中说道：
诸位先生，最后的时间到了。咱们从去年十二月到现在都学在一块儿，一方面你们中国先生学的是美国兵奇奇怪怪的行动，又一方面我们学的是中国话，当然喽，可是也学中国人的举止。在这儿学习的兵要是想仔细的学中文，他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大好的基础接着学中国话了。想学中国文化的也有了懂中国人的精神的根底了。中国话这门工课有另外的一个好处，就是战事以后的用处。杨先生已经告送[诉]了我们这好处是甚么。
《大私报》里的这些文章，虽然稚朴，还不乏错字，但浅直而少矫饰，成为后来者了解当时受训美国大兵心理状态的绝好材料。时光荏苒，当年这前后两期中文班一百名学员，今日恐怕大多已不在人世，其中如牟复礼、柯润璞等终生以汉学为业者，终究只是少数，对其他大部分人而言，这整整一年的中文学习对他们的人生道路有何意味？编写这《大私报》的学员，后来是否真正从“学中国话”当中获得益处？我们已经很难知晓了。
图六：《大私报》第三期第一张部分。
有趣的是，对当时学员来说，“中国话”可能还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大私报》第三期最后一张，登载的是一则小故事。两名中文班的学员约两位女士外出，众人皆喝得大醉，其中一名醉酒女人听到学员说中国话，懵懂中误以为他是“日本间谍”，便拿手打他，“要把他眼抓瞎”。另一学员要救朋友，急忙解释道：“虽然他是鬼子，他不是日本鬼子！”
国人将外人蔑称为“鬼子”，由来已久，其中时时夹带有鄙视厌恶之情绪，自不待言。无论这则故事是否出于虚构，但《大私报》编者必是从他们的老师那里了解到中国人对“鬼子”的称呼，此文描绘出学员同伴在情急之下区分“美国鬼子”和“日本鬼子”这一幕场景，放在二战的情境之中，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中外之别，在各人心中是何感受，其实并不难揣知。就像1894年《万国公报》刊文《书通商总论后》，署名却赫然出现“夷人林乐知”。传教士林乐知（Young Allen）此时已来华多年，办报日久，岂会突然自称“夷人”？识者即能料到，这多半是该文笔述者、林乐知“亲密战友”蔡尔康耍的小把戏。但不论如何，“夷人”现于报端，从另一面折射出的是绵续长久的自嘲和无奈。同样，“鬼子”两字在《大私报》中突然以自称的方式出现，也不免教人啼笑皆非。1944年身处哈佛校园的这些美国年轻人，对遥远的中国怀抱憧憬和期待，但未来某时他们应能体会，横亘其间那道心理上的鸿沟，并不是轻易就能跨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