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平以文化城著称，犹如旗下公主，虽然落魄，但底蕴深厚。1935年，《世界日报》决定采访北平学者，连载于该报的“教育界”版，是为“学人访问记”。所访69位学者，文理兼顾，既有文史学家顾颉刚、周作人、沈从文等，也有自然科学家胡先骕、曾昭抡、秉志等，皆为一时之选。
“北平学人访问记”均为访问实录，从学者身世背景到学术研究、社会时事，再至将来计划，恰似一篇学者的口述小传。由于“学人访问记”散见于《世界日报》的故纸堆中，鲜为人知，不仅学界少有提及，即使后世为学人立传，也罕有引用者。近年由香港岭南大学张雷整理、编辑，近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北平学人访问记》，本文即69篇学人访问记之一。
《北平学人访问记》，贺逸文等著，张雷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7月出版
一、他住在清净幽雅的清华新南院；因为坏了腿，肋下撑着两根拐杖
我们的国家现在不再是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而所以造成这种败落情形的原故，自然又是“公婆各有其理”。不过，我们从事实上追求这种原因，也不是很简单的，更不是因为某一种事故。如果依据优生学的理论讲，重要的原因，还是人的关系。因为没有优良的国民性质，同良善的环境，结果就造成了目前畸形的状态。这个原因，我想是重要的。
潘光旦氏研究优生学及社会学多年，著论甚丰，历年在上海光华、暨南、复旦、大夏等大学任教很久。去年北来，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社会思想史、家庭演化、优生学、家庭问题及人才论等学科，对学术界的贡献甚多。我在阳光和煦的初冬，和同事旦问乘着备一般贵族乘用的汽车，到清华园去访问他。我们都是久居市廛的人，郊外山峰峦叠，阡陌杂布，松柏成行，倒觉得另是一番风味，不禁地沿途欣赏。到清华大学后传达处的人，翻开簿子，告诉我们潘氏是住在新南院十一号。因为新南院这个地方在我的记忆中生疏一点，多问了两句，引起了他的问话，仿佛觉得我们是“老憨”。于是又重出清华的校门，找着了新南院的方向，原来那就是从前首善第九工厂的旧址，去年才被清华改建为教授住宅。一所所的西式房子栉比着，四周旷野，不啻为世外桃源。虽然那里住着十户人家，却是静寂得很，无从辨别出潘氏的住宅，我们只得徜徉在这个新的地方，后来在无意之中发现了。
潘氏的住宅是一所朝南的房子，许是冬天的关系，院子里没有花草，只是前廊下放着一个圆的小木桌，同当凳子用的黄色玻璃瓦，表现着乡村的风味。我们被一个围着围裙的仆人召进后，依着那个环境的规矩，在甬道里脱大衣时，潘氏已拄着拐杖出来了。我们照例地打了招呼，虽然大家都是初次见面，他给我深刻的印象，不是他的坏腿，因为那是在人间容易见着的，而是他那和蔼的态度。我们谈了三小时的话，他总是那样的和蔼，好像充满了快乐的人一样。他是一个不很瘦的人，尤其是他面部，更显得丰满，不大高的个子，胁下撑着两根拐杖，也就不显得了。他的服装很朴素，一件布的袍子，同一双布鞋。房间的布置，并没有因为是西式的关系，而有点华丽。除去了几件实用的桌椅外，完全堆满了书籍。他整天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就在这个环境里生活着，后来到别的地方去接电话，我所见到的也是朴素同优雅。
我们坐定以后，为得便利起见，首先由旦问给他画像。我们在这个时间里，谈着各种事情，知道他们所住的房子只收30元的房租，并且一切的科学用具，都很完全。这样的优渥的待遇，自然是能够使学者安心地研究。
二、国文程度是在清华时造成的；腿被割后到现在快20年了
首先，我们谈到他的经历。潘氏说他是江苏宝山县人，现年36岁，光绪二十五年生于原籍。他的父亲鸿鼎，是戊戌年的翰林，与吴雷川是同年的。逊清末年，曾任咨政院议员，改元后曾于陆征祥任国务总理时在国务院任事。他在那样的书香环境里，当然是很早地就读书认字了。曾经读过一年私塾，仍是读“四书五经”一类的书籍。可是没有做过八股文章，所以他现在还说：“可惜生得太晚了，不然做做八股文也不错。”据说他现在能够写得好文章，私塾并没有对他有点帮助。当他七岁的时候，便入了县立的小学，到十四岁的时候，在高小毕业的。毕业后，在家里休息半年后，便投考清华学堂。那时的清华，还是只有中等科，系由各省民政厅教育司考送的，他便被选中了。在民国二年下半年的时候，北来入清华的。当时的清华对于国学并不很注重，因为是留美预备班的性质。可是他的国文根底，却是那时造成的。当上国文课的时候，同学们都不注意，教员也是敷衍了事的，他却在上国文时，总是用心地听讲，而且在暑假的时候，对于国文特别努力，所以现在他自己也说，他的国文程度完全是自修成功的，并且还时常将这些经验告诉他的学生。清华的中等科本来是八年毕业，他因为腿的关系，耽误了一年，所以到民国十一年才毕业的。
现在他的腿算是他身体上奇特的地方，因此我请他说明腿被伤的情形。他说那是入清华的第二年，因为运动的关系，腿就发生了毛病，以至于割去，到明年一月十八日，整整的二十年了。当初在学校的时候，年岁尚幼，看见许多同学都能运动，自己也好胜，时常地跳跳蹦蹦，不觉地将膝骨跳坏了。后来两骨相碰，慢慢地发炎。后来又不知不觉地进去了结核菌，那个地方的病，也加重了。但是仍不知道有很大的危险，仅只找几个中医同西医看看，敷上点普通的药，但是并没有效力，而且膝盖还烂了，于是觉得不能忽视的，到协和医院去治疗。最初，医生同他本人都想设法保存，不过医生用了许多的方法，都是没有希望，最后只有割的一个方法了，因为再要迟延，毒菌升上去，于生命就有危险了，于是便写信征求家庭的意见，家庭认为是他个人的事情，不作主张。那时，医治他的大夫是辉勒，问他是要腿还是要命，因为要命便将坏腿割去了。本来是躺在床上不能动的，割后九天，便能起床行动，精神方面也好得多。不过，他的朋友们觉得他割去了腿，对于他的前途会发生影响的。他自己却很达观的，并没有感觉痛苦，而且后来因为腿的关系，还受了许多的优待同帮助。
三、因为坏了腿到处受优待；留美时专攻优生学同社会学
当潘氏到美国留学，正是欧战停止不久的时候，许多受伤的士兵时常出现在头等或车船里。他坐车时常遇见那些兵士。他们都以为他也是同样受伤的战士，所以对于他特别和蔼，就是普通人对于他也表示恭敬。当他到芝加哥的时候，他在街上行走，汽车电车常常为他中途停驶，因为那时美国人对于欧战受伤的士兵，是特别表示尊敬的，是以他在美国受了许多精神上的安慰。学校里更不因为残废一双腿，对他有不同的待遇。那时，他在美国也与普通人一样地乘坐电车。到上海后，因为车中秩序太乱，就不敢乘坐了。当他右腿割去以后，还时常地感觉到发痒，有时甚至于并不感觉失却一只腿，因为脑神经仍是通到未曾割的那部分。潘氏胁下所用的拐杖，总共用了三副。第一副是在国内配的，后来在美国遗弃的；第二副是在美国的时候一位华侨赠送给他的，因为他替那位华侨的孩子补习英文，回国后徐志摩因为腿坏，借了去用，并没有还给他。现在用的是第三副，是他的弟弟五年前在美国买来送给他的，皮头也已经坏了。他使拐杖很灵活，转动都不比常人慢，我们谈话的时候，他撑着拐杖开门取东西，都与常人无异。据他自己说，去年十月曾经在妙峰山爬了40里山路，后来到顶上也是自己走上去的。现在出门常是独自一人，而且由他住的地方到清华校内，有一里多路的光景，也时常走着去的，并不感觉痛苦与困难。
潘光旦
谈完了关于他腿的事情以后，我请他继续谈他的经历。他说，他是民国十一年秋天到美国去的，一直就在美国东部的达茂大学里读书，这是在清华时一个美国教授介绍的。那一个小镇一共只有四千人，而大学生却占了二千多人，其余的人也多半是为得大学生而来经商或做别的事情。那个环境很适于读书，因为没有普通都市的尘嚣。不过比较冷一点，就像我国吉林省一样，一年有五个月是下雪的时间。当他到那里的第一年，曾经跌了七跤，第二年就只跌了两跤，这是因为地势的关系。他在达茂大学是插入三年级的，本来可以插入四年级，因为很久没有中国人入那个学校，所以只能插入三年级。后来学校负责人还对他说，当初实在不知道他的程度很好，不然一定可以插入四年级，并且表示抱歉的意思。当他没有出国的时候，想学社会学，在船上的时候，又想学优生学，因为研习优生学，必须学生物学，所以后来他在大学里，正科是学生物学，副科是社会学。这两种学科，对于优生学，都是很有关系的。
四、未到清华以前曾在东吴、光华等校任教；欲纠正我国人自私自利的弊端，治本方法是改良现有的家庭制度
在纽约附近长岛的冷泉港，有一个优生学馆，现任美国的大总统罗斯福就是生长在冷泉港的人。潘氏曾经有一个整年同两个暑假，在那个优生学馆里研究。当他到美国的第一个暑假，就在那个优生馆的暑假学校受训练，1924年还去过一次，后来这个暑假班便停办了。现在中国大学里当教授的，曾在那个暑假班研习过的人，还有金陵大学教授依拉克，不过比他早九年的时间。从1924年到1925年的时候，他就在这个机关研究，直到1925年的暑假，才到麻省林洞海边生物学馆去研究。后来便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习动物学与遗传学，得了文学硕士，民国十五年便回国了。依照清华的规定，他还有一年的读书机会，自然他是放弃了。
潘氏回国后的第一年，在吴淞口国立政治大学担任教务长。民国十六年五月间，到上海《时事新报》编副刊《学灯》，共编了11个月，后来便在上海光华、暨南、复旦及大夏等大学担任教授，最短的也有半年的时间。又曾经担任过东吴大学预科主任的职务半年。民国十九年秋间，在光华大学任文学院长。因为学校当局认为罗隆基在外发表言论过多，想辞去罗的职务，他认为那不是合理的，向学校解说无效，于是也就辞职了。辞职后两三年，没有教书，只主办过《优生》月刊及《华年》，同作了几本书。去年即应清华大学的聘请，北来任教，担任社会思想史、家庭演化、优生学、家庭问题，及人才论等科教授。因为他四点还有事情，所以谈完他的经历以后，继续就谈些关于学术方面的问题。
潘氏是偏重优生学问题研究的，所以首先我就请他说明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当前的问题，一部分是人的问题，这是属于负教育责任的，另一部分是品质的问题。中国过去的历史，有一种势力，就是淘汰作用。这种作用是反选择同反优生的，这样的特点来应适20世纪的环境是不可能的。而中国的家庭制度，也是趋重保守的，不能使人去冒险。所养成的人才，仅只是对付小范围的，不知不觉地就养成了自私自利同贪赃的坏风气。因为一个人要应付那种小范围，就不得不自私同贪赃。中国人所以自私的原因，可是说是荒年造成的。当荒年的时候，是要设法使着个人能够生存的，于是自然地就形成了那种坏的自私。不过已经有过二千多年的时间，现在如果再退回来，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办到的。治标的方法，应当是让有才干的人自由地发展，将自由的门打开，短时间内或者能够造成一种新气象。治本的方法，是要改良现有的家庭制度。”他的话虽然很简单，但是都很中肯。
《中国之家庭问题》
五、他主张国人应当组织不大不小的家庭；张竞生讲性的问题不该用错了方法
因为潘氏谈到了家庭问题的话，所以我就请他说明中国家庭改造的途径。他说：“我近年来有一主张，就是觉得大小家庭都不好，最合理的是不大不小的家庭，剔除了大小家庭的缺点。这种不大不小的家庭，是由老壮少三辈组织成的，老人有丰富的经验，壮的有力气做事，少的有理想同朝气，使着家庭的福利能够推进。这样的家庭可以利用各人的特点向外发展，对于国家同社会，以及他们的家庭，都是有益处的。如果有弟兄的，等到弟兄长大以后，必须要分出居住，老人则由弟兄们轮流奉养。这样的家庭，便可以将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好处融合在一起。我们可以详细地说明白一下：（一）这种不大不小的家庭，可以使社会的老少合作。外国的小家庭对于社会事业很热心，时常救济贫苦的人，但是他的父母就许是被救济的人。中国人孝的观念，却是可取的，因为朋友还有相济的义气，不过老的不一定要希望还报，而少的是应该想着还报的，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特点。（二）家庭制度是不能废除的，可以使着种族绵延到几十年。中国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然是句俗话，但是不能打破的，未来是否有问题，当然不必顾及了。同时，无论社会如何不好，是不能怪的，因为那是多方面的原故造成的。而社会所以能够维持到现在，这些人是有功劳的。”
在这里他还顺带地谈到人的身体方面，他的意思认为中国人的身体与外国人的身体来比，当然是两样的。西洋人是需要动的，而中国人抵抗环境的力量却很大，尤其是山东人同广东人，更富于冒险性。于是，我们又接着谈到性的问题，当我们给他画像的时候，曾经约略地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人对于性的教育太缺乏，而且也看得太神秘了，所以曾经发生过许多畸形的事情，同一些美人名士的风流典故。近些年来，提倡新文化同新教育的人对于这个问题，也有点矫枉过正。例如张竞生对于性的解说，本来的意思是很正大纯洁的，不过他的方法用错了，所以结果造成一些于青年有害处的事实。在英国有一位学者，也是专门研究性问题的，而且有七大部著作，不过他是先解释理论，然后再用小号字印述实事，而张的方法却是注重事实的述说，于是给一般青年灌输了邪的观念。他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同研究的，不过讲解同听的人，都应该有相当的训练，才能够同讨论普通学术问题一样。潘氏曾经在北平公开地讲演过这个问题，就个人、国家及民族等方面，讲解很是透彻，结果很好，打破了一般人以往谬误的观念。
六、不研究性教育是近代教育的欠缺；现在教育制度没有科举制度公平
这时他听了我的问话后，并没有一点不同的表示，很坦然地说：“性是人类最大的原动力，而中国人看得太小，只认为是男女的关系，同时又看得太神秘了，所以就忽略了性的重要。其实性与个人卫生，性与社会，如婚姻、娼妓、花柳等问题，以及性与民族，如优生学，都是很有关系的，而且都是可以公开的。中国人对于性的看法，固然不如天主教同佛教那样十分地严重，但是也不是用正当的态度去研究的。尤其是近代教育对于这一点，算是有很大的欠缺，这是应当设法纠正的。不过性的教育，以母亲施教为最好，可是不要骗他，也不能引诱他，而是一个平淡的问题。记得有一位文学教授讲莎士比亚的作品，有一段文章是说性的，这位教授就不肯讲了。这种现象的结果，反容易使学生想到邪的地方，应当是与其他的学理一样地讲。这个问题，对于女子方面更为重要。因为女子性的组织最复杂，而是全身受感觉的，同时将来还要教训小孩子，所以对于女子，应当特别地注意。至于中学生性的坏习惯，自然是应当矫正的，就是自始至终，不能对他讲解性的关系，就是在半途讲解也是好的。因为中学生这种坏习惯的养成，不是听同学说的，便是看来的。如果不能使他们有一个正当观念，这种坏的习惯是可以延长的。小孩子手淫，当然不是好的习惯，但这不是本身的关系，而是受警告的亏，因为往往大人用各种方法去恐吓他，反使他认为神秘的了，所以应当用适当的方法去讲解的。”
然后，我们又谈到社会同人才问题。他说：“社会制度是演进的，不主张操切，应当是个人自由发展的，政治、教育都是一样的。现在的教育制度，就没有从前科举制度公平。在从前，除去剃头唱戏的少数人是受限制的，任何人都有机会出头的，现在的教育是需要资格同钱的。人才最要紧的是遗传同环境，现在的教育，不是从这方看的。人才取用，固宜用考试，但是也应当有制度让人自由地表现，不要压制。穷人反倒能吃苦，而容易成大事业。不受大学教育的，也能做大事；已经受过大学教育的，不见得就能做大事，能够成功为一个人才，还是在乎本人，要有富贵不能淫的精神。”
最后，他告诉我他以后研究的计划。他是注意人才与优生学的研究，同时还注意思想方面的研究，现在正研究中国伶人，因为伶人多半是穷人出身，而且是有相当本领的，不然是不能成功的。我出来的时候，他撑着拐杖，很客气地送到大门。
（1935年12月6—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