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4年第一版《罗马盛衰原因论》封面。作者孟德斯鸠，出版地阿姆斯特丹，出版商雅克·德博尔德（Jacques Desbordes），1734年出版，八开本，150mm x 90mm，277页。
这本《罗马盛衰原因论》购于巴黎的Librairie Farfouille。在巴黎的旧书店里，Librairie Farfouille资格不算老，只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但是与那些历史悠久，盛气凌人的老资格书店相比，Librairie Farfouille的店员不仅在专业上毫不逊色，而且极其热情。更重要的是，价廉物美！花钱不多，就能搜罗几本不错的好书，满载而归。
在孟德斯鸠生前正式出版的所有著作中，最特别的要属《罗马盛衰原因论》（下简称《原因论》）。
首先，《原因论》的结构很特别。孟德斯鸠的书一般都有序。《波斯人信札》（下简称《信札》）第一版有一篇风趣含蓄的序。1754年再版后，孟德斯鸠写了个新序，回应书评人的意见。《论法的精神》（下简称《论法》）的序言非常重要，孟德斯鸠似乎知道自己的书写得很隐晦，不太容易理解，所以特意告诉读者，这本书应当怎么读。其实，这种做法在当时很流行，十八世纪的作者不会有意与读者保持距离，他们经常会毫不掩饰地影响读者的阅读。唯独《原因论》没有序言。而且，整本书从布局上看，也很“怪异”，目录显得特别冗长，和正文篇幅很不对称，不仅没有序言，也没有结论。实际上，《原因论》原来有个序，共七段，不长，译成中文，也就一千多字，通篇没有特别犯忌讳的内容，但不知什么原因，孟德斯鸠没有将它收入正式刊印的本子里。总之，《原因论》没头没尾，显得很奇怪。
1734年版《罗马盛衰原因论》封脊
《原因论》的成书过程也不同寻常。孟德斯鸠在写《信札》和《论法》时，常会与朋友交流自己的想法，所以很多人知道他在写什么。但是，《原因论》却是在“悄无声息”中降生。直到写完，孟德斯鸠才把消息透露给朋友。他是有意的。1728年，孟德斯鸠离开巴黎，和当时所有的文人一样，开始了“欧陆游学”（Grand Tour，此译法取自阎照祥先生的论文），先去了维也纳，觐见皇帝，随后前往匈牙利，勘察矿山，之后在意大利住了一年，又在英国住了两年（1729-1731），1731年6月，他结束游学，回到故乡波尔多。之后近两年里（1731年6月-1733年春），孟德斯鸠没有离开过冷清的拉布莱德，没什么社交，对波尔多高等法院的事情也不闻不问，连信都不怎么写，至少现存这一时期的通信极少。而且，他几乎都没有雇助手（学者夏克尔顿能辨识孟德斯鸠遗留的所有手稿中十余种笔迹，他证明《原因论》的笔记不是任何一位助手所写），完全是在一种有意的自我隔绝的状态下写作。结果，当他重回法兰西学院（1733年5月）时，会议登记员误认他是位公爵。不过，我们现在也还不清楚， 他为什么当时要选择这样一种写作状态。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在经历了短暂的相对自由的阶段后，法国的出版审查再度收紧。孟德斯鸠生性“并不好斗”，他不想与当局发生正面冲突，所以选择了远离舆论中心，以孤独对抗专制。另外，孟德斯鸠本身也不愿意处在风口浪尖，正如梅尼克所说，他在内心世界与外在的喧嚣世界之间设了一堵墙。伏尔泰能将工作、享乐、精神生活和个人奋斗融合在一起。而孟德斯鸠保持了一种独立，这种独立也使得他将自己读的东西转变为思想的过程，要远比伏尔泰更漫长、更艰辛。
《原因论》的出版过程也很独特：先有“盗版”，而后被强令要求出“正版”，这种情况不多见。当时的盗版，指的是没有获得王室办法的正式出版许可。孟德斯鸠写完《原因论》后，决定沿用《信札》的先例，躲开法国当局的审查，在荷兰出版，找的还是之前出版商德波尔德（Jacques Desbordes）。德波尔德是位新教徒，原籍波尔多，南特敕令颁布后，居家迁居阿姆斯特丹。1734年6月，第一版《原因论》问世，没有署名，印量很少。此版错误很多，所以特别附录一个勘误表。法国政府问询后，开始对孟德斯鸠施压，要求他出版一本正式通过审批的版本。孟德斯鸠前后花了用了一个月，删减了一些敏感内容。1734年7月，巴黎版问世。孟德斯鸠把这本书送给了法兰西学院的同事，而且寄了三本给英国皇家学会。不过，在巴黎版问世前，某份手稿已经流到了国外。1734年问世的英译本，某些章节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注解）和巴黎版有出入，更接近德波尔德的版本。
1734年德波尔德版《罗马盛衰原因论》勘误表
1734年巴黎版后附“出版许可状”（出处：google book）
《原因论》是孟德斯鸠生前出版的著作中，最饱受争议的。大概除了达朗贝认可这本书外，其他大部分人的反应都比较一般。根据夏克尔顿整理的材料，负面意见大致有以下几种。有批评孟德斯鸠写不清楚的，比如赫维勋爵说：“我喜欢这部书，虽然我讨厌它有三个缺点：它有时含糊其辞，有时自相矛盾，有时为了说前人从未说过的话，而说了一些后人永远不会说的话。”有人完全不能接受孟德斯鸠对罗马的抨击。比如书评人马莱在给友人的信中坦言，他读了《原因论》后，发现之前听到的流言属实，孟德斯鸠的的确确对罗马人出言不逊，称他们是无赖恶棍，他说这是文学的真正堕落，以往的历史学家从未以这样的方式来写过，这是波斯人的性格。之所以会有这种态度，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一直以现代罗马自居。最后一类意见是说这本书不伦不类。伏尔泰尖刻地说道“这部著作充满了隐喻，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这是一本以怪异风格写成的就事论事的‘资料堆砌’”。
《原因论》不仅出版后饱受指责，而且也不太被研究者看重。在二十世纪之前，《原因论》出过的版本不算很少，但也不多，远比不上《论法的精神》，而且质量不高。基本上能用的，大概只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库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的学生朱利安（Camille Jullian）在1896年出的注释本。在罗马史领域，朱利安是无可争议的权威，为《原因论》做了大量的注释。他写的前言也很有分量，尤其指出了孟德斯鸠在使用材料方面的不足。另一个版本是巴克豪森（Henri Barckhausen）在1900年出版的校对本。巴克豪森是孟德斯鸠专家，对他的手稿有深入的研究，这个版本的优点就在于利用了手稿。上世纪，在伏尔泰基金会的手稿考证版出版以前，并没有十分权威的版本，大部分版本都比较简洁，口袋本居多。可以用作学术研究的英译本只有一本，译者是孟德斯鸠专家洛文达尔（David Lowenthal），但也有错误，比如将Perseus误译为Persia（第十六章）。七星版（Gallimard, 1951）比较权威，流传最广，但七星版的孟德斯鸠全集，其学术价值整体上不如卢梭全集，而且没有收入通信，这是一大遗憾。当然，伏尔泰基金会版全集最权威、最完善，唯一遗憾是发行量太少。
学界对《原因论》的研究也不多。《信札》的研究角度很多，有从传统政治思想史切入，有从性别史切入，也有从表象史切入。《论法的精神》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原因论》的研究寥寥无几。德国学者塞纳尔克棱斯（Vanessa de Senarclens）Montesquieu, historien de Rome: Un tournant pour la re?flexion sur le statut de l’histoire au XVIIIe sie?cle（Genève: Droz, 2003）很可能是唯一一本专著，但这书的水平不敢恭维。学界不重视《原因论》，可能是因为，第一，从罗马史的角度来说，《原因论》早已过时，孟德斯鸠引的材料本身就很有限，而且还不加考订，经常出错。第二，从历史学角度来看，孟德斯鸠的历史哲学似乎也没有太出彩的地方。通常认为，法国启蒙史学的代表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则属实证科学，历时性分析不足。孔德的看法基本支配了后世对孟德斯鸠的评论：“如果孟德斯鸠领会过这种进步观念，会作出更加引人注目的工作。”只有少数学者看重孟德斯鸠的历史分析，比如普列汉诺夫，还有梅尼克。
《原因论》以前粗粗翻过，没留下太深印象。为上研究生读书课，才完完整整、逐字逐句地精读了一遍。读了一遍之后，便再也无法收手。继续读、不断读的欲望不知从哪里涌出，无法克制。再加上疫情，几乎足不出户，本来就不多的社交降到了“零”，身处的环境与当年孟德斯鸠写书的环境，相差无几。于是，便拿出收藏的几个版本，仔仔细细地又校读了几遍，这才真正体会到古人说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道理。
首先打动我的，是孟德斯鸠的语言。《信札》的文字感情充沛，十分符合当时刚摆脱了路易十四的高压统治的法国人释放情感的需要，但语言本身较为朴实，句子不复杂。《原因论》文字同样简洁，但是句子的意思变得很复杂，内涵非常丰富，层次感很强。如果结合《论法》，你会发现，这是孟德斯鸠形成自己文风的开始。举个例子来说，《原因论》中分析罗马君主制的覆灭，孟德斯鸠谈到了卢卡雷提娅被奸污一事，认为这事导致了君主制的覆灭。之前早有人把这事看成改制的原因。但是孟德斯鸠的分析，有其独到之处：
其实革命已经到来，卢卡雷提娅之死不过是个偶因（occasion），因此，一个气概豪迈、野心勃勃、大胆勇敢，但是封闭在城里的民族，迟早会挣断枷锁，否则只能改变自己的习性（m?urs）。
短短几行字，孟德斯鸠不仅道出了分析历史变迁的方法，也透露了他后来在《论法》中加以深化的政治理论。在他看来，卢卡雷提娅之死不过是导火索，而君主制覆灭的核心实际上是制度和人民习性之间的矛盾。卢卡雷提娅之死是一个事件，事件只是偶因，制度和人民习性之间的矛盾是一般原因（cause général），一般原因是导致转变的根本原因。孟德斯鸠接着说：
当年罗马曾经发生的事情，在近代史上也有实例，此事确实值得关注。因为，无论在什么时代，人的感情始终相同。引发重大变革的机遇不同，原因却始终相同。
这就是说，制度和人民习性之间的矛盾是历史上造成制度转变的核心原因。孟德斯鸠认为，偶因或有不同，因为时代不同，因为民族不同，也因为具体的情景不同，但是根本原因是类似的，因为人的感情始终相同。所以，人性是不变的，历史变迁的根本原因也是不变的。那么，制度和人民习性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理解呢？这实际上就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开篇就提出的政体的性质和原则。所谓政体的性质，指的是掌权的人以及掌权方式，所谓政体的原则，指的是构成政体的人的情感，比如民主政体下的美德，贵族政体下的谦和以及君主政体下的荣耀，这也就是《原因论》中说的感情或习性。
《原因论》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有很多谜，需要解开。伏尔泰说得很对，《原因论》表面看来毫无章法，但充满了隐喻。为解开这个谜，需要一番“施特劳斯式”的解读。
《原因论》共二十三章，基本依照时间顺序，但是章节标题长短不一，十分混乱。但若稍加分析，便能发现某种秩序。《原因论》论述的罗马历史包括共和和帝制两个阶段，共和国的历史占十二章，帝国的历史占十一章，基本对称。而且，每一部分的内容也都有章法可循。论述共和国的十二章可分为两部分，第一至八章论述共和国的扩张，第九章为转折，第十至十二章论共和国的衰败。帝国史也可以分为两部分，以第十八章为转折，前六章论帝国如何由“腐化”（corruption）走向“衰败”（décadence），后六章论帝国如何由“衰败”走向“覆亡”（chute）。两部分内容不仅从结构上看较为对称，而且叙述风格也比较类似：由叙述（第一至四章、第十三至十七章），转入论述（第五章和第十八章），并以叙论结合（第六至十二章、第十九至二十三章）结束。
章节目录分析还能揭示其他隐藏的信息。论罗马兴盛的内容只有四章，论由盛转衰和论衰败的内容总共有十九章，可见，孟德斯鸠分析的重点是罗马的衰败，而不是罗马的崛起。另外，仔细分析章节标题还能发现，论兴盛和论衰败的有另一处不同。前八章的标题以罗马或罗马人为主角，比如“罗马人的战术”（第二章）、“罗马人何以变得强大”（第三章）等。而论罗马腐化直至衰亡的的章节，则以皇帝为主角，比如“苏拉、庞培和凯撒”（第十一章）、“凯撒死后罗马的情状” （第十二章）、“奥古斯都” （第十三章）等。不仅如此，章节内容也基本与此符合。在第一至八章中，有关罗马的篇章很少能看到执政官或军官的名字。而之后的章节，却是却是围绕皇帝、围绕他们的品性、作为以及成败而展开的。如果说这是一种以政治人物为核心的传统政治史叙事的话，那么有关罗马崛起的部分，则可以说成是以民众为主角的社会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答案是：
在社会形成的过程中，首领制定了共和国的制度，随后则是共和国的制度造就了首领（第一章）。政治家犯的错误并非总是出于本意，他们往往在一些并逼不得已的形势下做出的决定，而眼前的麻烦还会带来新的麻烦（第十八章）。
孟德斯鸠要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塑造历史的不是个人，个人无法影响历史，更无法改变历史。不过，他承认，国家形成之初的情况有所不同，孟德斯鸠或许认可马基雅维利的看法，在一个从无到有的政治过程中，是人缔造了制度。但是，一旦制度形成，个人的因素便会削弱，一切借由制度决定。所以，因气候、习性、风俗等诸因素形成了罗马人的好战性格与他们的特有的制度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其不断开疆拓土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来源。“从治国原理来说，一个始终处于战争中的民族，肯定只有两个结果：若非自取灭亡，就得战胜其他所有民族”，“连续不断的战争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罗马人若不战胜地方，绝不缔结和约”。所以，罗马的扩张由罗马的本性（nature）决定，这不是任何执政官或指挥官个人所能决定的。但是，一旦当罗马的精神发生了蜕变，出现了腐化（第十章），那么一切都被颠覆：罗马人不再英勇，而变得怯懦，民主无法延续，专制出现，习俗也发生了变化，原先用于庆祝罗马人胜利的庆典变成了恭维某个皇帝的谄媚之道，士兵开始领军饷，他们成了军官的家奴，因此安全无法得到保证。这一过程，同样也不是任何执政官所能扭转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孟德斯鸠在第十八章指出，任何政治家的所作所为皆非本意，他们只是被决定的，是结构决定了他们的作为。因此，苏拉、庞培和凯撒，三人性格不同，品性不同，目的不同，但无不促成罗马民主的衰败。
最后共和国毁灭了，应该受到谴责的不是某几个人的野心，而是人，人大凡有一点优势，总是权欲熏心，而之所以想要独占一切，恰恰是因为已经拥有了许多（第十一章）。
所以，一旦精神腐化，而且只要腐化的根源没有根除，那么衰败的趋势也在所难免，纵然是出现了像西塞罗这样的伟人——孟德斯鸠在《随想录》中称“这是世界上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高尚的灵魂，但并不孱弱”（Pensée 773）——也难以扭转局势：“他的袍子横扫了安东尼的军队”，结果却扶持了一个“更危险、权力更合法的敌人”（第十二章）。纵然是那些原本良善的法律，在这个时候也会助纣为虐：“尊严法原本是针对攻击罗马人的罪行，而现在被提比略用于对付一切他仇视和不信任的人。”（第十四章）竞技、观剧、节庆，这些原本培养了罗马人伟大品性的习俗，现在反倒成了让帝国时期的罗马人甘愿戴上枷锁的麻醉剂：
罗马人民之所以怀念卡里古拉、尼禄、康茂德和卡拉卡拉，是因为这些皇帝各个都以此为嗜好。老百姓喜欢的嬉戏，他们都迷得发疯，并用他们的全部权力为老百姓的欢娱做出贡献，甚至亲自参与其中，他们不惜把帝国的所有财富都用于老百姓的欢娱，当财富耗尽，人民心安理得地眼看着所有大家族被肆意掠夺，享受着暴政结出的果实，而且毫无风险地享受。他们在卑劣中找到了安全。（第十五章）
在第十八章中，孟德斯鸠给出了他对罗马历史演变的基本观点：
支配世界的不是命运，罗马人可以为此提供证明。当他们采取一种方式治理国家时，罗马便持续不断地繁荣富强，当他们采取另一种方式时候，挫折接连不断。总存在一些普遍原因，要么是道德的，要么是自然的，这些普遍原因支配每一个国家，使其兴起、延续和衰亡。一切偶然事件都受制于这些普遍原因，比如一场使国家沦亡的偶然战败，这便是个别原因，但一定存在一个普遍原因决定了因一次战役而衰败，总之一个原则性的步调会牵动所有个别的偶然因素。
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某一原因导致的结果。比如某次战败导致了某国的灭亡。但孟德斯鸠说，这类原因只是偶然原因、个别原因，这场战败之所以会导致某国的灭亡，是因为有更普遍、更一般的原因在起作用。这就是他说的“普遍原因”（causes générales）。和个别原因不同，普遍原因往往是隐藏的、不可见的，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民族或国家的命运。普遍原因可能是自然的，比如气候、地理以及人口变化，也可能是道德的，比如风俗或是民族精神，大体上可以理解为《论法》中所说的“普遍精神”：
人受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习俗、风尚等多种因素的支配，其结果是由此形成了普遍精神。对每一个民族来说，若一种因素的作用较强，其他因素的作用就影响受到削弱。蛮人几乎只受大自然和气候的支配，中国人受风尚的支配，日本人受暴虐的法律的支配，习俗曾为斯巴达定下了基调，执政准则和古老的习俗为罗马定下了基调。（《论法》第十九章第七节）
所以，人非但不是自由的，更不是历史的决定因素。《原因论》否定了个人的作用，实际上也否定了国王、政治家的角色。孟德斯鸠证明，影响或推动历史的主导力量不是人，而是由各类因素构成的抽象的“普遍原因”或“普遍精神”。这为理性主义史学的出现奠定了条件。孟德斯鸠远远领先于同时代人，因为当时伏尔泰尽管已经成为牛顿的信徒，但是他的历史写作还没摆脱为帝王作传的传统。
孟德斯鸠还颠覆了基督教的史学传统。他写《原因论》的另一目的，是为了反驳博须埃。这位莫城主教在1681年出版的《世界史叙说》（Discours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中重提奥古斯丁的双城理论，他说罗马历史是上帝隐秘计划的表现，上帝通过这个曾经被应允得以永恒的伟大帝国的盛衰，来展现上帝对世人的指引，因此人世的历史存在必然性，这和孟德斯鸠的理解一样，但是不同在于这个必然性不在人世本身，而在上帝的意志中，人世是上帝意志展现的结果，常人在历史中看到的，只能是偶然性，只能是运气，唯有教会才能发现人世变迁遵循的规律（une suite réglée，Discours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III-8）。孟德斯鸠同样力图发现历史的规则，发现决定偶然性的普遍原因，但是与博须埃不同，他反对一切超验性，反对神启的历史。“普遍精神”和“普遍规律”属于此岸世界，归根结底，人类社会的历史由人类社会自身决定。《原因论》还用了一套非常巧妙的手法，反对基督教。通观全书，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孟德斯鸠虽然写的是历史，但全书没有一处时间纪年，没有提到过任何一个日期。这绝不偶然的，肯定有意为之。孟德斯鸠不写纪年，是拒绝将罗马历史与基督教纪年发生联系，他试图让读者忘记基督教的影响，瓦解罗马的历史与《圣经》的记述之间的联系。
关于《原因论》，有一段轶事，非常有趣。普鲁士国王斐特烈大帝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了此书，而且是德波尔德版。他做了批注。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斐特烈大帝大约是在1748年写下这些批注。不过，他肯定读过不止一次，因为他在不同时期的书信里提到过很多次。这份批注版的《原因论》一直保留在无忧宫的图书馆里。1806年10月底，拿破仑在耶拿会战中大败第四次反法同盟，成功进驻伯林。皇帝当然不会放过无忧宫里的宝藏，军队在波茨坦待了两天。塔列朗奉命仔细翻检图书馆中的珍品，连曾经伏尔泰住过的房间也没放过，很快他发现了这本书：
我把这本书献给了皇帝，一直保留在他的图书馆里。
但这不是事实，因为不知道哪一天，塔列朗借走了这本手稿，一直就没有还回去，直到1840年才在塔列朗家里被发现，此时他已去世两年。
参考书目
Montesquieu,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écadence, Tome 2,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00.
Alberto Postigliola ed., Storia e ragione: Le Conside?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e?cadence di Montesquieu nel 250? della pubblicazione, Napoli: Liguori, 1987
Bernard Groethuysen, Philosophi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Paris: Gallimard, 1956
罗伯特·夏克尔顿，《孟德斯鸠评传》，沈永兴 、许明龙、刘明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娄林主编，《孟德斯鸠论政治衰败》，华夏出版社，2015年
洛文塔尔，《〈罗马盛衰原因论〉的谋篇》，李世祥译，收入刘小枫选编：《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现代编（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