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济先生《中国民族的形成》一书，颇震撼于张光直在该书序言中引述的李济先生的一个观点：
“两千年来的中国史学家，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了。”
恕我孤陋寡闻，上述观点特别是“两千年来的中国史学家，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些振聋发聩，仔细想想确也不无道理。在大多数“中国史”或“中国民族史”的叙述中，秦朝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一个开端，从某种程度说，这大体没错。但是，仔细想一想，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不恰恰也是秦朝吗？所以，把秦朝作为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开端，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事实上秦朝也正是力图用修筑长城把统一后的华夏同北方游牧民族分割开来的一个王朝。尽管这个分割并不成功，也没起到什么作用。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汉、匈平城之役，高祖刘邦被围于白登，差点丢了性命。整个西汉前期，北方匈奴一直是汉朝的严重威胁，终于导致汉武帝对北方匈奴的奋起反击。但是，就主观而言，秦始皇下大力气修建长城，显然想一劳永逸阻断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让自己作为“始皇帝”开创的宏伟基业能传诸万世。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秦朝说成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开端，实际上是存在一定局限的。至少，从秦始皇统一开始，就力图用长城在华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划分一条界线，这或许是造成后来掌握话语权的中国文人士大夫总习惯于将长城以外的北方游牧民族视作“异”和“异族”的根源所在，只是人们通常对这一点并不自觉罢了。故追根溯源，李济先生提出“两千年来的中国史学家，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的观点，正是从整体视野对中国历史的一个深刻洞悉。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统一以后“平定海内，放逐蛮夷”，“西北逐斥匈奴”。秦统一以后为什么会大规模修建长城，试图把北方游牧民族阻隔于长城之外？对此问题，《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或有助于我们对此事的理解。这条记载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游天下，到了北部边境，这时有一个叫卢生的燕人向秦始皇献上一本《录图书》，上有谶言“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得知此谶言后，立即派遣将军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胡人，略取河南地，攻占了今宁夏一带的大片地区。秦朝开始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也正是在蒙恬率大军攻退胡人之后。《资治通鉴》记：“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为四十四县，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但对“亡秦者胡也”这一谶言，《史记》集解却收录有东汉郑玄的一个注释：“胡，胡亥，秦二世名，秦见图书，不知此为人名，反备北胡。”
秦始皇
读到这里不禁让人哑然一笑。也就是说秦始皇对“亡秦者胡也”这句谶言作了错误的理解，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开往北部把胡人狠揍了一顿，并修筑长城，目的是不让谶言变为现实。殊不知“此胡”非“彼胡”，“此胡”乃指秦始皇的儿子胡亥，即后来的“秦二世”。“秦二世而亡”，故后人把秦始皇之后继位的胡亥称作“秦二世”，秦朝正是亡于胡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亡秦者胡也”这句谶言本身无误，得到完全应验，错只错在秦始皇把谶言中的“胡”作了错误理解。这不但使“秦二世而亡”，也导致了秦朝视“北胡”为大敌而严加防备，修建万里长城，成为力图把北方游牧民族阻隔于长城之外的王朝。
此件事是真是假，我们无从判断。从这个故事中包含的轻松与幽默来看，不排除它有可能是秦亡以后人们为嘲弄秦朝短命而编造的一个故事。但是，另一些事实也让我们难以轻易否定这条史料的真实性。第一，据史书的记载，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开往北部边境攻击胡人的是始皇三十二年即公元前215年，这与秦始皇巡游北部边境的时间正好吻合。第二条，春秋战国之时，阴阳与谶纬之学相当盛行。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就产生于这个时期。这句话是著名谋士范增在说服项羽的父亲项梁要有灭秦之信心时引用楚国阴阳家南公的一句谶语，范增的原话是：
“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
楚南公何许人？《史记》索隐说他是“楚人善阴阳者”。《史记》正义引虞喜《志林》一书说：“南公者，道士，识没废兴之数，知秦亡者必于楚。”《汉书·艺文志》记南公曾作有《南公十三篇》，他是六国时代的人，是楚国一位有名的阴阳家。范增在说服项梁之时，陈涉已率先起兵反秦，各地也纷纷起兵响应。从这一背景看，楚南公所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应在陈涉起兵之前。此外，范增也是力主项羽杀掉刘邦的人，理由是“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故当鸿门宴杀刘邦计划失败，范增遂发出“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的慨叹。足见当时阴阳与谶纬之学颇为流行。
也许，我们今天已无法弄清“亡秦者胡也”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但秦统一后加强了对“胡”的防备并修筑长城却是不争的事实。
先秦时北方戎狄与中原的交往联系已甚为密切。尧舜时代，《史记·五帝本纪》就有这样的记载：“三苖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鯀于羽山，以变东夷。”可见其时，华夏与周边四夷关系不但密切，且已形成“以夏变夷”的思想。战国七雄中所以是由秦统一六国，固然与秦的地理条件、变法等有关，但另一重要原因则是秦本身吸收和混合了大量戎狄因素，具“塞外野蛮精悍之血”（陈寅恪先生论唐朝之活力时用语）。《史记·秦本纪》记秦的先祖费昌时就说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又称“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企图通过吸取戎狄因素在战国争雄中胜出，最有名案例当属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赵国武灵王执政时，意识到赵“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于是“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资治通鉴》卷三），遂颁布胡服令，招骑射,即按胡人骑射之法来训练军队。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案例。应当承认，赵武灵王可能是六国中相当睿智的一位政治家，他最早意识到学习和汲取胡人的“骑射之法”可能是在战国争雄中立于不败的制胜法宝。这一见识的高明之处乃不言而喻，而它的产生正是当时华夏与夷狄密切互动的结果。
战国时燕、赵、秦三国都是直接与北方胡人毗邻，用修建长城来阻止胡人骑射之兵的侵袭并非秦人的发明，早在秦始皇修长城以前，燕、赵两国均已在北部边境修建长城阻止北方胡人的侵袭。所以，秦统一后所建的长城，一是仿之燕、赵在其北部边境筑长城；二是将秦长城同燕、赵原有的长城连接起来，遂形成“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万里长城。
历史之所以有趣且魅力无穷，很大程度在于决定历史走向的诸多因素中常常是“偶然”与“必然”相互交织。尽管我们无法确知秦统一以后修建万里长城并加强对胡人的防备，是否是因为“亡秦者胡也”这一谶言，但秦在统一以后，大幅度加强了对北方胡人的防备，修筑起阻止北方胡人南下的“万里长城”这一蔚为壮观的防御体系却是历史事实。
李济先生192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中国民族的形成》原是他的博士论文，192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要旨，诚如张光直先生归纳：“使用了五项不同的材料，即中国人人体测量数据、史书里有关城邑建造的资料、姓氏起源资料、人口资料，以及其他历史文献资料。从这五种资料中，李先生分析出中国民族的五个源头，即黄帝子孙、通古斯人、孟-高棉人、掸人和藏缅人。”并称“李济先生自他专业生命方才起步的时候便采取了研究中国古史各个学科兼行并进的方式”，张光直先生将之概括为“人类学派的古史学”。这篇博士论文采用的多学科方法与材料“兼行并进”的方式也奠定了李济先生毕生学术研究的基础与路径。
李济
令人感佩的是，正是这种人类学派的古史研究，使李济先生从一开始就对中国古史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眼光与见识。比如，为撰写博士论文，李济先生不仅对中国人种进行过体质人类学的测量，也对清代以前北方游牧人群三次大的南下进行过深入研究，故深知北方人群在中国人种形成中的重要性。其所以能够提出“两千年来的中国史学家，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样让人振聋发聩的独到见解，正是鉴于中国史学家对长城以外地区的忽视。故李济先生强调：“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
或许因为李济先生从一开始就是从多学科“兼行并进”的人类学派古史研究路径来完成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次人类学的探索》，这使得其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看待中国文明的眼光与见识明显高人一筹且不同凡响。李济先生有两个认识中国历史的观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且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方向性意义：
其一，“中国上古史须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看，不宜夹杂褊狭的地域成见。”
其二，“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里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参见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胡鸿保、张海洋等译，《国学书库·文史类丛》（第一辑，8种），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