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的文化史:“人类之祖”、道教神器和中国版“诺亚方舟”

葫芦,葫芦科葫芦属,广泛分布于全球从热带到温带的广大地区。

葫芦是中国人最早栽培的植物之一,中国古籍中称为“瓠”“匏”“壶”等。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葫芦皮,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距今7000多年前的葫芦及种子。进入文明社会后,文献中有关葫芦的记载不绝于书。据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统计,提到葫芦的古书有近百部(篇)。在中国文化中,葫芦与神话传说、宗教、文学、艺术、民俗乃至政治等都关系密切,正如著名民俗学者钟敬文所说,“葫芦是人文瓜果”。

《植物名实图考》中的苦瓠(葫芦)

《植物名实图考》中的苦瓠(葫芦)

一、葫芦是人类之祖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层中,发掘出了很多摹拟葫芦造型的陶器,腹部圆大臃肿,酷似孕妇。显而易见,它们不是实用的器物,而是被作为孕妇偶像来塑造和供奉的。

人类对“我从哪里来”有着天然的好奇。在进化论知识尚未普及之前,人类把自己的起源归功于某种神力,西方人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东方人则倾向于在周遭可见的自然物中追根溯源。葫芦,因为在先民的生活环境中很是常见,更因为一些生物学性状,比如藤蔓生长迅速、结果很多,果实形似孕妇、母体又多子等,都能和诞生、繁衍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所以,就成为众多造人神话的主角或者主要道具之一。

新石器时期的葫芦形彩陶

新石器时期的葫芦形彩陶


秘鲁古印加人的烙画葫芦

秘鲁古印加人的烙画葫芦

在汉族和其他许多民族的远古传说中,女娲抟土造人,或者伏羲、女娲结婚造人,是最普遍的两种“版本”。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写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伏羲考》认为,伏羲、女娲就是葫芦的化身,而中国至少有20个民族的49则故事,都说最早的人是从葫芦里生出来的。这些神话主要有六种故事模式:一、男女从葫芦中生出;二、男女坐瓜(指葫芦)花中,结实后,二人包在瓜中;三、造就人种,放在瓜内;四、瓜子变男,瓜瓤变女;五、切瓜成片,瓜片变人;六、播种瓜子,瓜子变人。

后来的民俗学者,在闻一多研究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共发现“葫芦生人”神话119则,涉及汉、彝、怒、白、佤、苗、瑶、畲、黎、水、侗、壮、哈尼、纳西、拉祜、基诺、土家、布依、布朗、仡佬、崩龙(即德昂族)等民族。

流传于云南省思茅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长篇创世神话《牡帕密帕》中说,人类的第一代扎笛(男)和娜笛(女)是天神厄莎用葫芦孕育出来的。扎笛长大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砍来最好的泡竹,找来最好的葫芦,找到蜂蜡和树槽,做出了第一只葫芦笙。”而娜笛则“砍来最好的金竹做响篾(口弦)。”后来,厄莎在葫芦笙和响篾里悄悄地放上了相思药,扎笛吹葫芦笙时就想起了娜笛,娜笛弹起响篾时就想起了扎笛,两人结为夫妻。经过十月怀胎,娜笛生下了13对孩子。孩子长大后,又各自结婚生子,人类便繁衍了起来。

布朗族的神话说,在开天辟地的时候,地上已有了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只是没有人。不知什么时候,在一个空旷的山谷里,长了一只大葫芦,里面孕育了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他们像娘胎里的胎儿一样没法自己出来。后来,从遥远地方飞来一只大天鹅,大天鹅用凿子似的尖嘴把葫芦啄了个大洞,里面的人才相继从葫芦里出来。这些人就是布朗族和其他民族的祖先。

尽管这些传说的内容不尽相同,却不约而同地说最早的人来自葫芦。正如《诗经·大雅》中所说的,“绵绵瓜瓞(瓜瓞可能指的就是葫芦或类似的蔓藤瓜果),民之初生。”葫芦这一神奇的瓜果,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神话中,竟如此巧合地成为各民族的共同祖源。

“葫芦生人”这一古老观念,在悠久的历史衍变、积淀中,逐渐衍生出了祭祖敬老(祖灵崇拜)、“合卺而酳(yìn)”、送瓜(葫芦)求子等民俗,从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葫芦文化。

唐代《伏羲女娲图》,1928年新疆吐鲁番采集,现藏国家博物馆

唐代《伏羲女娲图》,1928年新疆吐鲁番采集,现藏国家博物馆

在彝语词汇中,葫芦和先祖这两个词完全相同,都叫作“阿普”,可见彝族同胞是把葫芦当作祖先来崇拜的。人们认为,人死后,其魂灵可能回归到葫芦里或通过葫芦这座“桥梁”返归祖地。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摩哈直村的彝族人家里,在壁龛或供桌上,常供置一两个葫芦,一个葫芦代表一代祖先(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举行大典时,要吹葫芦笙为巫师伴奏。彝巫认为,从葫芦笙里发出的乐声,是祖先伏羲、女娲的声音。此外巫师还要表演采摘葫芦的舞蹈。仡佬族也把葫芦作为始祖的象征,置于神龛供奉。家里的老人死后,要把手指甲和脚趾甲剪下来放在葫芦里,置于屋后神堂秘存。在他们的眼里,被放入葫芦的死者指(趾)甲,具有死者不朽的象征含义。

葫芦既能生人,自然会和爱情婚姻有关。汉族古籍《礼记·昏义》中有夫妇“共牢而食,合卺而酳”的礼仪。“卺”就是把一个葫芦分成两个瓢,以彩线相连,“合卺而酳”就是夫妻二人用两瓢饮酒,以象征夫妻“合体”,并期待如葫芦一样多子多产。“合卺”是中式传统婚礼中最重要的环节,后来这个词用来代指婚礼。在唐宋时期,“合卺礼”还衍生出了“交杯”的细节,比如《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用两盏以彩结连之,互饮一盏,谓之‘交杯酒’。饮讫,掷盏并花冠子于床下,盏一仰一合,俗云‘大吉’,则众喜贺。”看来,到北宋时,合卺就不一定用葫芦了,不过盛酒的“盏”应该是耐摔之物,否则触地即碎,如何判断“仰”还是“合”,意头也不吉利。“交杯酒”的风俗一直保留至今,在喜宴上经常能见到,当然,使用的是普通酒杯,而不是葫芦。

葫芦在少数民族婚俗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云南新平的彝族同胞至今仍保留着一个古老婚俗:成亲之日,当新郎娶回新娘,步入厅堂之前,主持婚礼的人要将一个盛满灶灰的葫芦,掷破于新人面前,然后新郎新娘在烟雾弥漫中登堂入室。此俗称为“破壶成亲”。当地人认为,葫芦象征着孕育胎儿的母腹,掷破葫芦灶灰四散,象征着将来产妇能够顺利分娩。

二、中国版“诺亚方舟”

大约在旧石器和新石器交替时期(距今一万年前后),正逢一个冰河期结束,坚冰融化,全球普遍有大洪水发生。人类的祖先对这次大洪水所造成的灾难印象极为深刻,恐慌的情绪以口头形式一代代地流传下来,在文字发明后,又记成文字流传下来,并演变为某种固定模式的神话——大洪水过后,人类几乎灭绝,只有一男一女或少数几对男女因得到某种神力的帮助而幸免于难,从而再造众生。西方有著名的“诺亚方舟”故事,幸存者躲在事先造好的“方舟”里,而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故事,幸存者是躲在葫芦里。

闻一多曾对中国各民族的49个洪水故事进行分析比较,统计出当时的救生工具主要有葫芦、瓜、鼓、臼、木桶、床、舟等7种,总数为35件。而在这35件救生工具中,葫芦占了17件,居各类救生工具之首。近几十年来,随着民族学和民间文学的发展,学者们又发现了更多的与葫芦有关的洪水神话。试举几例:

黎族《葫芦瓜》:远古时期,黎族的先民遇到了洪水暴发,天下的人几乎灭绝,幸存一男一女和一些动植物藏在葫芦瓜里。后来,他们结婚了,繁衍了人类。葫芦瓜给他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条件,保住了黎族祖先的生命。因此,葫芦瓜便成为黎族图腾崇拜的对象,也成为后代船形屋的雏形。

神农架《黑暗传》:神的时代,由于诸神纷争,终于导致了一场大洪水,把神们都淹死了。这时,从洪水中飘来了一只大葫芦,玄黄老祖把葫芦捞起来,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对少男少女。于是,他把兄妹命名“龙氏”。龙族(汉族)便由此兴旺起来,人类也由此兴旺起来。

傈僳族《创世纪》:远古时候,天地相连,混混沌沌。人们都要弯着腰走路,要不然,头就会碰着天。有一个人骂道:该死的老天,你不能高一点吗?这咒骂触怒了老天,突然天降倾盆大雨,九天九夜不停,世间一片汪洋。有对兄妹俩人躲藏在一个大葫芦里,随着洪水漂流。洪水退落后,葫芦搁浅在泥滩上,兄妹俩人从葫芦里走出来,发觉天地分开了。天是那么高,地也不再那么混浊,出现高山、平原、河流、森林,但世上的人都被淹死了。这对兄妹结为夫妻,生了五个孩子。

勒墨人(白族的一支)神话:不知多少万年前,天神阿白偷偷地告诉人们说:“地上要发洪水啦,你们赶快搬到大葫芦跟前去住吧!”大家不相信,只有阿布帖兄妹照天神的话做了。不几天,地上果真发了空前洪水,一连九十九天不退,人们都被淹死,只有躲在葫芦里的阿布贴兄妹幸免于难。后来,他们生育了五个女儿,分别嫁给了熊、虎、蛇、鼠和毛虫,重新繁衍了人类。

苦聪人(拉祜族的一支)《创世纪》:古时有一寡妇,种一棵大树,遮住了太阳,人们用弩射,用刀砍,又用火烧,仅剩下树根,又让蚂蚁吃,于是从树根处冒出水来,倾盆大雨不停,洪水滔夭,仅剩下兄妹两人。他俩带着针和黄蜡钻到葫芦里,以针探知水情,有孔则以黄蜡补住,于是幸存下来,繁衍了后代……

类似的故事在布依族、壮族、水族、彝族、哈尼族、高山族、毛南族、仡佬族、侗族、傣族、苗族、瑶族、畲族、佤族等许多民族中都有广泛的流传。在这些故事中,葫芦的作用和“诺亚方舟”一样,给避难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也安全的空间,为洪水过后人类重生保留了“人种”。只不过,诺亚方舟是诺亚遵照上帝的旨意所造,而葫芦则天然具有“避水”的功能。

在木船尚未发明的远古时代,具有漂浮功能的葫芦可能是先民最重要的浮水、渡水工具之一。人们在过河涉水或是进行捕捞作业的时候,要在腰上系上几个葫芦,叫作“腰舟”,犹如今天穿上救生衣一样。古语里有“中流失舟,一壶千金”的说法,说的就是万一船沉了,廉价的不起眼的葫芦就成了最宝贵的救生工具。《西游记》中“流沙河”一段,观音的徒弟慧岸帮唐僧收服了沙和尚之后,就拿观音给他的红葫芦和沙和尚项下的九个人头骨组成一只法船,载着唐僧师徒渡过了“鹅毛漂不起,芦花定底沉”的流沙河。

至于故事情节如何由“载人”演变成“藏人”,一方面,不排除真的有那么大的葫芦,比如唐朝樊绰记载南召(今云南)风土人情的《蛮书》就记载“瓠长丈余……皆三尺围”;另一方面,“葫芦藏人”可能是受了“葫芦生人”故事的影响。其实,“生人”和“藏人救人”有时是不可分离的,交织在一起,无非是保证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并使种族繁衍。可见,葫芦这种“人文瓜果”,寄托了我们先祖多么强烈的对生命的渴望。也就是说,中国神话的一大特色,就是葫芦不仅可以“生人”,而且可以“救人”。

三、道教法器

葫芦的功能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又被进一步扩展,衍生出道家思想。

在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庄子的著作中,多次出现了“瓠”“壶”二字。比如《逍遥游》中记载了庄子与他的好友、论辩对手惠子的一段讨论。惠子说,他种了一种能结实五石(约300千克)的“大瓠”,用它盛水会裂开,剖开做成瓢,又不知道拿它装什么好,最后只好砸了。惠子其实是在用这种“大瓠”来讽刺庄子的理论大而无当,庄子反击说,“夫子固拙于用大矣”(你真的不会用大东西呀)。庄子认为,事物“所用之异”(可以有不同的用途),“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你有五石的瓠,为什么不考虑把它做成腰舟浮游于江湖呢,却忧虑它无处可以容纳,可见你的心过于浅陋狭窄了。)

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葫芦还被诸子当作“器用之辩”的道具,进入秦汉时期,葫芦的自然属性则逐渐被“仙性”所取代,成了仙境的代名词。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为求长生不死药,派齐人徐市(徐福)带童男童女数千人到“海中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求仙。到了东晋时期,王嘉在《拾遗记》中,把这三座神山改名为“蓬壶”“方壶”和“瀛壶”,还说三神山“形如壶(葫芦)器”,使葫芦有了“仙气”,象征着神仙栖息之地。此后,许多有关“葫芦仙”的神话传说都从这里衍生出来,如关于西王母从东海蓬莱道士那里得到灵瓜的传说等。

道观里的葫芦形装饰,赵爽摄于北京白云观

道观里的葫芦形装饰,赵爽摄于北京白云观

一般认为,道教创立于东汉时期。《后汉书·方术列传》里记载了一位道教人物费长房的故事,标志着葫芦正式成为道教法器:

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县(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

费长房后来被东晋道教学者葛洪列入了《神仙传》,并添加了费长房随那位老翁进入葫芦后的所见所闻:“入后不复是壶,唯见仙宫世界,楼观重门阁道。公(壶公)左右侍者数十人。”

“一瓢藏造化,天地一壶中。”小小葫芦,犹如洞天,别有天地,给人以无尽的想象力。《神仙传》描写的那个壶中小宇宙,即是道教人物津津乐道的“壶中日月”和“壶天仙境”。此后,在道教典籍里,类似的与葫芦有关的记载不绝于书。如大型道教类书《云笈七签》中有一则记载:“(施存)学大丹之道……常悬一壶,如五升器大,变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如世间,夜宿其内,自号‘壶天’,人谓‘壶公’。”与道教有关的人和物,很多都与葫芦(壶)有关。据说道教的创始人老子的老师就叫“壶子”。道教的另一重要人物列子也曾问学于“壶丘子林”。唐代有本书叫《酉阳杂俎》,其中有一章专讲道家黄老学问的,就被命名为《壶史》,可见葫芦(壶)在道教中的重要地位。

道家的许多用器都与葫芦有关:太上老君在葫芦形的火炉里炼出神丹,然后再用葫芦来装这些神丹;“八仙过海”中的八仙之一铁拐李,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宝葫芦;民间传说中的“宝葫芦的秘密”,那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灵物”宝葫芦,可能也是从道教借用、衍生过来的——或许反过来,道教借用了这个民间故事也未可知。

景泰蓝葫芦瓶

景泰蓝葫芦瓶

青花八仙葫芦瓶

青花八仙葫芦瓶


釉里红八宝纹葫芦瓶

釉里红八宝纹葫芦瓶

葫芦不仅是仙境的代名词,甚至葫芦本身也有了“仙气”,能完成很多特殊的“任务”,比如,盛一些其他器物不能盛的“水”。西晋张华《博物志》载:“庭州灞水,以金银铁器盛之皆漏,唯瓠叶则不漏。”南朝刘敬叙《异苑》云:“西域苟夷国山上有石骆驼,腹下出水,以金银及手承之,即便对过(漏),唯瓠芦盛之则得,饮之令人身香泽而升仙,其国神秘不可数遇。”民间故事《春旺和九仙姑》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九仙姑下凡与春旺结为夫妻,过着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一天,九仙姑在天井种下一棵葫芦,葫芦转眼间就长到了天顶。九仙姑便攀着这葫芦藤上天去给父亲做寿去了……在这里,葫芦藤变成了可登天的天梯。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与道教有关的器具,如瓷器、景泰蓝、家具、雕刻器等,都做成了葫芦形状;道教建筑的屋脊或顶上,往往镶嵌着瓷质或陶制的葫芦;医生“悬壶济世”(古代常常医、道不分),也表示他的葫芦里装的是能够救死扶伤的灵丹妙药;有些地区的民俗,则把葫芦挂在门首、或将绘有葫芦图案的帖子贴在堂上以驱邪祛病……

葫芦在道家的学说里,是涵藏太虚自然之气的太极,而在俗世的文人学士眼里,则成了精神寄托之物。唐宋不少诗人留下了吟诵“壶中”的诗句,如李白“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下途归石门旧居》)、白居易“谁知市南地,转作壶中天”(《酬吴七见寄》)、李中“壶中日月存心近,岛外烟霞入梦清”(《赠重安寂道者》)、钱起“海上春应尽,壶中日未斜”(《送柳道士》)、戴叔伦“东城南陌频相见,应是壶中别有家”(《赠韩道士》)、陆游“乃知壶中天,端胜缩地脉”(《壶天阁》)、王炎“岂但壶中堪避世,也胜图上可游仙”(《到胡道士草庵》)等。人们羡慕或幻想着躲进那个拥有独立空间、浑成而自足的世界。那些仕途不得志或科场失意的人,往往也带着一个葫芦,寄迹于山水之间,来显示自己的清高孤芳之志。

本文经领读文化授权摘发自《人文草木:16种植物的起源、驯化与崇拜》(苏生文 赵爽 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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