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崇著《重塑中华帝国——满鲜关系，1616-1911）》（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Yuanchong Wang，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8）
近年来，对于清代中国与边疆及周边关系的研究，持续成为学术热点。比如，受到北美所谓“新清史”影响的一系列作品——以马世嘉《破解边疆、破解帝国》、金光明《边地资本主义》，及金宣旼《人参与边地》等为代表——生动地揭示出：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其复杂的面向绝非“朝贡体系”一词可以概括。而即使谈论“朝贡体系”，不少新作品也告诉我们，这个所谓“体系”比过去我们所认为的要复杂、灵活、多元得多。2018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元崇所著的《重塑中华帝国：满洲朝鲜关系，1616-1911》一书（以下称《重塑》）。该书以“朝贡”关系中最为典型的清与朝鲜双边关系为研究对象，生动而具体地展示了清朝对外关系复杂性和灵活性。
不过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也许有些读者会受本书副标题的“误导”，以为这是本讨论早期现代中朝关系史的书。不是的——关注此问题的读者，可以参考大陆学者如杨昭全、李花子、王元周、孙卫国等的精彩著作；此外，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也有许多学者，对这个时期的中朝关系有着相当深入的阐发。《重塑》的真正着眼点却不在于此。它最为核心的关注是：清代中国如何通过将朝鲜置入其建构的国家世界观中，来塑造和改造自身的身份，并借此处理清政权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重塑》一书并不像其标题看上去的那样，是一本普通意义上的“双边外交史”著作。清朝与朝鲜双边关系，更像是一个由头，用以引出本书真正的主题，那就是：中华世界观在清代的变化发展、此世界观如何付诸实践、以及它从17世纪早期到20世纪早期的兴衰历程。从这个角度理解，《重塑》更为显著的问题意识，在于讨论“中国何以是中国”？也因此，与其把本书置入清代外交史的脉络来看，倒不如置入近二十年来精彩纷呈的，围绕清代国族史、国家建设、及国家性质的学术理路中理解，可能更为恰切。当然，对“何谓中国”这个问题的多角度解答，并未结束。不同于关注清朝“对内”身份诉求的作品（例如张勉治《马背上的朝廷》或者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本书介入讨论的方式，是观察清代政权“对外”的互动和身份塑造。
作为由边疆族群建立的、在后来的两个多世纪里横跨内亚和东亚的政权，清在成立之初，便开始了目标明确的意识形态建设，以构建其在东亚和内亚世界观下的双重合法性。为了巩固其在内亚边疆的统治，清政权羁縻蒙古，并通过蒙古进一步笼络西藏。其最典型的意识形态建设，是接受蒙藏地区最为流行的宗教：格鲁派藏传佛教，与宗教领袖们建立个人色彩浓厚的施供关系，从而获得内亚草原地带的政治认同。不过，要在儒家理学传统根深蒂固的东亚地区，建立一套能够克服“华夷之辨”的合法性论述，显然要难得多。《重塑》一书正是聚焦于这个过程。作者的论点是：清政权在东亚社会构建合法性的重要策略，是通过与自命为“小中华”的朝鲜建立（甚至是强迫）既特殊、亲近，又等级分明的制度性关系，来挑战“华夷”意识形态。通过这种方式，过去被东亚儒家士人视为夷狄的满洲精英，把自己打造成文明世界的新领袖。而到了19世纪，当清朝政权以及整个中华世界秩序，都受到来自欧洲和日本的殖民威胁时，清朝和朝鲜又通过调整双边关系，努力使自己适应这个以欧洲国际法为依据的新世界秩序。当然，他们的努力最终失败了，清韩双边关系从君臣等级关系，转化为平等主权国家关系，这也进一步加速了中华帝国的溃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大概可以说，17到20世纪的中国被“重塑”了两次：第一次是满洲入主中原，第二次是全球殖民主义的闯入。而在这两次重塑中，中国域外之朝鲜，其角色都显得既举足轻重，又十分微妙。
在我看来，《重塑》一书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三项重要的讨论视角：分别是“宗藩原则”，“礼制话语”，以及“朝鲜事例”。正是这三个视角，让本书跳出对一般双边关系的梳理，以貌似讨论“国际关系”方式，介入对清代国家性质的探索。即便在国家间关系方面，作者的理论选择也比较清晰：放弃比较流行的、国际关系学的框架（典型如南加州大学康灿雄教授的《西方之前的东亚》），而着力把清朝与朝鲜关系放入各自的历史话语情境中认知。当然，对“话语”的重视，并非否认物质性的力量。很明显，清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始于战争亦终于战争。正如所有国家间关系一样，两国关系的本质，用国际关系学的讲法，是一种结合了暴力、强迫、对话、妥协和适应等各种互动的权力政治。但不能忽视的是，最终是还是思想性的资源——包括意识形态原则、礼制实践和历史先例——才让清朝和朝鲜关系（以及清朝整体对外关系），实现了合理化、固定化和规范化。而这种所谓“软实力武器”的思想性资源，是“中国世界秩序”区别于近代欧洲体系的最显著特征。我们需要离开表面的权力政治层面、深入历史档案中去观察和认知。
“宗藩主义”
半个多世纪前，费正清开创性地提出，东亚曾存在一个“中国世界秩序”。50多年来，由当年的讨论引出的所谓“朝贡体系”（及其衍生概念），成了分析前现代或者现代早期东亚区域秩序的一个方便的概念，在今天仍然广泛流行。东亚世界复杂、丰富、交互的跨国互动，常常被简化、曲解成所谓“朝贡体系”，而实际上，这种互动很多时候无关朝贡，亦远远不成体系。近二十多年来，经由何伟亚、濮德培、滨下武志等历史学者的不懈努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此概念的局限性。《重塑》同样反思了这个概念的不适应，而代之以一个更有解释力、在新一代东亚学者中逐渐引发关注的本土概念：“宗藩”。
正如许多论者指出，作为政治概念的“宗藩”，来源于儒家理想世界中的家庭宗族结构。在帝制中国的政治语境，“宗”指皇族一系而“藩”是在周边拱卫皇族的屏藩。两个概念合在一起，体现了在天下秩序中，一种相互认同的、等级制的、亲缘性的政治秩序。理论上讲，在这个秩序中，通常中原政权作为天朝上国，是上级的“宗”，周边认同此秩序的政治体则是从属性的“藩”。问题是，“天下”包括哪些地方？“中国”是否就等于“天下”呢？
回答此问题的难点在于，直到19世纪晚期之前，中国都不是一个由清晰、抽象边界所定义的领土国家。但同时，中国又不是全然没有边界的。皇帝作为“天子”，其统治权力并不及于边界、边疆之外，但他却又是周边政权（朝鲜、越南、琉球等）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怎么理解这种看上去模糊、甚至有些矛盾的现象呢？《重塑》一书提出，应该把中华帝国分成两个层次看待。第一个面向是作为“领土帝国”（territorial empire）的中国，在这个帝国中，天子通过官僚系统和军事设置，实施直接管治。另一个面向是作为“政治文化帝国”（political-cultural empire）的中国，在这个范围里，天子通过礼部等机构，施行一种礼仪性、文化性的监督。朝鲜王朝就属于第二个层面中的帝国之中。朝鲜在内政上完全自主，同时又作为外藩，服膺于中国皇帝。
以当代标准看来，此种作者名之为“宗藩主义”的政治制度，似乎和帝国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类似。所以有些学者坚称清朝对待朝鲜的方式证明了此区域存在“中国帝国主义”。但是，作者明确指出，宗藩主义和帝国主义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宗藩关系是一种相互构建的关系，而帝国主义是单方面强加的。在宗藩关系中，虽然外藩君主要依靠上国皇帝名义上的承认，但上国皇帝同样也需要外藩君主的支持，才能拥有合法性。每当新朝取代旧朝，新统治者急需周边属国的认同，才能展现其“承仰天命”。在明朝与元朝争夺正统、乃至明朝内部政变之时，明朝皇帝与新成立的朝鲜王朝，就建立、强化了相互承认的宗藩关系，两个新政权相互赋予对方合法性。到了清朝意图代明而兴，也同样如此。
1616年，建州女真的大汗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迫不及待要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其策略之一，便是在宗藩框架下重建与朝鲜王朝的双边关系。当时，朝鲜作为明朝最忠实的盟友，视女真为次等蛮夷。而后金政权通过1627年第一次入侵，迫使朝鲜接受双方为“兄弟之邦”的对等关系。十年后的1636年，已经更名为“大清”的满洲政权再次入侵朝鲜，逼朝鲜不再效忠明朝，转而认清朝为上国。这两次战争，满洲政权所需要的，并非土地，亦不仅仅是资财，而首先是宗藩关系网络中的上国地位。清朝所获得的承认，绝非只是象征性的。通过迫使朝鲜承认清朝皇帝为新的天子，清朝实际对外宣称了自己才是（政治-文化）“中国”的合法统治者。也就是说，距离清军入关还有7年，清朝已经通过奉行儒学的朝鲜，将自己的身份改造了：由夷而华，由边缘政权而成了新的“中国”。
时间跳至19世纪，宗藩主义遭到新的一套制度规范的严重质疑和挑战。西方殖民帝国迫使亚洲国家接受欧洲国际法，从表面上看，国际法的基本假定，就是主权国家是独立而相互平等的。宗藩主义的逻辑，很难与国际法对世界的想象和规治相协调。尽管晚清政治人物如李鸿章等，想尽办法将宗藩原则与新制度相适应，用国际法话语解释宗藩秩序，以期挽狂澜于既倒。但是，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外交官，则拒绝承认朝鲜既是主权国家、又是中国属国的地位。李鸿章等的努力落入了“法律泥沼”（第124页）而徒劳。就此而言，《重塑》明确指出：19世纪晚期中国针对朝鲜的措施并非是欧美那样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的表现，而是一种“宗藩经验主义”（Zongfan empiricism）（第17页）。《重塑》的观点也由此与近些年来欧美学界出现的“清代帝国主义”（Qing imperialism）形成了鲜明对比。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朝鲜最终成为“独立”国家，东亚的儒家世界秩序亦随之完全崩解。“政治-文化”面向的中华帝国消失了。也因此，“丢失朝鲜”让中国由天下国家，变为一个由国际法所定义的“现代”领土国家。
礼制与话语权力
《重塑》一书并不轻视军事、商贸等物质性权力在塑造双边关系中的作用，但显然更关注话语性权力，包括礼仪、政治修辞，及书写格式等细节。作者提出，对于清帝国而言，“朝鲜是中华帝国的一个政治-文化边疆，但这个边疆是隐性的，只存在于中华世界的思想意义上”（第184页）。本书细致地论证了 “思想”力量在权力政治的本质。在塑造东亚宗藩等级秩序的力量中，话语、修辞和书写，与军事征服一样，发挥了具体而深刻的作用。我们不能简单视之为仅具象征意义、而无实际意义。
研究对外关系，学者们都要依赖外交文书和档案。多数历史学家往往注重文字内容，却很少有人深究书写格式和沟通渠道，这其实是把很大一部分“隐秘文本”自动忽略了。而在研究早期满洲政权和朝鲜的外交互动中，如果我们能够破解其中非文字性的信息，那么许多看似例行公事的交涉会显得十分生动。比如，《重塑》一书提到，在1619年，努尔哈赤第一次向朝鲜国王投送“国书”及七大恨文告，信上有蒙古文印“后金天命皇帝”。而基于宗藩礼制，朝鲜国王（光海君李珲）拒绝承认努尔哈赤为平等君王，更不会承认其为皇帝。因此，既不能不回复努尔哈赤，又不能直接回信的光海君，只好假装不懂蒙文，敕令平安道观察使朴烨赐书努尔哈赤，依旧例称其为“建州卫马法”（第23页）。另一个生动的例子，是关于公文行文中的“抬格”。清代正式外交公文中，凡遇到“天”、“帝”及帝王年号等字眼，须另起一行并抬高文字位置，令其位高于“王”以及其他文字。满洲与朝鲜政权在1627年至1636年，建立了兄弟之邦的关系，此时文书中皇太极的年号，仍低于“天”，但和朝鲜国王的抬格平级。1636年，朝鲜降于皇太极，转奉清朝为上国，此后外交文书中皇太极的抬格与“天”等同而高于朝鲜国王（第35至40页）。这种看似微小的书写格式，在等级制的世界秩序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展示着政治地位的巨大变化。满洲政权成为了中心，在双边关系中成为象征父权和君权的“宗”，而朝鲜则从满洲的“弟”，进一步降为“臣子”和“外藩”。
朝鲜王廷的向清朝行使礼仪，对清政权在东亚世界地位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1637年2月，朝鲜国王（仁祖李倧）走出南汉山城，向皇太极投降。清在三田渡设台受降，李倧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作者指出，这一高度仪式化的表演“标志着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正式确立”（第41页）。更重要的是，这表明：清朝在向明朝借鉴一整套宗藩体制，用以打造自己的中国身份。两年后的1639年，在清朝的命令下，朝鲜于三田渡树立功德碑，以“歌颂”清帝。碑上镌刻满、汉、蒙三语文本，进一步确立双方的关系。碑文中称清为“大邦”或“上国”而朝鲜为“小邦”（第46至48页）。如果从政治礼仪角度视之，此时似乎是清更需要依靠朝鲜，来宣传其正统权威，而不是相反。政治承认在礼仪中展现出来，于是礼仪也就成为一种政治权力，体现了对帝王权威的根本性认同。从这个插曲中，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1792年英使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时，清廷一度坚持要求他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了。
韩国电影《南汉山城》
同样的，在清朝和朝鲜力量孱弱的19世纪后期，儒家世界观和礼仪制度被西式外交制度坚决拒绝。那时，形式化的宗藩礼仪，恐怕是两者传统关系最后的粘合剂。清朝官员希望借此延续天朝上国的名分，甚至借用西方制度来达到此目的。清朝设立了外交事务部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指导朝鲜与美国等国签订了通商友好条约。同时，清廷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代表。为了向西方和日本的外交官展示，自己的身份高于“外交官”。袁世凯精心挑选了自己官衔（“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的英译：“His Imperial Chinese Majesty’s Resident”。但是，这个翻译相当蹩脚，实际是把朝鲜，类比于欧洲在南亚或非洲的保护国甚至殖民地（第179页）。这种文化误植，再次显示了宗藩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不可通约。宗藩主义和殖民主义不同，它从未超越“政治-文化”层面，而发展为实质性殖民。尽管少数清朝官员曾有郡县化朝鲜之议，但此议并未引起多大兴趣，更未获清廷支持。
“朝鲜事例”
尽管清朝不断致力于身份构建和意识形态建设，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种构建一直受到各种质疑和挑战。核心问题在于，满人在儒家士人眼中，无论从族裔角度还是文化角度看，都是“蛮夷”。因此清朝皇帝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论证所谓“华”既非族裔概念，亦非文化（语言、服饰）概念，而首先是一个政治合法性概念。只要统治者能成功证明其“承仰天命”，弘扬儒家道统，他就是“华”。中华身份不必是排斥性的。从顺治到雍正，清朝统治者的策略是消除华夷界限，以示其为天命所归。而乾隆皇帝则采取了另外一个策略。和他前面的几位皇帝不同，他反而强调“华夷之辨”，只不过是将满人作为“华”，而周边则是“夷”。不论在哪种策略中，朝鲜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也因此，作者在书中认为，在清代的世界观建构中，存在着作为模板的“朝鲜事例”。
朝鲜是清朝第一个崇奉儒家正统的外藩。一旦和朝鲜建立宗藩关系，清朝即可宣称自己在宗藩网络中的核心地位。清朝继承了明代的宗藩体制，包括册封属国的王室成员，颁发日历，接纳贡礼，相互遣使，以及互市等等。清朝以和朝鲜的关系为前例，建立了和其他一些前明属国的关系，比如安南、琉球和暹罗。在清代早期的区域秩序建设中，朝鲜是规范和标准。到了乾隆时期，清朝作为“中国”以及域内超级强国的地位，已经稳固。乾隆展开了一系列意识形态运动，重新划定华夷界限。清廷所颁布发行的有关“夷”的文本和图像中（比如《皇清职贡图》），身着明代服饰的朝鲜儒学官员的形象，出现在第一位（第82-83页）。这种转变有些出人意料，这说明清代早期成为“华”的标准——坚守儒家礼仪和意识形态——到了中期，已经不再是判别政治地位优劣的充分条件了。至少在乾隆眼中，满人不需要自证为“华”了。宗藩秩序本身，即足以提供给清朝成为“中国”的合法性。
1761年《皇清职贡图》
更重要的是，本书还指出，朝鲜事例在不同历史情境中有着不同的意涵。比如在19世纪后期，李鸿章等清朝官员让朝鲜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在条约签订后又附加说明，说朝鲜与美国的关系，并不影响朝鲜为中国属国的关系，意在以西方条约机制肯定宗藩主义。在后几年中，清朝以此为蓝本，又让朝鲜和其他几个西方国家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此时，“朝鲜事例”成为清朝维系其政治-文化帝国性的最后努力。另一个案例，则说明“朝鲜事例”不只是用来维系，也可以是排斥性的，用来拒绝将某些政治力量纳入“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中华帝国。康熙征讨台湾郑氏政权之时，郑经曾提议台湾“仿朝鲜之例”，建立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免于剃发易服。康熙皇帝严词拒绝，理由是朝鲜“从来所有之外国”，与台湾不同（第56页）。也就是说，清朝皇帝设定了一条严格的界限，规定了谁可以被排除在“领土”中国之外，谁不可以。
概言之，《重塑》一书详尽、全面地解读了清朝与朝鲜近三百年的关系，并借此生动展现了“中国”概念曲折、复杂的发展演变。作者熟练运用了汉文、英文、日文、韩文和满文等多语种材料，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有关“身份”塑造的故事。虽然作品面对的主要是英文读者，但对于汉语学界，也足以引发深入的思考。比如，从对外关系角度视之，清朝究竟是怎样一种帝国？而与欧亚大陆其他帝国相比，我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将清朝称之为帝国呢？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虽然对清朝的身份构建着墨甚多，但也相当强调朝鲜在宗藩关系构建中的主动作用。在双边互动里，朝鲜也塑造了自身的独特身份，努力维护着自己的利益。当然，这部分内容无法在这篇短短的书评中充分展开，希望有兴趣的读者能够自己去发掘其中的精彩之处。
（本文根据作者发表于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的英文版书评改写而成。见Nianshen Song, “Review of‘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70, (2020): 203-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