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华：“中兴”之义及“同治中兴”命名之非

十九世纪下半叶出现数以百计的中兴史著，其中不仅充满了谀词，所认中兴君主也有歧见。流行最广的是鼓吹“同治中兴”。这些编撰之作中论述的中兴话语，与历史脉络中的中兴涵义已无相似处。

念及“同治中兴”一词长久成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知识点，尤其使人惘然。

“中兴”一词昉于《毛诗序》（《烝民》序：“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后来变成史书中的基本概念或史学关键词。孔颖达说“中兴之事，于经无所当也”，在儒家经典中不见有相关界定。研究者常用的定义出自南宋地方官吏王观国《学林》卷二“中兴”条：“中兴者，在一世之间，因王道衰而有能复兴者，斯谓之中兴。”但这一松懈的定义只是为南宋君臣滥用此概念开方便法门。隋唐以前，对其涵义及使用有明确规定。唐宣宗时史官蒋乂，否认武则天之后继位的唐中宗为“中兴之君”，理由是“母后篡夺以移神器，赖张柬之等国祚再复，盖曰反正，不得为中兴”，随即举出简洁的定义：“凡非我失之，自我复之，为中兴，汉光武、晋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复之，为反正，晋孝惠、孝安是也。”（《新唐书·蒋乂传》）所谓反正，源于《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拨乱世，反诸正”，意即废而复兴，还复本位。这一定义不是蒋乂的私见，其句式在六朝史书中并不罕见。如《梁书》卷二十九记梁武帝遭遇候景之乱，以为帝位不保而叹“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稍前的姚最《梁后略》述萧衍语作“得既在我，失亦在予”），其子梁元帝萧绎平定侯景之乱，“用宁宗室”，称中兴主并不算过誉，但《梁书》认为他“禀性猜忌，不隔疎近，御下无术”，未给于中兴名义。可知六朝史官定义“中兴”兼顾主客观，对君主德才要求严明，难得出现如宋高宗一类浪得虚名的情形。

中兴定义的泛化与读音两歧有关。民国刘咸炘论宋、明有实学，例证“因古音而及义由音生之说”首发于王子韶、王观国等两宋学者（《右书·宋元明实学论》），上述《学林》的定义依据也在这点上，王观国认为中兴的“中”字分平声、去声，“有钟、众二音，其义异也。‘钟’音者当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众’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间尔。中兴者，在一世之间，因王道衰而有能复兴者，斯谓之中兴，首尾先后不必均也”。他举证说商高宗、周宣王、汉光武帝、晋元帝、唐肃宗都号称中兴，“其时首尾先后不必均也，此中兴之‘中’所以音‘众’也”。又以杜甫诗为例，“杜子美《喜达行在所》诗曰：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又《送郑虔贬台州》诗曰：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二诗皆律诗，倂用中字作去声。”此说在后世颇有应和者，民初号称精通史学的恽毓鼎还在复述“中兴之中，有平、去二声。杜诗‘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又云‘神灵汉代中兴主，功业汾阳异姓王’，是两音并用”。（《澄斋日记》1915年7月11日）然而王观国的辨说无助于澄清中兴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史书叙论中兴事例，何曾有“首尾先后不均”不得为中兴之说？规定中兴之中一概作去声则尤属无理。清初钱澄之即对此有相反见解。

《田间文集》卷四《与方尔止论虞山说杜书》批评钱谦益注杜甫诗“新数中兴年”“百年垂死中兴时”，擅将两“中”字误改作去声，对此举出数证以明“中”作平声：“《系传》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谓《易》作于上古，圣人故称文王以中古以兴也。殷有中宗，唐亦有中宗，皆因先业中衰，而后有中兴之号，今作去声，是何义乎？二宗亦可以去声称耶？且子美‘中兴’二字屡见于诗，《秋日夔府咏怀百韵》有云‘侧听中兴主，长吟不世贤’，《赠韦大夫》诗云‘汉业中兴盛，韦经亚相传’，《送灵州李判官》诗云‘近贺中兴主，神兵动朔方’，《诸将》诗云‘神灵汉代中兴主，勋业汾阳异姓王’，此四‘中’字亦宜作去声耶？”钱认为杜诗屡见中兴一词而牧斋不识其义，缘于他对杜甫见证盛唐兴衰的经历不能感同身受，“生长华贵，沉溺柔曼靡丽之场，于子美之时地情事，生平所未尝历，胸中无此种境界”。杜甫身经安史之乱和肃宗中兴，诗中以唐“中衰而中兴”比肩汉光武中兴，其中兴之义与蒋乂的定义相合，因而钱澄之认为“中”作去声不合杜诗本义。

事实上，清初遗民关注中兴的历史叙述，对夏商周三代中兴君主缺乏兴趣，对宣王中兴之说有异议，“宣王杀杜伯，左儒死之。一时杀二贤臣，安在其为中兴令主也哉？”（王弘撰《山志》卷三《左儒》）对所谓宋高宗中兴也是异口同声地否认，“高宗昏懦，桓、灵类也，是恶可以中兴称焉？”（《山志》卷六《汉帝》。作为对照，有关南宋朝臣对绍兴中兴的谀颂，参见虞云国《南宋高宗朝中兴语境的蜕变》一文，澎湃新闻网2019.5.11）而着力烘托汉光武帝、唐肃宗等失而复得的中兴事迹，分明寄托着企盼南明中兴、收复明室江山的愿景。“古之为国者，以开创之人为鼻祖，以守成之人为肖子，以中兴之人为神孙，以末季者为败类。”（李楷《河滨文选》卷一《体论》）历来史官对开创天下的评价远高于继业者，惟独清初遗民对光武帝的评价高过刘邦。“高祖之豁达，霸者之略也；光武之恢廓，王者之器也。高祖外宽内忌，光武内外如一。”（《田间文集》卷二《光武论》）“光武德过高祖，以南阳布衣为中兴明辟。”（邱志广《柴村文集》卷一《光武论》）类似议论可谓援古讽今，明白期盼南明朝廷重演光武中兴史。如顾炎武诗云“汉灾当百六，人未息讴吟。”（《感事》）明朝虽当厄运，但一如汉末中兴可期。“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愿言从邓禹，所谒待西巡。”（《恭谒孝陵》。邓禹，助光武中兴功臣之一。）亭林并将唐王称帝看作中兴开端，“闻道今天子，中兴自福州。”（《闻诏》）傅占衡也以光武即位比拟唐王，勉励友人尽忠而为“将来中兴一人耳”。（《湖帆堂集》卷四《贺南昌沈候行取序》）顾炎武1658年作《京师作》诗，已感知中兴难以实现，“空怀《赤伏》书，虚想云台仗”。有失望而不绝望，其矢志中兴的信念尤其显示于《大唐中兴颂歌》，此诗纯从南明中兴可期的视角称赞中唐诗人元结的《大唐中兴颂》，“如见古忠臣，精灵感行色。以示后世人，高山与景行。留此系人心，枝撑正中夏。援笔为长歌，以续中唐音”。钱谦益在福王称帝后上《矢愚忠以裨中兴疏》，企望弘光政权成就晋元帝中兴伟业。他编《历朝诗集》，用“渊明甲子之例，于国号、纪年皆削而不书”，道咸间进士周星誉，还在斥其“想望中兴，以表其故国旧君之思，真无耻之尤者也。”（《鸥堂剩稿·历朝诗集跋后》）而《国粹学报》1908年重刊《钱蒙叟历朝诗集序》，按语多引述周星誉跋文，却已转贬斥为褒扬，显见清初“中兴”涵义与清末革命党宗旨相合。为明朝续命的遗民写下丰富的中兴史述，汇成一股明朗刚健之风，本应成为清初当代史热流中的浓重一笔，却为清廷禁毁而不知所踪。如奇人冯梦龙抗清之际所作《中兴从信录》（即《中兴伟略》），以及顾绅《中兴纪录》《中兴颂治》、朱鉴等《中兴肇记》等，皆因名列禁毁书目而消失。

乾隆年间，牧斋同乡王应奎重提二钱说“中兴”分歧事，“钱饮光力诋东涧之注杜事，见于《与方尔止书》，其说甚谬，恐贻误后学，为一正之。” （《柳南续笔》卷四《饮光误论》）但所正之说，只是照抄王观国《学林》所谓平、去二音并行的定义，无任何新意，却显示中兴之义由汉唐旧说为宋人新义所取代。涵义泛化的趋向尤其体现于姚椿《中兴论》。姚氏是姚鼐弟子，道咸间国子监生，此文从历史角度专论中兴涵义。他将中兴分为两种类型，“有乱世之中兴，有治世之中兴。”前者特点在“扫除而作新之”，有夏少康、周宣王及东汉光武帝的中兴；后者特点在克服怠猛，“怠则整齐而严肃之，猛则休养而生息之”，有商太甲、周成王、汉昭帝，及唐宪宗、武宗，宋仁宗、孝宗和明孝宗的中兴。两类的共同点在“其道因而兼创”，能够承先启后，但通篇在论证后一类中兴的难能可贵。“人知继乱世之难，而不知继治世之难为尤甚。”姚氏给出的定义“夫所谓中兴者，非功名勇武之为难，而保世滋大之为贵”，与王观国所下定义同样含混，与汉唐旧说相去甚远。枚举的后一类中兴事例，均属自我作古。比如重点论证西汉昭帝继承武帝所遗虚殆的烂摊子，用霍光辅佐行政，遂使“中国富实，四夷宾服”，若是宣帝继位，则汉祚“不再传而失”，故霍光辅昭帝，可媲美周公辅成王，同为中兴佳话。这是姚氏看着现状曲解汉史，史书不以昭帝为中兴主，而以宣帝剪除霍光势力，使汉室转危为安，“称中兴焉”（《汉书·循吏传》），“孝宣之治，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汉书·孝宣本纪》）荀悦《汉纪》则谓宣帝继承武帝制度遗文，方能成就中兴之业，对中间的昭帝忽略不提。姚说显然于史无征，后来王闿运将曾国藩比作霍光，也是拟于不伦。十九世纪中叶，清统治已是日薄西山，藉再塑中兴语义而成强心剂以提振士气，这是姚椿凿空之论的意图。不过据他否认宋高宗中兴的理由：“宋高宗之仅恃其臣以为恢复之资，而窃光显之号，得终其身，又何中兴之足云？”若活到同治年代，想必不会认可同治中兴的名号。

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

十九世纪下半叶出现数以百计的中兴史著，其中不仅充满了谀词，所认中兴君主也有歧见，除同治之外，有指咸丰为中兴皇帝（李滨《中兴别记》专纪咸丰中兴事迹），也有“同光中兴”之类不通的冠名。流行最广的是鼓吹“同治中兴”。这些编撰之作中论述的中兴话语，与历史脉络中的中兴涵义已无相似处。如1875年浙人京官陈弢《同治中兴奏议约编》自序，将中兴与反正混为一谈，并将同治中兴比作宣王中兴。周宣王的中兴是针对其父厉王的昏愦而言，同治较之乃父咸丰则百无一是，陈氏的比附全无道理。至于谀颂同治“孜孜求治，十有三年中，庙堂擘画何等焦劳，中兴事业甄殷陶周”，比照六岁登基、十三年后亲政半载就病死的史实，明显是一派胡言。当时另一浙绅徐有珂，借仿作元结《大唐中兴颂》，“以颂圣朝中兴之盛”，将同治中兴比作肃宗中兴，即以太平天国起义等同安史之乱，（《小不其山房文集》卷二《拟元次山中兴颂》）与顾炎武撰《大唐中兴颂歌》完全是貌同心异。薛福成作《中兴叙略》上下篇，无颜颂君，转而吹捧“中兴圣相”曾国藩如何只手擎天。而曾氏另一门下士孙衣言，则指出“肃、代中兴而御将之权替，高、孝中兴而养兵之患成”，含蓄的说明曾氏权势有限如唐将郭子仪。（《逊学斋文钞》卷十一《刘文清公手书杜诗册题后》）清人撰曾氏传记的套语不外乎“天生圣相”开“中兴景运”，但曾氏本人何尝以中兴名臣自居?

光绪初，学识俱属上乘的平步青作《中兴》一则，针对“近刻有《同治中兴录》、《同治中兴奏议》二书”，从定义和实事两方面对同治中兴名称予以否证。他揭示《新唐书·蒋乂传》中区别中兴、反正的定义“最为分析明白”，《宋史·南唐世家》韩熙载辨别“古者帝王己失之，己得之，谓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谓之中兴”云云，则本于蒋乂之说。据此定义，平氏认为清朝统治不曾有过失而复得的变故，“发捻跳梁，欧罗窥伺，旋即平定，何损于治？先帝一遵家法，何得以周宣相拟？光武同姓再兴，晋元偏安江左，尤非臣下所忍言。以此名书，无礼已甚，至章奏书牍，类多以中兴二字绳颂勋臣，亦为失检。”（《霞外捃屑》卷二）撇去颂清套话，平氏明确指出同治中兴的提法不能成立。山东按察使赵国华于光绪初年撰写的《中兴论》一文，则剥去中兴一词的各种历史语义，至接从家天下名分定义历代中兴现象，“少康于夏，宣王于周，光武于汉，元帝于晋，肃宗于唐，高宗于宋，史皆谓之中兴；或曰祖宗之泽为之也，或曰其君之才为之也，或曰为其乱之势犹不足以尽之也，……不尽然也。”所列三种情形都不足称要因，促成中兴之局的关键在于家天下名分意识制约人心，“开创之君得人心而后得天下，中兴之主因人心而以得濒失之天下。天地之经，君臣父子，其父为天子，天子为天下之君，非天下之君之子孙，非人心之所向，制于名也，众人之心之所向，而遂无人焉敢有不向束于义也。故夏周晋虽其德递降，而其势足以均，名义进之也；汉唐宋虽其才递降，而其势足以均，亦名义进之也。”（《青草堂集》卷一《中兴论》）此文欲褪去中兴君主头上的不凡光环，所谓中兴或伟大复兴，不过是他人不得插手的家内事，是君臣父子观念让危机中的君主沾光并化险为夷。在当时一片颂扬声中，其论不言而喻有着暗损“同治中兴”之意。康有为的变法奏议时有套用“同治中兴”说辞，而私下讲课则明言“咸丰乱离之后无学”，“道光以后，上无礼，下无学，贿络公行，垂至于今。”（《南海康先生口说》）章太炎更直陈同治以后处处呈现乱象和危亡之兆，正是清初遗民谋略的结果。（《自述学术次第》）在他们眼里，何曾有一丝半点“中兴”迹象？

虽说早在二十世纪初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中西史著，已想当然地将“中兴”列为太平天国之后的历史章节，在将“同治中兴”说辞视为历史真实上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却是美国汉学家芮玛丽（Mary Wright）1957年发表的著作《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此书第四章有“中兴一词对于同治时期的适用性”专节，断言“同治统治时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四个伟大中兴之一，对此时代引用这个词是慎重的”。再版序言也强调：“通过《同治中兴》一书，中兴一词取得了适合这一时期的更确凿的含义。”其实移用平步青的札记就可以驳倒此论。不必苛求作者须熟悉传统史学脉络中的中兴语义，但她将“中兴”译作“restoration”，则显得对中兴基本涵义的了解仍有隔膜。西文“restoration”主要有重建、复辟二义，芮玛丽是取“重建”之义作对译，故全书内容在历述办洋务、开书院的重建事务，中兴和重建有先后关系，两者不能等同划一，故而作者颇有感触地下结论说同治中兴是一场“伟大的悲剧，伟大的失败”，话虽煽情却不通，中兴只有有无之别，不存在成功或失败之辨。

《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美]芮玛丽著，房德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1990年的名作《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第二部分第三章“改革以求中兴”，以“同治中兴”之说为历史事实，断言“同治朝就是清朝的中兴时期。与历史上的中兴不同的是，清朝的中兴却是出现在帝国没有强有力的领导的情况之下”。对此言应有具体辨解，说明白没领导的中兴算啥中兴，以及又要挂在同治名下的缘由，不应理所当然地照搬芮玛丽的观点；然而作者仅以抒写感慨了事：“中兴是一个经常用在别的王朝经受了危机后重新恢复王朝道德和政治秩序的赞许之词，中兴的观念既含有对过去的怀念，也表现了喜忧参半的心情。”难免使人怀疑其不解语义而望文生义。本章概述清朝1850年代遭遇危机“仍能苟延残喘至1912年”这一过程为中兴，不知用“苟延残喘”形容中兴是自相矛盾；标题“改革以求中兴”也不合逻辑，合理表述当为“中兴以求改革”。史大师女弟子梅尔清（Tobie Meyer-fong）教授近刊《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被誉为有新意的力作，实则新意就在参照美国南北战争史，将太平天国起义定义为“内战”，辅以鲜活的历史细节和场景展现内战造成的人间惨象；其叙论并未脱出芮玛丽论证同治中兴的窠臼：在镇压太平天国前提上出现的同治中兴气象，代表了历史发展大方向。至于太平天国可否比拟美国内战中非正义的南方集团，则是不宜于此展开的议题。

《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美]史景迁著，温洽溢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

《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美]梅尔清著，萧琪、蔡松颖译，卫城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北京的赵一凡教授撰《西部国情考》长文（《书城》2013年5月），无端插写一章《中兴词源考》，未见像样的考源文字，只是赞叹芮玛丽的同治中兴研究如何展示大家风范。“中兴一名，始见于《同治中兴京外奏议》，所谓中兴，专指大清复兴。历代中兴，均指中原王朝克服内乱，走向盛世。”“回顾同治十三年中兴史，玛丽惨笑：一个王朝看似已崩溃，竟又死里逃生，苟延六十年，这就是同治中兴。”所谓开口便错，此之谓也；居然看见玛丽惨笑，真是可笑。北京大学历史系2018年举办“菊生学术论坛”之“中兴惘然：对同光中兴的再思考”学术会议，想象“同光中兴”作为“帝国余晖”，带给中国近代史相对安定的三十年。这与芮玛丽说同治中兴使清朝苟延六十年的推断同样随意。主事者要对无中生有、暧昧不清的概念“展开多学科的再解读”，委实让人“惘然”；念及“同治中兴”一词长久成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知识点，尤其使人惘然。

“有名万物之母”，是道家史观的要指所在。历史万象中，有名无实的事物，往往因有名而被附会实之，有实而无名义则遭受忽视，虽有而若无，此即章太炎《正名杂议》所言“实异者无郵，而名通者受诮”。随互联网技术而流行的“虚拟现实”云云，并不是新现象，十八世纪末功利论者边沁创论“虚拟存在”（fictitious entities）说，揭示语文能虚构实在或事实，在二十世纪俨成显学（C. Ogden《边沁的虚拟理论》），其论类似于霍布斯《利维坦》中揭露国家机器滥用词语、巧立名目使民众信虚为实的统治术。原本明晰的中兴概念在南宋以后的泛化和滥用，正可印证上述西哲的警示，也使促人深思章太炎何以奉荀子为先师、呼吁重视“正名”学说而响应者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