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9月2日，著名理论家、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活动家大卫·格雷伯在威尼斯逝世，享年59岁。格雷伯在生前的最后一刻，依然像往常一样活跃于推特，保持着对现实的高度介入。他身体力行地弥合了社会理论与社会运动之间的鸿沟，以高密度的街头参与讽刺了那些书斋里进行派系之争的“激进左翼知识分子”。他的学术生产也难以被人类学家的框架所限定，他是这个时代最有机的知识分子，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朋友，从“债”到“工作”的研究，他的思考激励和鼓舞着无数普通人的行动。
占领华尔街的口号“我们是99%”（We are the 99%）经常被归功为格雷伯的手笔，尽管他坚称这是集体的功劳。他一以贯之拒绝1%的游戏规则，将自己投身于自下而上的变革场域之中，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和声援社会革命/运动。格雷伯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取得终身教职前夕，因为对学生激进运动与全球正义运动的高度参与，而被迫中断了其在耶鲁的学术生涯。他随后来到伦敦，先后在金匠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人类学系任教，对当地的学生运动有着显著的影响。近年来，他是叙利亚罗贾瓦地区库尔德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几度前往现场，并向全世界介绍罗贾瓦革命。西方各地声援罗贾瓦的游行现场，也时常能见到他的身影。昨日，他去世的消息通过他太太的推特传出后，叙利亚库尔德运动的几个组织纷纷发出沉痛的公开悼词。
格雷伯在其无论是智识还和政治生活都如此活跃的时候，突然去世了，他和新婚妻子、艺术家Nika Dubrovsky在e-flux上连载的对当代艺术的省思文章，甚至还没有连载完成。这让很多一直受到他鼓舞的人难以接受。但是，他的遗产会继续伴随我们，鼓励我们将他的言辞转化成具体的行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近年来一直在推介他的思考，在这个沉痛的时刻，我们将推出“格雷伯的礼物”专题，为大家梳理他的思想与行动遗产，并在礼物的意义上鼓励与这份遗产建立更积极的联系，欢迎投稿。
本篇是许煜老师写给格雷伯的悼念文章。他与格雷伯有着多年的交往，曾与格雷伯共同写作占领华尔街的文章，也曾把格雷伯的小册子《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翻译成中文。
大卫·格雷伯（左） 资料图
我不太记得上次见到大卫·格雷伯是什么时候。肯定是很久以前的事，他还没有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工作。那一次我从柏林到伦敦，我们约了在金匠学院喝杯咖啡。他告诉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给了他教授的聘书，问我是否应该转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或留在金匠学院。他说：“我认为我赢了，我也可以放弃我的学术生涯。”我知道他其实并不是向我征求意见，因为他已经知道他想要什么。格雷伯有时在我看来像个大孩子，他也需要认可。他说自己已经赢了，因为他是在获得终身教职前被耶鲁大学踢出去的；原因不明， 但他一直怀疑是受他的政治活动影响。他经常谈论这一过去。那无疑深深地伤害了他，并逼使他从美国移民到英国。作为无政府主义活动家能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人类学教授，无疑是一次胜利。我看不到其他大学有这样的勇气，因为它们中大多数只纠缠于格雷伯所说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在越来越多的大学里，研究员的真正工作是申请项目，老师的真正工作是行政。
我刚到伦敦不久就遇到了格雷伯。有一位当年还在爱丁堡读书的朋友Harry Halpin告诉我有一个人你一定要认识，叫大卫?格雷伯；也有另一位同事说，这个格雷伯是个天才，你要认识他。有一次我邀请Harry到伦敦演讲，会后我们到路易咸路上的一家土耳其餐馆吃晚餐，格雷伯也来了。格雷伯说了很多，笑了很多。他的笑声常常听起来是想要遮掩他的尴尬。我开始阅读格雷伯的作品，那时他远没有现在这么出名。他的民族志以及他对人类学的政治化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也跟我对超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兴趣有很多的共鸣。我决定将他的小书《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翻译成中文。他非常兴奋，甚至应出版商的要求放弃了版权。这是个很小的项目，但是却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顺利出版。因为他是用宣传册子的方式写的，再加上浓厚的政治性，我不得不添加许多脚注并附带参考文献，以让它看起来像是一本学术书。
当时，格雷伯抱怨没有多少人读过他的作品。有一天，他说他决定尝试一家商业出版商，该出版商承诺为即将出版的《债：第一个5000年》（编注：中文版在2012年由中信出版社推出）做更多的推广。这本书使他成为畅销书作家，他的近作《Bullshit Jobs》（编注：中文版还未出版）也上了畅销榜。有几年间，我与格雷伯经常联络。2011年秋天，我在香港待了几个月后才回到法国。那时刚好是占领华尔街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时候。我有点惊讶地发现格雷伯正是运动的中心，并且据说他提出了“we are the 99％”（编注：我们是99%）这一标语。我那时很受感动，并且非常热衷地参与了“占领华尔街”的香港支持者所组织的自由学校谈莫斯（Marcel Mauss）的礼物经济，其后一些参与者也自发地组织了“礼物墟”。虽然“占领华尔街”运动最后没有能够彻底地改变资本主义，但它的影响却非常深远。格雷伯是个梦想家，如他所说的，“如果你不相信乌托邦，那你就一定是个傻瓜。”
他最感兴趣的是另类经济，人类学和无政府主义对他来说是完美的结合，人类学提供了论证，而后者赋予了人类学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我对他自己早年在马达加斯加的民族志，以及他所引用的民族志非常感兴趣。近年来，我对人类学的与趣越来越大，最近跟巴西人类学家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关于多自然主义有持续的讨论。资本主义是一种单一的技术文化，由获利和可计算性驱动。为了确保它的积累，它动员了警察，立法，军事力量等，以建立有利于竞争而不是协作的秩序。新自由主义经济根本不是“自由”的，因为它首先是通过国家暴力来实现的。这是他在《债》中的基本论点之一。他提出的核心问题是：是否可以想像不同的经济模式，不同的未来？事实上，那些我们被告知是必然的内容可能只是偶然的；而写在教科书上的历史也是失实的。格雷伯坚称，经济史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经济始于以物易物，这也是货币交换的起源。但是，民族学发现这是不对的。经济既不是从以物易物开始，也不是从个人交换开始。经济始于信用（最早的债务形式），而交易则基于群体。他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开辟了想像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途径。他所坚持的，想像另一个可能的世界的必要性，就好像律令一样，在我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中呈现。这一律令也在斯蒂格勒 （Bernard Stiegler）的政治理念中占核心的位置。2012年，我和Harry在巴黎开发了一种基于群组的另类社交网络，旨在弥补2011年运动期间开发的社交网络（如Crabgrass，Lorea等）概念上的不足。格雷伯的写作也是这一研究的其中一个大背景。
几年前，我和格雷伯在法国《世界报》上一起发表了一篇有关占领华尔街的影响的文章。我们也分析了香港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影响，以及政府在促进这一进程中的功能。香港在1998年和2004年取消租金管制和居住权保障，这导致租金和房地产价格的失控增长。这反过来破坏了个人和小企业生存的基本条件，但很匪夷所思的是，今天提出租金管制却被反说成不利于弱势社群。今天，我们离问题解决方案的距离越来越远。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看，政府提出全面的租金管制是很合理的，就像柏林政府最近就将租金冻结五年。但是，香港不是柏林，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被规定好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种非常奇怪的理解所阻挡。歪曲的理解只会保持歪曲的，没有未来的视野。
我想大多数人都意识到我们的世界已陷入一种难以名状的混乱，而如果这种经济和这种剥削形式继续下去，大流行只是这个灾难时代的开始。恢复经济的努力不过是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挣扎，而没有意识到正是狭隘的资本的概念，导致我们今天的处境。当我们说非常狭义的概念时，是指我们没有看到人作为经济人，即被计算的客体，以外的可能性；它也忽略了人和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人类纪正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完成的标志。格雷伯的思想旨在提出另类经济，它不是基于计算式，而是基于互助和自组织的共同生活。莫斯的礼物经济对他很重要，同样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反达尔文进化论（以合作来取代竞争）也是如此。在过去的十年中，格雷伯的工作鼓舞了这么多年轻人，去想像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未来。他一直是左翼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格雷伯的作品是我们重要的财富，它将继续鼓励我们以不同的方法理解世界，改变世界。
短短一个月来，我们失去了两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们是少数能真正理解我们的时代以及改变世界的人。他们也在我的生活和思想中留下了重要的痕迹。这十多年来的思想盛宴，似乎要以某一种方式告终。夜幕己降临，眼前只有没有星的天空，以及无尽的忧郁。夜是怪物出现的时候，也是梦想家们继续前进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