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香港工人举行反法罢工，遭港英打压后升级为大规模的反帝暴动，在当时已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这场运动由各方合力所引爆，而工人群体的形成、轮船电报的使用、中文报纸的普及则是催生民族主义的“长时段”因素。
香港海旁的轿夫与车夫
学术史回顾
1957年，报刊史专家方汉奇从广州《述报》中辑录出此次暴动的史料，称之为“1884年香港人民的反帝斗争”。1958年，李明仁指出“中国工人第一次具有政治意义的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是一八八四年九月至十月香港的中国工人罢工运动”。1998年，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把这场运动称为“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反帝斗争的第一声”。进入21世纪，这一重要事件逐渐被国人淡忘。
1980年，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助理教授Lewis M. Chere发表论文《1884年香港骚乱：中国民族主义产生的证明？》，首次提出1884年香港华人社会对中法战争的反应，提供极佳证据，证明真正的中国民族主义开始浮现，这场针对法国的反帝爱国运动与以往笼统的排外主义有很大不同。
1984年，香港学者冼玉仪（Elizabeth Sinn）发表《1884年的罢工与骚乱——香港视角》一文，梳理了罢工与暴动的全过程，揭示张之洞与香港暴动的关系。她指出，弹丸之地香港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4家中文报纸，这些报纸对中法战争的报道、对法军暴行的揭露，成功地培育了香港人的反法情绪与爱国感情。暴动结束后，香港总督宝云（George Bowen）承认，这次罢工体现出一种“公共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的兴起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同年，美国华人学者蔡荣芳（Jung-fang Tsai）发表《1884年香港暴动：中法战争期间的反帝抗议行动》长文，利用英国议会文件、英国殖民部与外交部档案以及当日的香港英文报刊，对事件作了十分透辟的研究，认为此次工人暴动由多种因素汇集与结合促成；事件的发生使人可以看清，英人治下的香港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对立；香港工人阶级在这场反殖民、反帝斗争中显示了很强的政治参与能力；这场运动也表明，香港出现了早期的大众民族主义（popular nationalism）；“三合会”活跃分子在组织这场暴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法战争与张之洞告示
1884年8月5日，法国军舰对台湾基隆发动进攻，击毁炮台并登陆；刘铭传的淮军对法军进行了有效反击，迫使法军撤退到军舰上。法军对基隆的进攻，意味着中法战争扩大到越南战场之外，中国沿海各地都在法国军舰威胁之下。
8月21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发布《严禁汉奸示》，警告华人不得帮助法军：“倘有私泄军情，造谣惑众，并串诱引水，私导法船进口及接济军火、牛羊、粮食、油水、煤炭等物，一经查出，即按谋叛已成律，除本犯尽法惩办外，定将亲属一并连坐，决不姑宽。”当时的港澳华人几乎都有亲属在广东老家，两广总督的警告对他们具有很大威慑力。
8月23日，法国军舰不宣而战，向我马尾海军、船厂发动突然袭击，是为“马江之役”，一个小时之内，11艘中国军舰被击沉，船厂大半被毁，中方死伤数千人。这个时候，香港与中国沿海主要城市之间的电报网已经建成，法军暴行很快传播到香港，香港华人对此极为愤慨。
8月30日，张之洞发布《悬赏示》，表示对华人“沉毁法人铁船、木船、洋舢板者”论功行赏。9月9日，张之洞刊发《谕沿海居民出洋华人立功优奖示》：“由外洋驰赴越南、闽、粤海面拦截法船，使其前后受敌。或佯受法人雇募，充当兵勇，便中毁其船械，焚其火药。或充作工匠，为之修理船只则坏其机器，为之带水引路则引入礁浅绝地。或卖与饮食用物，则置放毒物，令其自毙。或受雇探信则颠倒真伪，误其所往。或探其狡谋，泄其虚实，一一报知官军。果有成功，验明凭据，除按赏格给赏外，仍当会同沿海督抚大臣奏明朝廷，奖以不次之官……”他号召“沿海居民、出洋华人”对法军施加各种形式的攻击与抵制，实际主要面向香港华人。当时，其他口岸的普通华人还不具备抵制法军的条件，香港例外，原因是法军高度依赖香港作为修船与给养补充基地。
9月12日，张之洞又发布《禁汉奸受雇当兵及为法人修船示》：“……惟闻香港、澳门一带，向有汉奸串诱多人，给予厚值，或骗往雇工，或给为服役，……更有向代外国修船工匠，……助逆负国，可恨孰甚，亟应严切示禁。为此示谕沿海一带居民及修船工匠人等：……其工匠人等罔顾禁令，仍为修船，亦按谋叛罪惩办。”5天后，这份告示的标题被改为《谕港澳华民示》在香港《循环日报》公开刊登。
《谕港澳华民示》
张之洞告示对香港局势产生了直接影响。香港四家华文报纸《循环日报》、《华字日报》、《维新日报》、《中外新报》都刊登了张之洞告示。华人受到内地官方鼓励，认定与法国人作对是正义行动，大有跃跃欲试之势。港英当局则大为恐慌。张之洞号召华人在食物中下毒毒杀法国人，使英国人联想起1857年的“毒面包案”，认为煽动无差别攻击的行为属于犯罪。为此，港英当局起诉这四家中文报纸，罪名是“煽动谋杀。”这项检控未能熄灭香港华人的反法情绪，反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罢工爆发
9月3日，法国军舰“加利桑尼尔”（La Galissonniere）号抵达香港，侵华法军司令孤拔也随同抵港。11日，“加利桑尼尔”号开进“黄埔船坞”修理。这是法国水师提督利士卑的旗舰，参与了对基隆、福建的炮击，被香港华工认作罪魁祸首。黄埔船坞工人拒绝给“加利桑尼尔”号修理，“集议歇出，悉数停工，共衷于一。”同时，华工也拒绝油漆法国邮船“瓦尔加”号（Volga）。法军无奈，被迫将“加利桑尼尔”号拖到日本去修理，“瓦尔加”号则由法国人自己动手油漆。
“加利桑尼尔”号
几天以后，法国军舰在香港附近海面拦截中国船只。来往香港、台山之间的渡轮“广海”号在长洲海面遭法舰截停搜查，船上用来防备海盗的旧枪炮被搜出抛入海中。香港总商会开会对此进行讨论。印度商人Belilios指出，这种做法将引起中国船户的恐慌，影响香港与大陆之间的贸易。亲中派领袖何献墀（Ho Amei）在会上痛陈这将切断对香港的日常供应，强烈谴责法国人的行为属于“海盗行径”。
参加拦截“广海”号中国渡船的法舰“亚塔兰特”号行抵红磡船坞不久，法方收到消息，有香港华人准备加以袭击。18日，利士卑慌忙中写信给署理港督马殊（W. H. Marsh）请求保护。当局立即派出2艘小火轮，载运巡差多名，通宵戒备。
当日的香港港口高度依赖华人船艇作驳载。9月22日早上，法国商人云顺诺（Francies Vincenot）为法军采购的25头菜牛，被赶到中环海旁，原本想雇驳船运上法国军舰。出乎意料，华人船户全部拒载，这25头牛在海旁大道逗留了一个上午，东张西望，十分滑稽，最后法军被迫自己动手运上军舰。26日，港英当局对拒绝运载菜牛的女船主开出罚单，金额相当于一个华工的月薪。高额罚款激起华人极度愤慨。次日，又有11艘驳船遭到罚款，并被吊销船牌，原因是拒绝帮法国邮船公司（Compagnie des Messageries Maritimes）卸载货物。罚款以及吊销船牌，触犯了整个劳工阶级的利益，华人感到港英偏袒法国，反过来促成各行帮、各同乡团体的大联合，从针对法国转向同时反对英法，酿成大规模暴动。香港几份英文报纸都认为，港府的无理罚款引爆了罢工，质疑罚款的法律依据有问题。
法国邮船公司轮船
9月30日，香港船艇工人发动总罢工，不管是载货还是载人，都同时歇业，不仅仅是抵制法国，而是停止一切运输服务。华人把船只开到属于华界的油麻地以及九龙其他港湾停泊。港九搬运工人、轿夫、黄包车夫也都加入罢工行列。十分繁忙的维多利亚港，突然陷入一片死寂。
张之洞身在广州，却能随时掌握香港动向，这一切主要依靠他在香港的代理人何献墀。当天晚上，他收到何献墀情报：“今日未刻港中小艇联同走避，不接盘驳货物，盖因前者法夷雇艇载伙食，开驳艇人不受雇。昨有法商船到港，雇艇往运货，艇人不受雇。是以英官将艇人治以罚锾，故艇人联纠同志，有此举，且港肩挑者亦同歇工以助。”
罢工斗争、街头抗争往往会发生两个弊端：纠察（picketing），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行为。9月30日船艇总罢工时，有几艘驳船不愿参加罢工，依然停泊在中环海旁，准备“接单”。按革命史叙事话语，这种做法是破坏总罢工的“工贼”行为，需要用暴力来加以阻止。当天下午，接近1000名支持罢工的群众云集中环海旁，向这几个“工贼”投掷石子。港警闻讯赶到，驱散了人群。法国人云顺诺所开的商店正在中环海旁砵颠乍街口，华人在商店墙上张贴告示，暗示将炸毁该店，警告华人雇员尽快离开。当晚，罢工者在油麻地开会，商量接下来的对策。
10月1日，法国前驻上海领事李梅（M. Lemaire）入住香港大酒店，华人员工拒绝为他服务。李梅在香港中转，准备前往越南上任，无奈所有艇家都拒载，港府迫不得已派出政府艇只把他送上轮船。当天，署理港督召集行政局会议商讨办法，有英文报纸及西人提议，解决罢工的最好办法是退还罚款，马殊否决了这个方案。
为平息罢工，署华民政务司骆克（James Stewart Lockhart）多次接见船民及其担保人，软硬兼施。谈话之后，骆克自认为已经说服船民，将于10月3日复工。他太过自信了。
升级为暴动
10月3日本是中秋佳节，港人却毫无闲情逸致。一早，九龙华界的华人船户准备按骆克要求复工，他们把疍艇划到中环海旁，尚未靠岸，雨点般的石子、砖头劈头盖脸打了下来，被迫返回九龙。袭击疍艇的是港岛挑夫，事后获知，挑夫在三合会组织煽动下向港英发难。
疍艇既已离开，港岛挑夫把怒气撒在轿夫、车夫身上，阻止他们给西方人抬轿、拉车。挑夫掀翻轿子、黄包车，争执拉扯之中，有人开始攻击西人乘客。洋医生何达被一群华工投掷石头，狂奔到荷李活道，遇见一队警察方始停住，这才发现头上血流如注，急往“国家医院”治疗。
有一外籍轮机长遭众人追逐，躲进一家华人商店避难。群众聚集门口喧闹，店主顶不住压力，不得已把轮机长交出，门外众人即加以殴辱，混乱中他身上的时表也丢失。警察梳亚士拘捕扔石头的滋事者，谁知被大队群众包围，“肆行凌虐”，被捕者也趁机逃逸，梳亚士与几个警察都受了伤。
8点多钟，1名英警率领6名印度警察，来到荷李活道驱散闹事者，不料群众一齐向警察抛掷石子，密如雨下，警察被逼退回警署，多人受伤，还被抢走了枪支、弹药。警察被迫开枪，打死挑夫1名，打伤多人，逮捕了一批滋事者。有一印度骑警，遭石头袭击从马上掉下来，他再次跳跃上马，挥舞佩刀一阵乱砍，纵马驱驰，伤人无数。
巡警道感到警力不敷分布，连忙请求英军支援。100名英军赶到现场，个个刺刀上膛，杀气腾腾。军队的到来，最终把闹事群众驱离皇后大道西。人是走了，但英军发现街道两边贴满了传单，声称当晚将纵火焚烧维多利亚城的3个地方。英军对这条街上的华人商店作了彻底搜查，担心有人私藏火药。
下午3点，署理港督马殊召集紧急会议，通过几项新规定，随即展开对被捕者的审判。28个滋事者被带到巡理府，其中8个人被宣判有罪，6人监禁12个月，2个15岁少年被判处监禁6个月。
10月4日一早，大批挑夫聚居在海旁中约，准备对中环街市旁边的“荣记”商号发动攻击，只因“荣记”之前曾出售货物给法国人。警察闻讯赶到，挑夫散去。有西人在西营盘乘坐人力车，突遭截停，车夫遭到殴打，西人拔出手枪对空鸣放，闹事者方才退散。同一天，舂米工也宣布罢工。屠户收到三合会传达的口信，也准备停工，警察集队前来保护，他们才恢复工作。在这两天里，往日繁忙的香港市街萧条至极。
10月5日中午时分，5名太古洋行中国雇员来到油麻地，成功说服船户回港复工。当这些货艇回到海旁时，有人投掷石子，滋事者很快被警察拘捕，局势渐趋于平静。差不多同时，500多名工人手持棍棒在湾仔聚集，鼓动“荣记”商号工人罢工。警察逮捕了2名工人，驱散了群众。
香港华人的罢工、暴动，令英、法十分被动。法国军舰多次开到香港，未能购足所需物品，被迫转往西贡等地采购。然而也应看到，香港底层工人普遍处于“手停口停”的状态，单独抵制法国尚可接受，无差别的抵制不能持久。他们不敢复工，是受到三合会的威胁；三合会如此高调行事，则是狐假虎威，假借兵部尚书彭玉麟（此时在广州与张之洞共同主持对法战争）的名义，试图搞乱香港以便从中谋利。
兵部尚书彭玉麟
1884年香港罢工与暴动，充满了复杂性与多重性。在小说家金庸笔下，三合会（天地会）是豪气干云的“反清复明”组织。在笔者看来，三合会首先是相互照应的行帮/同乡组织，也是喜欢浑水摸鱼的黑社会组织，他们利用“反清复明”这个标签进行自我正当化，在作奸犯科时也觉得理直气壮。
香港罢工初起，直接受到张之洞告示的影响；罢工演变成暴动，则是三合会刻意推动，这个结果超出张之洞预定的底线。张之洞不想搞乱香港，他需要香港的军火与贷款来支撑对法战争。吊诡的是，彭玉麟招募香港三合会的行动，得到张之洞同意。张之洞与这场运动的复杂关系，体现了历史事件的多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