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宫崎市定回忆，他初三时读了数遍带有北斋插画的高井兰山译百二十回本《水浒传》，对书中一百零八名好汉的名号可倒背如流，于是决心大学进修东洋史学，而他最初研究宋史，也是受到了少年时代阅读《水浒传》的影响。又在自己逾越古稀之年，抱着小说和史实之间到底有多大差距的疑问，对水浒中诸人物做了考证，形成系列文章。文章最初连载于日本中央公论社发行的杂志《历史与人物》1972年2月至9月刊，题为“《<水浒传>中的人物》”，经修订、续写之后，形成新版，以《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为书名，并选入《宫崎市定全集》。（砺波护《解说》，《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在诸篇水浒人物的考证中，以宫崎先生弟子砺波护的说法，宫崎先生对自己提出的“宋江二人说”尤感得意。本文即选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新中译本《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中《两个宋江》一文。
新出土的史料
关于历史人物宋江的记载，断断续续散见于史料中，很难知其全貌。虽然历史学家想要依据这些零散的史料进行系统的研究，但遗憾的是终究没有定论。
1939年，陕西省府谷县出土了一件珍贵的文物，那是一块被称作《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的石碑。此碑刻于北宋末年，碑文是一个叫作范圭的人撰写的。碑中的折公指武将折可存。
府谷县位于陕西省东北端，紧挨着内蒙古，被黄河的一个大弯所环抱。宋代时，一个外族的豪族——折氏家族居于此地。此家族代代名将辈出，率领部民，为宋朝效力。北宋末期的折可求，便是折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与入侵的金军奋战，后因不敌而投降。碑中的折可存，便是折可求的弟弟。
此墓志铭里记载着重要的史实。折可存在宣和三年（1121）作为一名将领随军讨伐方腊，因有一些战功，被封为武功大夫。方腊在四月二十六日被擒后，折可存率军返回都城。在这途中，他很可能接到了朝廷下达给他的追捕草寇宋江的命令。墓志铭里记载：
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
这里的“班师过国门”，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的话，指的是经过了都城开封的城门，但把前后之事联想一下，恐怕这并非事实，应该是指班师回到了离都城很近的京畿路的意思。
另外，这里的“宋江”是指谁？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也是个疑问。因为就在折可存征讨方腊不久前，宋江也作为一员大将征讨了方腊，并且还立了大功。
中国台湾的牟润孙博士曾试着解释过这一问题。他在1952年发行的《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二期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折可存墓志铭考证兼论宋江结局》的论文。与前文所提到的有失学术水准的《宋代三次农民起义史料汇编》正相反，这篇论文恪守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学术传统，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论文。不过这并非是说此文的结论就正确。
根据牟氏的考证，依照宋王朝的政策，对于有能力的武将，即便战功卓著，也不会给予什么权力，不仅如此，甚至朝廷还屡屡怀疑其有无反叛之意。连北宋中期的名将狄青，也是被朝廷利用后，便不再受重用。到了南宋依旧如此，像岳飞，屡立战功，为宋朝复兴卖尽了力气，最后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宋江也是一个例子，征方腊立功后，一定是受到朝中一些文官的嫉妒，方腊被灭，便立刻遭到了朝廷的毒手，或是被逼无奈而谋反，或仅仅是有谋反之嫌，历经苦难，被朝廷派兵捕获。虽然墓志铭对于宋江被捕之后的事情没有任何记载，但事实果真如此的话，宋江的人生以悲剧落幕则不言而明。《水浒传》对于宋江悲壮死去的描写，多少与史料的记载是相同的。
牟氏的见解，里边似乎包含着不少个人情感。虽说宋江不过是一个小说的主人公，但他英雄般的形象，被深深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作为学者，也不大可能彻底脱离大众的一般观念，总是希望能在小说《水浒传》的观念下解决一些历史问题。
不过我感觉牟氏有点急于下结论了。在最后下结论之前，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再深挖一下。也就是说，牟氏在研究折可存的墓志铭时，忽略了对宋江被擒时间的分析。墓志铭说，“不逾月继获”，这个“不逾月”到底怎么解释？
前文所述，方腊被擒是四月二十六日，以这个时间为起点算，“不逾月”就是在四月之内，那么离月末二十九号只剩三天时间。这时间太短，应该不会是事实。因为就算从折可存回兵开始算起，三天之内返回都城都有些勉强。所以“不逾月”肯定是从“过国门”开始算起。那么“过国门”是几月呢？通篇都没有记载。这篇墓志铭写得也很不详细，估计连作者自己知不知道实际的日期都得打个问号。中国的很多文献里记载不完备的地方也很多，并不需要大惊小怪。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从其他的史料里去寻找了。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手头正好有很有价值的史料。南宋王称《东都事略》“宣和三年”一条记载：“五月丙申（三日），宋江就擒。”《东都事略》为《宋史》的编修提供过一些史料，被普遍认为可信度比较高。不过在这件事上，这本书上突然写了这么一笔，也找不到其他史料可以旁证，所以有些历史学家没有采纳这条史料。
但是，随着折可存墓志铭这个第一手史料的发现，再联系上方腊在四月二十六日被擒后宋江亦被擒这一事实，《东都事略》的记载就非常有价值了。这样，我们不得不认为，它记载的宋江五月三日被擒这一条史料应该是真实的。
当然，对这个事实的认定肯定会招来不少非议，不过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既然是被大家共同认定的，那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就不应该被反对。
最初，朝廷任命童贯为讨伐方腊军总帅，下率将军二十余人，宋江便是其中之一。记载这段时期的基本史料有南宋李埴的《皇宋十朝纲要》和杨仲良编写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这两种史料的真实性已经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肯定。
在这两本书中，有两处对宋江活动的重要记载。第一处，四月二十四日，官兵包围了被方腊攻占的帮源洞，宋江带队绕到洞穴背后，切断了方腊的逃跑路线。方腊成了瓮中之鳖，于四月二十六日被官兵轻松捕获。
虽然首领方腊被擒，但六州的叛乱仍在持续，方腊残部仍在顽强抵抗，朝廷军不得不分兵镇压。宋江也依旧很积极，终于在六月五日，与辛兴宗一起攻破了上苑洞，这标志着方腊挑起的叛乱被彻底平定。
从这段记载的两个日期，即四月六日和六月五日来看，五月三日位于这之间，所以宋江在五月三日被擒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则一定还有另外一个宋江。
李雪健所塑造的宋江形象
宋江有两个
如上文所述，参与讨伐方腊的将军宋江，四月份在前线作战，五月份悄悄溜出来做了草寇，被朝廷捕获，六月份又被放了回来继续当将军，这种事情，除非推理小说，不然就算是在动荡激烈的北宋末期，也不可能是实情。可是，不论是新发现的折可存的墓志铭也好，还是早已有之的《东都事略》《皇宋十朝纲要》《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也好，都是很确实的史料，其所记载，应毋庸置疑。所以我们除了得出“将军宋江”和“草寇宋江”是两个人的结论外，别无选择。
得出这个结论后，让我们再回头看看其他史料。其实一看便知，我们一直以为是一个人的宋江，在较早史料里便记载着宋江实有两人。率领着三十六人的头目宋江，其名字最早出现于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史料里所载的“山东之盗宋江”。“山东”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大致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梁山水泊便在此境内。据说宋江等人大概在一年之内，便把山东境内骚扰了一圈。他们的行动，散见于诸多史料中。
到了宣和三年（1121），宋江等人南下进入淮南路界内，后又北上，甚至攻击了京东东路的淮阳军。《宋史》里记载，“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意思是朝廷得到淮阳军的奏报，做出了派兵征讨的对策。淮阳军为京东东路所属。因为宋江等是从淮南方向攻来，所以被叫作“淮南盗”。不过，就算当时的官员们没有想到宋江一伙其实是发迹于离淮南军更近的山东这一点，也无须感到惊异。
山东之盗，或者说淮南之盗宋江，从宣和元年到宣和三年二月，确实是以盗匪的身份在各地流窜，这一事实对我们来讲尤其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可以视作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个宋江在官军里做将军的证据。
草寇宋江出现约一年之后，方腊一伙在浙江揭竿而起。这一位可非宋江似的只在地方上抢抢东西，做做强盗而已，方腊占领了六个州，建立了政权，破官兵，杀官吏，势不可挡。朝廷大为惊骇，命童贯为总帅，领兵二十万，征讨方腊。朝廷军在开封集结，宣和三年正月七日向前线进发。跟随童贯一同前往的将军都有谁呢？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这些都是名将，宋江也在其列。在可信度极高的基本史料《三朝北盟会编》所引用的《中兴姓氏奸邪录》中，可以看到对这件事情的记载，所以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童贯在正月二十一日渡过扬子江，到达镇江。部下诸将也先后抵达扬子江南岸。这个时候，正是正月刚过，二月开始之际，盗贼宋江还“活跃”在山东淮南各地。至此我们无法再认为两个宋江是同一人了。所以，理所当然，五月份被擒的那一个是草寇宋江，四月到六月征讨方腊的那个是将军宋江，这个结论无须质疑了。就算有谁还想反驳，按照史学研究的规则来看，当时所谓的“宋江”实际上有两个人的结论是更可靠的。
那么，为什么两个宋江会被误认为是同一个人呢？原因很多：
第一，宋江这个名字在史料中出现的时间很短，即宣和元年到宣和三年，只有三年时间。乍一出现，转又消失，人们先入为主，换作谁都会以为是一开始的那个宋江，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宋江这个名字也不特殊，姓“宋”的人太多了，“江”字又如此平凡。可另一方面，在之前的历史中成名的人物里还真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之后的历史里也不大能看到。这就使得后人更加以为宋江这个名字就是指同一人。
第二，《宋史》之过。《宋史》里关于宋江的记载方法实在不敢恭维。宣和三年二月宋江进犯淮阳军一事其他史书也有记载，但《宋史》偏偏是在这件事之后紧接着写了朝廷命张叔夜招降宋江一事，也就是把两件事写在一起了。虽然细读的话，也能知道后面一事比前面一事晚得多，但要不仔细读的话，很容易看成招降也是二月份的事情。如果二月宋江投降，那么四月份去征讨方腊，时间上就来得及了。于是，草寇宋江摇身一变，成了将军宋江，这种推测就站得住脚了。《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虽说也是正史，但学者们觉得它是一部漏洞百出的书。但它在二十四史里，很容易得到，所以也被最先翻阅，这样就容易先入为主。跟《宋史》相比，《东都事略》的记载更可信，因为《宋史》编撰于元代末期，元朝将亡之际，而《东都事略》成书于南宋，当时和北宋有关的史料还有很多留存于世。对于招降宋江等事写得也不像《宋史》那样容易被误解。上面很清楚地记载着“五月，宋江就擒”。要是先看《东都事略》的话，可能就不会对《宋史》的记载产生误会了。
第三，过于相信《宣和遗事》一书。《宣和遗事》是一种带有话本性质的历史小说。它写了宋江三十六人的姓名，写了他们结成一伙的经过，还写了宋江最后征讨方腊立了功。正式的文献或是史书里没有一处说草寇宋江变成了朝廷的将军，除了《宋史·侯蒙传》。侯蒙在朝中地位相当于副宰相。《侯蒙传》里记载，说有一次他给皇帝上书，希望赦免宋江之罪，命其讨伐方腊，皇帝准了他的请求，但还没来得及去做便病死了。除了这篇传记外，再无类似的记载。“实现”了侯蒙愿望的书，《宣和遗事》是第一本。
关于《宣和遗事》的成书时间，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有人说成书于宋代，但似乎并没有那么早，怎么看都像是元代以后才写成的，但肯定比《水浒传》早。不过，这本书本来就是历史小说，不管有多早，说书里所写的是事实也是没有根据的。但它的确对造成草寇宋江就是将军宋江的认识起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
第四，《宋史》以及其他诸史料中，用“招降宋江”“宋江出降”这样的措辞比较多之故。“招降”“出降”这样的词汇，是一种会使人感觉宋江是自愿选择投降的一种措辞，容易造成如朝廷是以参加征讨方腊为条件才接受宋江投降的一类推测。所谓“宋江出降”的实际情况，《宋史 · 张叔夜传》是这样记载的：
（宋江攻海州，时任海州知事）（张）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这里的副贼，就好比是《水浒传》里的卢俊义这一角色。可见这时的宋江是进退维谷，自身难保，不得已才投降。又或者是像《水浒传》里结义兄弟为了遵守“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的誓言才投降。其原因从这条史料上无法判断。但不管怎么说，宋江是战败后不得已投降的。所以像其他史料，比如《东都事略》里写成“就擒”是比较妥当的。
草寇宋江所求不过是知州一地方官，手下不过千余亡命之徒，可见其战斗力很低，自然会被朝廷打败，落到不得不投降的境地，这一点也需要注意。以宋江的实力来看，和方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就凭这点实力，就算被朝廷收编，宋江也成不了与童贯手下的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等名将相比肩的人物。其威风自也无法比肩。况且，童贯率领的部队都是朝廷的精锐，将领都是以在陕西一带有过实战经验并且立过功为条件选出来的。
比较种种史料，越看越觉得参加征讨方腊的宋江和草寇宋江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了。
《水浒传》文学的根本问题
至此，一直被认为是同一人的宋江从史料上可以证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我们有必要从这一结论出发，来反观《水浒传》的文学评价问题。如何评价《水浒传》，多数学者几乎都没有异议，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重新探讨一番。
《水浒传》从开始动笔到成书，最接近当时面貌的应该是百回本。生活的挫败，恶吏的压迫，使得走投无路的一百零八个人通过不同的曲折经历被逼上梁山。这段故事便是前七十回所呈现的。后三十回里，记载了宋江率众人归顺朝廷，先是征服辽国，后又灭了方腊，立下不世之功，终因朝廷猜忌而被毒死。
为了使读者尽兴，给梁山好汉更多立功的机会，作者还加进了平定田虎、王庆之乱等故事，使得回数增加到一百二十回。
话说回来，一直据守梁山，反抗朝廷，与官兵交战不断的宋江集团突然转变态度归顺朝廷，还比谁都积极地为朝廷尽忠，这样的故事主线免不了使人觉得不太自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倒也不是没有绿林之人被朝廷招安后还为朝廷立下大功的例子。太平天国时期就屡有这样的人物出现。张国梁就是一例，他离开太平军归降朝廷后，率领官兵攻打太平军，还升到了副司令官的位置，后壮烈战死。但这样的人是绝对成不了英雄的。这样的人物不过是对命运的捉弄无可奈何，懂得顺应时局，根本谈不上诸如一开始就没有失去对朝廷的忠心之类的理由。
宋江也是如此，如果说他一开始也和一般的草寇没什么两样，不过是由于某些原因归降了朝廷，后又受朝廷之命去打一些硬仗，立了一些应得的功绩，这样的话故事也就自然多了。但《水浒传》却偏偏加上了不少说词，什么虽然跟官兵打仗但心还是忠义的，什么不是要推翻朝廷而是替天行道，什么虽然杀了不少人但并非作恶，等等，让人不禁怀疑这些理由的合理性。书里说得越多就越是感觉不自然。这也能算是上乘的小说吗？
对这个令人不解的疑问，明末清初的才子金圣叹（1610 ？—1661）的看法一针见血。金圣叹是文学评论家的鼻祖，他十岁进入私塾，读了《论语》《孟子》觉得索然无趣。幸运的是，他第二年因病在家休养，这段时光里偷偷读了《水浒传》，这是改变了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他为《水浒》而倾倒：“天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需要注意的是，金圣叹所说的《水浒》指的是前七十回，就是所谓的正篇。在他看来，正篇才是施耐庵的原作，是天下第一名文，后三十回的续篇乃是明代的罗贯中自不量力的狗尾续貂，乃是贻笑大方的拙作。换句话说，想看梁山好汉的故事只读前七十回就够了，想看变身为官兵将校后的无聊的作战故事就看续篇好了。因此，他只取前七十回书，称《第五才子书》，并加以评论刊印出来。
不过，说《水浒传》前七十回确实为施耐庵所著，后三十回是罗贯中所续写的，这点尚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因此还不好下定论。如果我们静心细读文本，会觉得百回本里前后是有所照应的，应该是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但即便如此，七十回还是一个分水岭，前后文风迥异，免不了使人有前后文相抵触之感。金圣叹凭借敏锐的洞察力，最先看到了这个不足之处，于是干脆一刀两断，断定前后绝非同一人所写。这样的文学嗅觉确实令人赞叹。从文献学的角度讲，金圣叹肯定会被指责过于武断，但总体上来看，应该对其优秀的文学感觉表示由衷的敬意。
金圣叹并非历史学家，但他凭着敏锐的文学感觉读历史时，似乎也对草寇宋江参与讨伐方腊一事表示反对。因为，他对当时侯蒙请旨赦免宋江并利用宋江去征讨方腊的决定大加批判，认为这简直岂有此理，并痛骂道，如果侯蒙的政策被施行的话，“恶知其不大败公事，为世稚笑者哉”。看来，不论是文学也好，历史也好，他所认为的宋江就是梁山泊的宋江了。
文学与历史有本质区别。但历史小说也并非一般的小说，它借用历史事实，有着省略一些叙述和说明的优势，但同时，却不能完全无视史实。就好比演历史剧，多少需要对当时的生活风貌做一些考证，是一个道理。历史小说也一样，不仅要求作者有一定的历史感，对评论者来讲历史感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金圣叹，具有敏锐的文学感的同时，兼有优秀的历史感，实在是非常难得。
金圣叹去掉后三十回，总体上看确实除去些违和感，但另一方面，他又在文本里加进了评语，又产生了一些不自然的感觉。这是因为他太看重文章的形式。这点胡适曾经也很中肯地指出过。但也有对其充分肯定的，比如像复刻七十回本《水浒传》的刘复，曾对金圣叹本无比推崇，“他（金圣叹）的《水浒》总比其余一切的《水浒》都好”。
就我个人来看，从文献学的正统性角度来看，百回本应该更加得到重视，但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确实前七十回更好些。虽说历史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文学上的必然性与历史事实的必然性有本质区别，但若能将二者统一起来则最好不过。这也是最能称之为历史小说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