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如风，众生如苔,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语。长篇小说《苔》再现了动荡时代里如苔般附土求存的生命故事。在90后乐山作家周恺的笔下，茶馆、酒肆、青楼，袍哥、水手、买办等共同绘成了一幅生动的晚清市井江湖图。
去年，这篇长篇小说在青年作家作品中脱颖而出，甚至成为了文学圈绕不开的话题之一。它“斩获”了第五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作品奖、《扬子江文学评论》2019年度文学排行榜、腾讯华文好书2019年度十大好书、第三届做書奖年度文学图书等等奖项。8月23日，周恺做客大方live线上主题分享会，从《苔》说到乐山的江湖意气和文学书写，再说到“南方新浪潮”。
在他看来，最近两年，无论文学还是电影圈都有两条比较火热的叙事路子，一个关于东北，一个关于南方。
“大家写作也好，拍电影也好，太讨巧了，太寄望于讨每一个人的喜欢。其实不管是南方还是东北，这两个词语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局限——它不是普遍的，不是全方位的。”周恺说，“对于所谓的‘南方新浪潮’，如果说有什么期待的话，我希望无论是我还是我周围的创作者，可以在自己的局限内去表现一些自己想表现的东西。正是因为有不同侧面的局限的存在，这个世界才更加丰富，更加有趣。”
周恺
再现历史烟云下被淹没的众生相
《苔》的开篇从一个同治12年的拔贡生李普福如何辞官回乡开办福记丝号讲起，以晚清时期的嘉定（即现在的四川乐山）作为故事发生地，再现这座西南小城的地方风情和民间野趣。
从19世纪80年代到1911年，小说写到了清政府瓦解过程中跌宕起伏的30年。周恺说：“1900年是一个重要节点。它带来最为切实的变化是，洋人可以更直接地参与长江腹地的贸易文化的交流。从庚子年开始，越来越多普通百姓的生活跟 ‘洋’字紧密交织在一起。”
在庚子年之后，乐山的船只主要分两类，一类是船帮的船，即本土的船，另一类便是挂着“洋”旗的船。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船帮的船需要缴税，但旗船不需要。洋人船舶的进出是当时乐山码头的主要收益，同时也是清廷不断衰败的一个象征。在这种急速衰落下，社会各层矛盾和纠纷迭起，民间力量由此崛起，小说中的“袍哥”就是其中之一。周恺形容那些处于真空状态之下的民间力量就好像零散在地面的汽油，只需要一根火柴就可以燃烧。
而革命就是这根火柴。周恺说：“晚清的革命党有个共同点，基本上都是有钱的公子哥。因为革命其实是反思的结果。并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大家就去革命。真正的穷人在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都会再忍忍。革命是在思考日子为什么难以为继，以及好日子、坏日子是什么样的。会这样思考的人，往往都是受过教育的富家子弟。他们大部分人进入新式学堂或去东洋留学，学成归来后就成了一根根火柴。”《苔》所描写的，就是在乐山，那些汽油是如何零散在地面，而一根根火柴又如何点燃它们。
尽管《苔》所写的是发生在百年前的故事，但对于土生土长的乐山人周恺来说，书中的市井生活与他的成长环境大同小异。他感慨道：“读者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小说元素，比如妓院、袍哥、水手，其实都存在于我的成长环境。有人分析过袍哥和今天的黑社会的区别，其实是法外之徒和违法者的区别。如今整个江湖已经消退，现在没有民间力量存在的空间，至少当下是不存在的。今天所谓的义气和兄弟情谊，几乎都建立在利益之上。”
乐山嘉定府西门 1899年 伊莎贝拉·伯德
乐山遥看三江汇合 1909年 恩斯特·柏石曼
作家熟悉的，只是与自己经历相关的侧面
从小说处女作《阴阳人甲乙卷》到去年出版的《苔》，周恺的作品要么和水、河流有关，要么和小镇生活经历有关。对他来说，这不是刻意为之的结果，而是自然发生的过程。
“我熟悉的其实只是跟自己经历相关的这个侧面。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写作、画画，或者拍电影，观察都有视限。”他说，“苏童笔下的香椿树街是阴暗、潮湿、性感的。那香椿街真是这样的吗？其实只能说苏童笔下的香椿树街是这样的。”
如果说苏童笔下的香椿树街“阴暗”“潮湿”和“性感”，那么，“迂回”“不敞亮”则是周恺眼中四川的风情特色，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的写作特点，“四川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移民的地方，而移民是一个秩序和另一个秩序的碰撞。所以四川人的狠，往往就是藏起来的那种狠，不会那么张扬。四川人要做什么不会太表现出情绪，悄悄地就干了。这样一种性格，主要还是因为生存。所以这个地方的特点就是比较迂回，不够敞亮，说话也是两套话。我的写作也是这样。当然这是一个缺点，也可能是一个特点。”
他说：“像我这样生活在西部南方三四线城市的写作者有一个共同点。我们的作品，包括小说、绘画和电影，是略带畸形的。我们呈现出来的世界由许多隐喻构成，不断去思考某个人的某句话意味着什么，或者某一个行为意味着什么。这种创作的局限和早期的美国小说很相似，比如舍伍德·安德森等。他的那种指向性也是我这样的创作者的一个特点。”
江边停泊的小船
抵达叙府的客船
不必过分追求“西南元素”和“地方性”
近年来西南地区的文艺创作不断推陈出新。作为过去的三线建设地，西南地域存在着很多戏剧冲突，因此“西南元素”也成为电影和文学的火热叙事路径之一。
然而在周恺看来，这种 “西南元素”往往缺乏一定的真实性：“电影里表现的并不像我们的真实生活。那种血肉横飞的镜头和画面在我的成长经历里少之又少。虽然乐山也有挺多凶杀案，但都是悄悄的。”
他还强调“西南元素”在很多影视作品里只是一个“元素”，比如通过方言去表现幽默，却并未完整地体现出地区特性。“宁浩的电影起了个坏头，把《三个火枪手》的故事套在四川地区上，让大家都以为这就是四川。后来的很多电影也都是以这种黑色幽默的形式。”
“其实整个南方地区的差别很大。沿海是一部分，沿江是一部分，山区如云南、贵州又是一部分。”周恺说，在文学上，他认为比较有四川特点的作家是张万新，“他写的《马口鱼的诱惑》是写性最好的小说之一。读他的小说的过程，就能体会到四川的生活，体会到四川的那种迂回和不够敞亮。”
“电影方面我推荐应亮，他把自贡故事拍得特别好。他的代表作《背鸭子的男孩》讲述了一个乡下孩子背着两只鸭子去找城里父亲要钱的故事。这部电影的拍摄手法非常有四川的味道。有很多闲笔，关于普通人，关于风景，关于四川的河流。四川就是这样，它是一种闲散的不安定，一种闲散的蛮荒。”
不过，周恺对于“地方性”显然也有自己的理解与坚持：“当我们过分强调地方性，从一个他者的视野或者是视角出发，这往往会让‘地方性’变得很畸形。很多对地方文化的研究也是这样，把地方文化放置到他者的位置，但文学应该是表现人性的共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