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禄是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和史料学的研究，近年来其主要著作不断翻印重出，学界对其关注也与日俱增，因此搜罗整理其星散文字，梳理其求学与任教经历，略述其史学思想与现实关怀，对于进一步了解陈氏的学术成就与学术特点当不无小补。
陈恭禄像
一、求学与任教
陈恭禄，生于1900年7月28日，因病卒于1966年10月8日，江苏省丹徒县高资镇人。陈氏出生于商人家庭，“辛亥革命前后，与弟恭祯同往镇江求学，曾受业于鲍心增老师门下”。而鲍师同为丹徒人，光绪八年（1882年）壬午科举人，十二年丙戌科进士，十五年己丑朝考，以主事分吏部考功司兼稽勋司行走。到戊戌年（1898年）补军机章京，其一生最为光彩的便是在庚子年（1900年）义和团事变时，一度抗颜上疏，而在帝后出逃前夕留守军机处，得以随扈西行参与机密。在陈恭禄后来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义和团之扰乱（续前）”一篇中，谈到光绪帝在“西狩”途中下诏罪己，其文“多责臣下之语，而于此次祸变，淡然叙述，且有自护之处”，而陈氏据《鲍心增行状录》得知“谕旨由其拟成，中多沉痛之语，亲贵将其删去”。后来鲍氏作为“庚子西狩”的随从功臣，在清末颇有升迁，一度担任青州知府。武昌起义后，遁归家乡，以遗老自居，“蛰居斗室，课徒自给”，故陈氏求学应是在辛亥革命之后。鲍氏为人“确然自守，不为曲阿”，并不以学著称，据笔者所见现存诗稿二卷、遗稿若干，当时上课“教童冠十许人，日以忠孝大节相激厉”。柳定生在《史学家陈恭禄先生传略》称鲍心增“对学生讲解经史，指导作文，背诵诗书，要求甚严，为学生奠定深厚的基础”。而陈氏在后来的文字中，对这位启蒙老师虽提及不多，惟在1939年1月《中国史》第一册的自序中有过一段较为详细的回忆：“余忆二十余年之前，从先师鲍心增先生读书。师命圈点《御批通鉴辑览》，并讲授历史书籍，为余读史之起始，性颇好之，乐不释卷。今则稍从事于整理旧史，而师先已病没。追思昔日课读之勤，不胜今昔之感，尝在涕下，因以此书（《中国史》）第一册纪念先师。”因此陈氏从鲍师处所受的，除了旧学功底外，在品行气节上所受砥砺或许更大。
1916年，陈恭禄赴扬州入美汉中学读书，该校为美国教会所办，经此陈氏的中、英文根底在中学时代已初步巩固。1921年，考入金陵大学，该校亦为美国教会所办，不过当时学校以农林学科见长，文科相当薄弱。据1920年左右教育部对金陵大学的视察报告称：“该校文科设立最早，虽有学制，仍照部章办理，然内容既欠充实，组织复多凌乱，故就一般而论，殊无成绩可言。所谓内容尚欠充实者……如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科，在文科中皆为重要科目，而各科教员或由他科兼任，或尚付缺……中国文学、历史等科，虽有中国教员2人，亦仅教授浅近文学，于重要文学、历史科目未能顾及。”故陈氏入学之初，应是鉴于学校学科的强弱，又本着科学救国的思想，一开始“选择就读于化学系，后因兴趣不大，又考虑到中国是农业大国，以农立国……于是改学农科，最后有感于日本之发展、印度之沦亡，又认识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是历史，于是转入历史系”。当时金陵大学历史学科主持人为美籍贝德士（Miner Searl Bates）教授，贝氏于1920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同时获得近代史专业的文学学士学位和政治学与国家关系专业的硕士学位，“治史重信实、尚渊博、明主次、戒媚夸，洵为纯朴坚实的学者”。同年夏天他回到美国被联合基督教布道会授予传教士资格并派往金陵大学工作，此后开启在中国三十年的非凡生涯。贝氏到达该校后，便锐意经营历史学科，到1924年原本合在一起的历史系和政治系分别独立，从此历史系在其带领下迅速壮大。因此陈恭禄进入金大学习，正赶上了历史系蓬勃向上的发展时期。在大学就读期间，陈氏已在贝德士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利用国外资料研究中国近代史。期间有感于日本和印度两国与中国关系密切，国内又缺乏日本史和印度史著作，故先后于1925年撰成《日本全史》、1928年撰成《印度通史大纲》，“二书概括地叙述两国从开国迄于现代的发展，读者一览，即可明了其国内情况与问题，实为介绍邻国国情必读的入门书”。这两部书的写作也由贝德士指导，向陈恭禄提供了大量国外的日本和印度的研究著作。《日本全史》出版时，由贝德士为其撰写序言推荐，甚至资助其出版。因此在两本书的自序中，陈恭禄均对老师表达致谢。此后陈氏在史学上的成就，固然是由于自己的努力，但贝教授治学的笃实谨严，对他的影响也很深刻。由于贝氏主授外国史，故陈氏当时所读也几乎全是外文原版的外国史著作，因此对于国外资料和研究动态极为熟知，视野也极为开阔。
金陵大学历史学科主持人贝德士（Miner Searl Bates）教授
1926年夏，陈氏毕业于金陵大学历史系。当时其父经商失败，无力资助他出国深造，便在南京明德中学教课。1928年金大文学院知陈氏原有编写《中国近代史》的打算，乃聘其为历史系助教，担任中国近百年史的讲授。由于当时大学缺乏中国近百年史教本，陈氏便在原有自编讲义的基础上着手写教材。他积极地利用当地各图书馆史料，撰成《中国近代史》的初稿，全书共十九章，自大学本科毕业时起至1934年完成，历时约十年，共六十余万字，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史最完善的大学用书。出版以后，行销一时，曾列为大学丛书之一。后因此书篇幅较多，又改写成简史，名为《中国近百年史》，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8至1933年夏，陈恭禄在金陵大学讲授中国近百年史及中国通史两门课程，由助教升为讲师。1933年至1935年秋，应武昌武汉大学之聘，讲授中国近世史、中国通史以及专史研究（日本史与印度史）课程，任课一年，晋升教授，讲课之暇，专心撰述。1936年夏，辞离武大，仍回金大任教。而与陈氏同时的如杭立武、王绳祖等等皆出于贝氏门下，其中大多留校任教，进一步扩充了金大历史系的教学和研究队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金陵大学西迁，一部分往皖南，大部分入四川。陈恭禄沿途辗转，历经艰辛到达西南。平日除授课外，矢志埋首写作，兴趣转入研究中国古代史，撰成两册《中国史》，后均由商务印书馆发行。1942年秋，陈氏又应国立西北大学的聘请，前往城固讲学。在城固仅一学期，又写成《中国通史讲义》一册，通论自远古至三国时期的史事。翌年复返成都金陵大学任教。1943年《五年来之金陵大学文学院》的“科系简况”记载了当时陈恭禄与历史系的情况：“首都濒危，本校西迁。本系主任贝德士先生留京照管校产，教授仅陈恭禄、吴征铸两先生先后随校来蓉，系务由陈先生主持。……中国史方面，有陈恭禄先生指导。……本系同仁素重研究工作。陈恭禄先生之《中国近代史》、王绳祖先生之《现代欧洲史》，均已列为大学丛书，早已风行全国，颇得学术界之好评。近来陈、王两氏，对于著作，赓续努力。陈恭禄先生对于断代史之研究，其《中国史》第一册叙述远在古至秦代，已由商务出版，第二册叙述两汉，稿件亦已交付商务，惜香港陷落，未能付印。现陈先生又着手于《中国通史》之写作，又于去秋一度赴西北大学讲学云。”等到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夏陈恭禄绕道西北经西安、洛阳、开封东归故里，并于秋天迁移南京。据学生章开沅回忆，在1947年贝德士的一封家信中曾谈及在中国的经历，其中对于在金陵大学历史系的工作有过一段回顾：“我试图扶植中国青年教师，让他们得以顺应自己的兴趣与长处……王（绳祖）、陈（恭禄）不仅教学出色，他们的著作已有并将继续增长广泛的影响，因为他们编写的大学教材已成范本。”可见当时贝氏对于得意门生的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二、史料与史法
陈恭禄一生以《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两部通史著称于世，其《中国近代史》如上节所讲，曾列入大学丛书，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后人研究也将其视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近代史领域“近代化话语”的代表著作。而顾颉刚在其《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将陈恭禄的《中国史》与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周谷城的《中国通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钱穆的《国史大纲》等一起并称为“较近理想的”通史著作，不过感叹陈氏的《中国史》并非完成之作，其实顾颉刚所见的《中国史》并非陈恭禄“中国通史”的全貌，《中国通史》的全部书稿直到于2014年方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章开沅认为前二十篇乃是民国时期两册《中国史》，后四十篇为其历年讲义所成，实则从1944年《中国通史》第一册陈氏自序以及《中国通史》的全部书稿可知，前二十篇实为两册《中国史》的缩编本，不过所幸已成全帙，为其史学成就的代表之作。故本节拟结合这两部通史，及笔者搜罗的星散文字，从史料和史法两个角度，对陈恭禄史学成就作一定的阐发。
陈恭禄给史著设定的要求颇高，在《中国近代史》自序中称：“今日编著历史之方法，简单言之，首先搜集原料，及时人纪录，辨别著作人之目的，有无作用，及其与史迹之关系，比较各种纪录之内容，考证其真伪。其有证明者，始能定为事实，证以时人之议论，辨析其利害。然后综合所有之事实，将其缜密选择，先后贯通，说明史迹造成之背景，促成之各种势力，经过之始末，事后之影响，时人之观察，现时之评论，而以深切美丽之文写成。此史学者不易养成之原因，而固吾人今日之正鹄也。著者编著此书，不过自信未入于歧途，于试验之中，不肯放弃责任而已。”其中首先提到对于“原料”和考证的重视，又如前文所述，陈恭禄晚年在南京大学讲授的一门重要课程便是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作为该学科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可见其对于史料学极为重视。1935年陈氏在评价简又文的《太平天国杂记》一书时，就史料之选择提出了三个标准：“一曰信。史料可别为二，一为原料，一为次料。原料则指当事人之纪录，或纪载其所见及亲身经历之事件……。次料则据他人所言或其记录而作之文字。自史料价值而论，大体上自以前者为高。二曰要。史料繁多，浩如烟海，尤以近代史为甚，决无一一印行之理，倘或细大不捐，读者除专家外，固不愿一读。三曰新。新指所言之史迹不见于普通史籍，而为新知识也。”
陈氏所言的“信”，以及对于史料的分类，源自英国人克伦泊（C. G. Crump）的《历史与历史研究》（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search），其中便是将史料作如是分，即如今常用的所谓一手、二手史料的说法，而直到1962年在其眼中仍为最好的史料分类方法。陈氏转述的这一观点，意在强调史料的原始性和可靠性，其中“原料指最初的材料，意谓由此上不能再追求材料的来源。次料指后起的材料，意谓由现存的或可寻的原料之中变化而出的著作，即所谓次料出于原料，而原料为次料所自出”。这种分类方法其实可商榷之处颇多，尤其是史料的原始性本是相对而言的，故对于“原料”“次料”的区分，陈氏指出如能“确定它写成的时期，便易于处理”。同时他也注意到“原料并不保证故事记录的真实性”，因此主张历史工作者进行研究时，首先要做的便是大量搜集“原料”，然后审查“原料”的真伪，一切以史料价值的高下为要。在此书评中，主要针对近代史料而言，而这一方面在其《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一书中有着系统的论述。在其中国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的研究中，则明显受到疑古思潮的影响，陈氏对于史料也颇具怀疑精神。陈氏在《中国上古史史料之评论》一文中称：“我国士大夫自称本国为文化发达最早之国，其根据则为典籍之记载。典籍非成立于当时，可信之价值并不甚高，而士大夫不察，以致囿于传说，缺乏正确之观念，遂不知人类进化之陈迹，而以上古为黄金时代。”而对于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尤其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颇为赞同，不过陈氏以后见者眼光称此种观点并非顾氏发明，且以多读西洋史和科学方法自然会产生如此结论。此外，陈氏认为既然古史的观念已变，则有必要利用新发现的史料，走入“考释”的一步，文中专门就金文、甲骨文、石器与陶器等讨论其史料价值。
陈氏所言的“要”并不难理解，其针对的也是《太平天国杂记》选录史料而言，故不作展开。至于“新”，陈氏主张广搜“原料”，其中一层意思便是对于新史料的挖掘。如上一节讲到，陈氏在大学就读期间，便已在贝德士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利用国外资料研究中国近代史。其在《近代中国史史料评论》一文中也讲：“研究近代中国史者，必须打通中外隔膜，材料当博取考证，不可限于本国记录。”不过陈氏也并非盲目崇洋，其认为“就质量而言，自以本国材料为重要”.在这篇文章中，陈氏已感慨近代中国史之史料浩如烟海，但当时“其未印行，或史家无从利用参考者尚多，故宫之档案，南京国学图书馆收藏南洋大臣之交涉史料，均其例也。私人收藏及散失者，更不必论。民国成立以来，政治领袖、外交长官，发表其信件电文等者，尚不甚多。论者常谓编著民国之信史，殆不可能，实有所见”。此外，陈氏已颇为超前地提出影像资料也须进行，“摄影便利，凡政治会议、军事行动、群众游行、人民生活，皆可摄影。见者印象之深，或如亲见其人，参与其事，当能补助文字形容之不足”。同时陈氏热衷于学术评论，在留下的大量书评和与人论辩（尤其与萧一山）的文字中，就有许多围绕近代史新史料（如评《贼情汇编》《太平天国杂记》等）和新研究（如评《外人在华投资论》《远东国际关系史》《中国史与文化》等）的辩论，引领学术前沿。同时史料学也成为其学术评论的重要武器，用以“监督”学界学术纪律。不过陈氏虽有史料无穷之叹，但绝无“汗青无日”之感，其自道：“所当知者，现就公布之史料而言，实有读不胜读之叹，吾人可努力者甚多，决无久待新史料之理。综之，史料经过学者研究，辨别虚实，始有真确可信之史迹，然后方有满意可读近代世之著作。”1947年吴景宏在《中国史学界人物及其代表作》中便称赞道：“陈恭禄教授金大出身，任教金大极久，其《中国近代史》一书搜罗极富，且多西人材料。”
至于史学方法，陈恭禄虽不是留学生，但由于金陵大学的求学背景和贝德士的影响，其研究中明显受到西方史学理论和其他学科的影响。上述史料学方面，陈氏就借鉴了大量当时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如引征法国朗格诺瓦关于直接、间接史料的分类法，美国约翰生（Johnson）的《历史学家与历史证据》（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关于史料的记载、遗物、传说的三分法，信奉英国克伦泊的《历史与历史研究》关于一手、二手史料的分类法等。陈恭禄著作中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便是深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以此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兴衰起落。在《中国近代史》中，陈氏于结论部分讨论人口问题时，首先称清代中后期以来“人口增加，而生产事业未有进步，为社会不安之根本原因”，因此到1930年代“人口已成中国现时严重之大问题，瞻望前途，更为危险”，认为此后“中国人口问题将益严重，内则发展生产事业，殆无解决困难之希望，外则各国殖民地禁止或限制华工入境”，“中国人口为祸患贫穷痛苦之根本原因”。而陈氏提出的解决办法便是“节制生育”，并指出若“于此现状之下，政府先未预防，有失职守，固为事实，而人口过剩，马尔萨斯人口论所述之悲惨解决方法，已实现于吾国，人民死于内乱、匪患、贫穷、饥馑、疾疫等，均其明证”。其后在《中国通史》第一篇总论中，其解释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的主因，便在于人口与社会生产力之间，即书中所言“治乱与户口增减”之间的密切关系，“人口增加过于生产事业之发达，为我国经济困难及人民生活情状恶劣之主因”，而就事实而言，“大规模之祸乱”实为历史上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方法。
另外，陈氏思想颇为前卫新颖，除了前提早在1934年便已提出对摄影等影像资料运用的期待外，同时还提出近代史研究中，访问（口述史）、小说和报纸杂志三种史料的重要性，尤其是前两点：“一曰访问，凡亲身经历之事变，印象之深，尝不易忘，吾人苟向经历其境之老者询问，常有所得。著者家住乡间，常于暇时，访问太平天国情状，老者往往于无意之中，详言所知，或述其被掳从军之状况、军中之生活，或言其逃难避乱之情节，或道其个人对于双方之感想。其言多无好恶之成见，颇有参考之价值。试举一例，余尝闻之祖母，太平军每至一地，即有禁令曰：‘不剃发，不留须，不喝流水，不食黄烟。’流水指酒而言。此类令文，从未见于书籍，不可谓非新得。吾人欲知清季宫中情状，访之太监，亦当能有所得。二曰小说，小说旧以稗史观之，清末讽刺小说尤为发达。说者常指书中人物，影射当时之大人先生、贪官污吏，吾人决不视小说为历史，倘果视为史料，直为笑谈。其描写之情状，亦间有助于历史者。《儿女英雄传》《古城返照记》均其明例。《儿女英雄传》所言之考场生活，实非他书之所能及。《古城返照记》描写清季北京政治社会状况，多亦未见于史籍。”
三、以史经世
章开沅在后来回忆老师陈恭禄的印象时称：“恭禄先生虽然外貌像一位冬烘塾师，其实是一个颇为开明而又谨严的新型学者。”其实综观陈氏留下的两部通史，其中蕴含了作者强烈的“以史经世”的情怀，也明显带有著作产生的时代感。对照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正如其所言“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
在陈恭禄的著作中，有一个极为强烈的悯世情怀，即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民生之苦。正如其在《中国史》第二册评价王莽时称“后世以其篡位及其覆亡之速而诋毁之，实则篡位仅为皇帝之易姓，而与民众之利益无关。惟皇帝有无才力，始乃影响国事人民。吾人当以民众之利益为前提，而不必以篡位为立论之点”。其对于冯道的评价也是如此，当然陈氏知其“四姓十君，后世讥之”，但他注意到“时人誉之”的着眼点便是：“契丹主入晋，尝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曰：‘此时佛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赖道一言之善也”。故认为其“有贡献于世”。在其《中国通史》中，自周代开始，几乎每一朝代都专门讨论人民的生活情状，更多的是直接为民生疾苦发声。而且陈氏注意的并非只是战乱时期或者王朝末年的民不聊生，实则在王朝的前中期，甚至我们后世认为的治世之下，人民的生活也多极为不易。如陈氏注意到汉初虽然田税征收沿袭秦制，“十五分之一，后减为三十分之一”，但“受其惠者，常为地主”，同时“更赋为民之重大担负”。唐代到中叶，“农民耕种于褊狭之地，家无余粮，一遇饥馑，即成严重之灾，为政治、社会上之重大问题。朝廷唯欲多方榨取于民，以供其奢侈用费，政治道德殊为卑下”。北宋初年，吕蒙正已经对太宗言“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到了真宗、仁宗之世，更有“贫民或全家饿死”的记载。且宋代赋税极重，“田税沿五代旧制，亩约征谷一斗。《食货志》称其重于唐七倍”。后来又如明代庄田之害民，中期人民生活已极苦等等。其始终关注的，皆是民生问题，这一定是陈氏出于现实的严重关切。尤其值得一说的是，由于已经受新文化洗礼且可能是成长于教会大学的环境，陈恭禄对于历史上女性的地位颇表同情，其在《中国通史》讨论南宋理学时，反对礼教对于女性的束缚，认为其违反人道。而在《中国近代史》中，对于战乱中失节的女性更是悲悯不已，他认为女性多以死求名，“殊不知处于武力情状之下，失身非其所愿，实不足羞，其强奸之兵士，则野蛮无理耳，而于女子之人格，固无所损”。
又如在《中国近代史》的结论部分，陈氏鉴于当时的国家组织松散、政府专制独裁的状况，他甚至提出“统一方法无论武力统一，或独裁专制，苟势力达于各省，任何代价之下，固远胜于武人割据，互相猜忌，拥兵自固，榨取于民”。或许是一时的气愤之言，但可见其对于长期以来军阀割据的痛恨和民众乱离之苦的同情。同时陈氏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在著作中还对中国的现状和将来提出种种建设意见，如《中国近代史》的结论部分，其名称便是“国内问题之分析及建设之途径”，陈氏提出了统一国家、开放政权、政府节省、发展生产、节制生育、发展交通、改善教育、普及卫生等主张。他自知所言“偏重于指示建设之途径，要为一种意见，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之待改革者至为繁杂，此非讨论计划之书”。其目的则在于“根据可信之材料，略叙国内之情状、严重之问题，一般人士所当深切认识”，呼吁政府努力发展生产事业，改善一般人民之生活。而这些问题和建议，在陈氏留下的少数时论、杂论中，也都可以寻绎。
在陈氏的著作中，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便是对于士大夫和言官的批评极为严厉，斥其空言误国。1934年，陈恭禄在武汉大学为学生们讲“教育的功用”，其中就批评晚清“大臣遇着非常事变，不能辨别真伪轻重，平素的时候，也是如此，每逢国际交涉，倡言战争雪耻”，“士大夫昏庸误国，推本穷源说，由于所受的偏狭教育，不能认识新时代的问题和环境”。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更是有十余处文字，历数言官和士大夫“不明事理”“大言欺人”“意气用事”“祸国殃民”“再倡高调”“知识幼稚”“褊狭保守”等等，因此在论及庚子事变时慨叹“自《南京条约》以来，缔结《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其一次损失过于前一次者，未始不由于（士大夫）知识之浅陋，以及执政者无适当之处置也”。有论者指出，这种对于士大夫的严厉批判，其实受到了当时1930年代学界主流评论的影响，故而也是反对在中日问题上“唱高调”，主张中国应尽可能在国际社会中寻求缓解危急出路的现实关照。
因此，陈恭禄怀揣如此强烈的现实关怀，而作为学生的章开沅有关“陈恭禄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学者，而且是一个不大过问政治的旧式学者。……据我的记忆，无论课堂内外，他都不谈政治，更没有发表任何政治主张。说他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可能有拔高之嫌”的说法，稍有未当之处。其实据笔者所见，在1948年，陈氏至少两次列名或出席关于时事的讨论，第一次是3月25日的《大公报》上有一篇《南京四十七教授为当前时局告国人书》，认为“国家已面临极严重之危机，全国人民正遭遇最阴沉之恐怖……举国惶惑，民不聊生”，因此批评政府“抛弃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之原则”、未改善部队官兵之生活、“昧于国际潮流，背乎历史倾向”，批评“‘党化’教育，统制思想”，呼吁“大公无私之公民”和“忠于自由之全国知识分子”“迅速团结，采取有效行动”，促使国共双方“重建一合乎时代潮流、合乎人民需要之真正民主自由政府”。另一次是4月7日，陈氏参加南京各大学教授时事座谈会，对于蒋介石不竞选总统事发表意见，对其不参选“表示敬佩，并希望刷新内政”。故陈恭禄作为史家的经世之心，也不是流于纸面，而是在时局逼迫之下“切实去做”。
余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遽变化，如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走向敌对，到1950年7月，陈恭禄的老师贝德士被迫离华，甚至一度被描画成美帝文化特务和南京大屠杀的共犯加以讨伐。作为其重要的追随者，陈氏也难免在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株连。其实陈氏为适应新的时代需要，已开始学习马列著作，1951年曾在苏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但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便受到冲击，一度“意志消沉”。又经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故虽一直在新成立的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古代史等课程，但不得再教授“中国近代史”。据章开沅等回忆称，或许是由于陈伯达曾对陈恭禄作过点名批评等缘故，1956年陈氏自撰《对旧著〈中国近代史〉的自我批评》一文刊登于南京大学《教学与研究汇刊》创刊号，在文中他自称“去岁肃反运动学习时，共同工作的同志鼓励我批判旧著《中国近代史》”，故批判自己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代言人”，否定自己的学习学术生涯，批判恩师贝德士和学术偶像马士（Morse）等，承认“《中国近代史》无疑的是一反动有毒素的书籍”。到了5月下旬，南京大学召开第二届科学讨论会，其中历史学分会的学术报告内容直接就是陈氏对《中国近代史》的自我批判，同时还要接受同事、同行的监督。不过当时陈恭禄一度表态，已“改变了意志消沉的状态，恢复了勇气，决心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武装自己，肃清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尽心力为人民服务，对于《中国近代史》，自愿重行编写”，期间还撰写发表了《介绍中国近代史的几种基本史料》等学术文章。
1950年送别贝德士合影，陈恭禄（前排左二）与贝德士（前排左三）、王绳祖（前排右一）
但是到了1958年，陈恭禄遭受更为严厉的批判，当年《历史研究》上刊登蒋孟引的《从对亚罗事件的分析看陈恭禄先生的历史观点—评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中的一页》，在文末直斥该书“最可耻的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而宣传的反动立场”，而理由便是在卷首“把这本书谨敬献给美帝国主义派驻中国的特务、传教士、但披上教授外衣的贝德士”。而同期刊登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学改革及科学研究的新途径》这篇综述中，详细记载了当年10月16日南京大学历史系召开全系师生批判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大会”的实况，当时南大党委书记、校长郭影秋也到场，“在会上发言的共有青年教师和同学十一位，批判了陈恭禄先生旧著《中国近代史》中的人口论、地理环境论、‘公平态度’的‘客观主义’、中国落后论等二十七个反动论点”，会上还一致认为该书“是一部极端反动的著作”。在此次批判过程中，南大历史系“全系教师写出了批判文章30多篇”。可见此次事件之后，陈恭禄的学术声望完全被打倒在地，当时他受人民出版社之邀重写《中国近代史》，但写了一部分提交后，被批为“存在严重错误”，故而搁笔作罢。因此1959年进入该系学习的石湾后来回忆，入学前三年的基础课，其中主课中国通史陈恭禄甚至未能上过一次，而且系领导也明确告诫学生课外也不要把陈氏的《中国通史》当作参考书，只是在四年级才选修了其主讲的“中国近代史史料概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陈恭禄以毕生的精力献给历史教学和科研工作，讲课认真负责，治学谨严精细。陈氏即使仅能开设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的课程，仍是延续其一贯风格，自拟提纲，写成文稿，以此为基础的遗著《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一书，后来于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对中国近代史史料，作出分类的说明，如公文、档案、书札、日记、回忆录、笔记、诗歌、报刊等类，都一一评论它们的价值，同时兼及纪传史、地方志及典章制度等。陈氏对所介绍和评论的史料，绝大多数是亲见亲查，详实可信。到六十年代，陈恭禄又为学生开设《太平天国史专题讨论》课程，充分利用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收藏的文物史料加以研究，其论文和讲稿以《太平天国历史论丛》之名，在1995年由后人整理于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为陈氏主要著作的最后一次结集。陈氏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仍耿介率直，据学生回忆，上课时坚持对学生提倡史学研究“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驳斥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认为其“既没资料又没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故直到逝世前（“文革”已经开始）还遭受了最后一次点名批判。
陈恭禄在讲课（右一）
近年来，陈恭禄的著作不断被再版翻印，主要著作几乎全部重出，甚至多家出版机构争相发行，可见学界和社会对其关注逐渐升温。但是陈氏生前发表的大量学术论文、书评、演讲、时论等尚未见有整理汇集，只是在1985年柳定生所撰的《史学家陈恭禄先生传略》后附有著作系年一份，收录二十二篇文章目录，远未能展现陈氏的学术成果总量。此次整理编校《陈恭禄史学论文集》，除去已经包含在此前出版的陈氏著作的文章，尽量搜罗其生前公开发表的文字，分为论文、书评、序言、杂论、论辩五个专题，每个专题内的文章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序。论文部分收录长篇学术论文十七篇，所论时代从上古史到近代史，内容还涉及史料学等。书评部分收录十二篇，所评书籍为民国时期新出的近代史研究著作或史料，其中多有海外研究著作，可见陈氏的学术视野。序言部分收录其前后自撰序言九篇。杂论（包括演讲和时论等）八篇，虽篇幅较短，但颇能反映其现实关怀。论辩部分是陈恭禄与他人学术争鸣的文字，为便于读者理解，将他人直接的回应文字也收入其中，以为对照。令人遗憾的是，此次编校过程中，个别文章如1942年在《学海》上发表的《汉代文化统一论》、1964年南京历史学会年会论文《十九世纪前半期我国的白银问题》、陈恭禄《自传》等未能找到原文。另外极个别发表于抗战时期的文章如1945年在《四川青年》上发表的《东北之重要》，由于印刷质量极差，未能辨认全文，故只能暂予舍弃，待于来日。总之，编者学识眼界有限，此次整理定有不少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陈恭禄史学论文集》，收于王东、李孝迁主编《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第二辑，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刊发时删除了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