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1905-1993）作为一个诗人、学者和翻译家的身份都被认可，但他作为一名教师、一位学界领导者的角色人们似仍关注不够。1935年留德归国，冯至由沪而宁，本来足可以留下，但他终究还是选择北上，在中德学会谋了份差事，仿佛是可以在北平留下了。但察其实际亦复不然，他旋即在1936年又决定南下沪上，就职于同济大学附中部，“屈居”于同济大学中学部主任这样的职务。这可被视为其生命史中颇不可解之谜，其原因何在？除了一般考虑到的针对时势变化的预见力，即鉴于日本侵华的华北危局而未雨绸缪；但其实对于个体来说，更多的考量恐怕仍落在实际的生存问题上。中德学会的职位，并不能提供固定而丰厚的薪资，所以他日后选择就职同济也更多是有现实的为稻粱谋的因素在内的。
按照姚可崑的说法：“在七七事变前，冯至曾向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推荐请鲍尔（冯至的德国友人，BauerWilly）来同济教德语。校长同意了，他写信问鲍尔，愿不愿意到中国来，鲍尔也同意了。后来战争爆发，鲍尔遵守诺言，来到上海，在上海与同济的德国教师们会合，一同来赣州。这时我们住在一家楼上三间房屋，相当宽敞，鲍尔便与我们同住。我们畅叙旧情，十分愉快。他从欧洲骤然来到赣州，许多事都是生疏的，不能适应，我们帮助他习惯于这里的生活。”这段记述虽然简单，但反映的历史过程却并不简单，尤其对当事人而言就更是如此。抗战爆发，毕竟意味着随时都有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而那时的德国，则还没有开始真正的欧洲战场作战，所以从相对安宁的德国家园毅然赶赴“烽火连三月”的中国，鲍尔看重的恐怕不仅是一纸合约和信诺千金，还有和冯至在德国同窗读书而建立起的深厚友谊乃至志业相许。若不是为了内心强烈的学科意识和事业心，冯至恐怕也是不会将自己最好的德国友人与同事邀约来华的，由此也可见出冯至对同济的发展和德文学科的建立是抱有一定期待的。
冯至在同济近三年（1936-1939），虽然是主政附中、一路颠沛，但在这样一所以德国特色而闻名的大学里，他难道没有考虑过建设自己的出色当行——德国语言文学专业的问题吗？如果是的话，那又会是怎样的理想？同济作为一所以德国为鲜明背景的大学，难道校长就没有考虑过设立一个像模像样的德文系？同济的德语教学当然是从一开始就有的，但如何将其发展成为一个专业性的学科，似乎迟迟未能提上议事日程。其实，按照相关说法，朱家骅是有想法让冯至牵头创办文学院的筹备事宜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赵士卿出任同济校长后，在1939年6月致朱家骅的信中即已提出：“将来或在本校添设一文学院，包含文、哲、史、美术、心理、民族学、人种学等系，并与德国法兰克福之中国学院取得联络，以谋中德文化之对流。”朱家骅显然对此很感兴趣，复信称：“将来拟增办文学院，甚好。拟先设中国文学系、德国文学系及哲学系。”不仅如此，朱家骅还主张：“此外，可另设法学院，先办法律一系，盖我国取大陆法系统，故极重要，且国内法律系不甚健全，是以法学研究尚未基础，亦思所以补救之。”但或许是考虑到操作可能问题，朱家骅建议说：“在初期将文法两院并设，改称文法学院”。综观这段历史，似乎他们的议论仍更多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并未能完全落到实处；但从操作层面来看，却并非毫无准备，譬如冯至就似是这待启动之棋局的重要棋子。
1939年6月29日，冯至致函朱家骅：“自从来到昆明以后，残躯常感不适，患心脏衰弱和失眠症，宜静养数月才能恢复健康，所以不得已向您请命，准许我自8月1日起辞去同济附中职务，暂离同济稍事休养以后，如果您有所驱使，学生无不愿尽犬马之劳，学生来同济三年当兹迫于事实不得不暂时离去，实在是惭愧，有负老师举荐”。
7月5日，朱家骅复函冯至，告知其赵士卿正计划设立文学院：“我已嘱咐他优先设法成立中国文学，德国文学及哲学三系，你能主持德国文学系，继续努力并协助吉云兄推进校务，前途大好。”冯至同日即复信称“老师爱护隆情使学生无时敢忘”，但坚持自己的意见：“学生近来不但为心脏衰弱及失眠所苦，又罹时症，卧床养病已经一周，体力大减，故生急于在八月一日辞去同济职务在家休养，以希望康健后如您有所驱使，学生无不愿尽犬马之劳”。
这样的表态几乎决绝，而且基本就是第一封信的重复，朱家骅当知此事已不可挽回，但他似乎还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想法，在7月13日再度发函：“同济将建设文法学院拟请你主持德文学系，不知你意下如何”，并祝“贵恙当必康复”。冯至7月14日复函称：“承蒙您的厚爱嘱咐生于同济成立文学院主持德文学系，近日以来身体不适已如前函，拟于八月一日辞去附中教务，在暑期中休养数日。于下学年开始，如吉云校长谅解，则可重新任课数小时，若果将来一旦文学院成立，自可尽生全力从事于文哲方面，力求不辜负您的期望”。最后的结果是，冯至终究是走了，离开了同济，也从此了断了他的同济德文的理想与盼望；这一走，于冯至自身是大幸，因为正是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时代，他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为杰出与辉煌的名山事功，虽然很可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而由此开启的北大之路，则同样在专业上为他打开一条通罗马的大道，他在回归北平的北大时代完成了自己的“德文学科”的理想之梦。返观同济，对于德文学科的发展，始终是“半途而未济”。在1946年同济又请来了陈铨，这确实是一个有眼光的选择，看看德文学科的精英也无出他们之外，但可惜天不假时，很快就必须面对1949年、1952年连续不断的大势变化。至今似乎仍是“革命仍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
从双方往来信件来看，朱家骅确实是有着强烈的学术关怀并且是有大胸怀的，但无奈其“亡羊补牢”之举已经迟了，同济的作为让冯至“心灰意冷”，实在没有兴趣再奉陪下去。同济的德文学科也就错过了一个“高开行走”的机会，这里涉及一个问题：为什么校方对此似乎并不关注？当初翁之龙的手法，可能是使冯至气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为什么在换帅之后，冯至仍然最终是心坚去志了呢？接任的赵士卿应该说是有眼光的，他在1946年时曾出任中央编译馆馆长，可见他在文化史上也是有资历和地位的。当时翁之龙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创办理学院，使得同济从医科、工科的两科学院正式有了鼎足维三的基础而成为大学，但如果想发展为综合性大学，办文科势在必行。按理来说，赵士卿若有眼光和胸襟，理当留住冯至才是，但察其事实则不然。当然我们要注意到，赵士卿任职同济的时间甚短，从1939年4月到1940年7月，前后也就一年余，此后由周均时（1892-1949）继任。但我们会看到，继续创办文科，乃是同济历任校长的一个持续方针。而发展德文学科，自然同样是同济作为德式大学必不可少的“装点门面”之举。
1939年春，同济五迁昆明，经费甚难，沈来秋（1895-1969）曾在致友人信中谈及：“在此环境万分困难之际，同济母校不幸频呈动摇之相，最大原因则为经费之支绌，每月约差二万余元之谱，现除教职员薪俸，每月均能照发外，学生贷金已欠数月未发。教育部对母校情形多不谅解，主持者殊感棘手。赵士卿兄（校长）赴渝辞职，已决不回。校务暂由李宣果兄维持，目下各处新成立之大学或学院颇有几所，对具有三十年历史之旧校反而有任其自生自灭之态，殊觉诧异。”赵士卿、李宣果、沈来秋都是法兰克福大学的同届同学，前两者是医学博士，后者是经济学博士。沈来秋的同济因缘也是由人脉而起，据其子回忆：“当时同济大学的校长赵士卿是父亲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同学，他是医学博士，两人的专业不同，但友情甚笃。父亲就是从他那里得知同济大学的困难。赵士卿感到自己难有作为，于1940年7月辞职，而父亲却在此时到母校任教。父亲在同济大学的工资要比原来减少1／3，这对于家大口阔负担极重的父亲来说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继任校长的是中国弹道学、力学专家周均时，四川人，也曾留学德国。周均时十分欢迎父亲，聘为教授。父亲除了在工学院、理学院任‘工厂管理’、‘经济学’和‘机械学’课程之外，还协助周校长工作。周均时十分器重父亲行政管理方面的能力与经验。在父亲筹划与主笔下，他为学校制定了‘学校迁川计划’、‘经济概算’以及‘整顿校务意见’。凡是给教育部、外交部的重要文件、信函，亦均由父亲起草。父亲还是迁校委员会11个常务委员之一。”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看到同济与留德学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联，旧人走，新人来，同济作为德国文化在华的重要场域，其意义始终呈现。
朱家骅自己就是第一代中国德文学科谱系中人，当初蔡元培改革北大，很得意的一条就是创办德国文学系，而杨丙辰、朱家骅、顾孟余等都是当时的德文师资。相比较杨丙辰那样成为学科中坚，朱、顾等人都意在仕途，所以不久就淡出了德文学科。但这样的高官，他们和官僚出身的人还是不同的，他们在政治角逐之外，也还很关怀学术建设。譬如朱家骅就是一个代表人物，虽然后人为其可惜：“他才华横溢，深为官场所钟爱，纷纷把他拉入官场，误入尘网，一去三十年，虽官场得意，实非本愿”，但他确实也为学术界做了不少事，譬如1940年出任中研院代理院长时的讲话就可以看出他的学养和情怀：“……余平素对于学术研究，至深关切，又曾担任总干事职务，于本院情形，知之甚稔。……此次余奉命代理，惟有蹈循遗规，勉力维持，与本院同人共相策励，继续努力。又以中国国民党五全大会宣言所宣示两义：‘其一，学术研究工作，须与国家社会密切联系，俾国家得学术之用，社会获学术之益。其一，为促进战国科学之独立发展，造成坚实之国力，推进久远之文明。……’本院一方面应求急切之功，使学术研究工作，适应抗战需要，一方面尤须为久远着想，分工不厌其细，研究不厌其精，毕生尽瘁，专心致知，使学术研究之独立发展，名实久孚。如此中国科学必能精进不懈，迎头赶上，根基既固，国力自厚矣。……”言为心声，这种表态和言谈的方式，不是一个简单的纯官僚能说出来的。
从冯至到同济的任职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家骅是一个颇为重要的推手和背景，而且确实是以一种高屋建瓴的文化学术眼光来考量，当然其党化思维恐也难完全排除，但以一个高官身份，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惜的是，在此庙堂思维与学者路径并不能真正融合，这是可惜的。这不仅表现在冯至身上，像贺麟、张荫麟、陈铨等人与蒋介石等的关系，似乎也都可做此看。有论者指出：“若说同济医工学堂的1915年医预科组成了一个以朱家骅为核心的网络，其实并没有夸大其辞。然而，这个网络所牵涉的人太少，故此这个社会网络的密度相当低，而且也未能进一步延伸，但当中也并非全无可以观察之处。朱家骅的仕途发展部分地依赖于胡庶华、张君劢及蔡元培，较少与同济的毕业生扯上关系。朱家骅与赵士卿、翁之龙及丁文渊的关系则较简单及向朱氏的方向倾斜。”其核心则在于，“同济背景与留学德国的共同经历稳固着这个网络”，这一点还是颇有意味的，因为作为德系的在华空间，同济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其校园本身，更在于其同济背景可铺展开的象征德国文化的“侨易空间”。当然，我们在强调教育、文化、观念意义的同时，也需要承认政治的存在。譬如在面对大学党化的问题上，除了必须考虑的高层政治需要和派系角逐，像CC系扩张势力与政学系博弈之外，我们还是要注意人际脉络所形成的整体网络。就冯至而言，没有朱家骅的关系和举荐，他是不可能出任同济附中部主任的职位的；这一点我们只要稍微参照一下姚从吾（1894-1970）的情况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此君也并非热衷政治，但出于与朱家骅的私人关系，主要也是源自北大的师生渊源和留德学脉，则为国民党（甚至直接是为朱家骅）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西南联大建立国民党的支部系统，相比之下，同济虽无联大那么重要，但也同样是重要的国立大学，且有德国背景；更何况，在留德出身的朱家骅看来，这恐怕更是他心头重中之重。所以冯至的入场，那代学人对于政治的态度其实并不像后来者想象的那么功利，对于留德精英学人来说恐怕更是如此，他们很多时候都有着随遇而安、随境而行的成分在。但无论如何，冯至的随心而行，姚从吾的顺水推舟，陈铨的书生意气，都是大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一幕戏剧。而冯至的一腔热血，使得他很难在这种政治色彩浓烈的教育场域里如鱼得水、心安理得，即便是师生情谊也很难使得他再继续坚持下去。而正是这种选择，使得冯至得到了另一种发展的可能（包括政治上的），真是“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人生命运之不可测不可知也正如此。
1947年下半年时，冯至致函德国友人鲍尔：“尽管中国很乱，可是北平却很平静。老样子几乎没有变。北京大学没有受到破坏。这学期开始我在为设立德国语言文学专业而奔忙。这事我已办成。你有兴趣到我们这里来吗？你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欢迎你来。不像过去在同济，我们在北京大学是不会失望的。”在这里，有若干潜台词值得挖掘，首先，很显然，同济-北大构成了一组比较关系，对于北大事业的期待和对同济经验的失望，显然对比鲜明；其次，这是战时分手、阔别六年之后的重逢之喜，还是间接辗转从艾锷风（Ecke Gustave,1896-1971）那里得到消息，这种经过战火洗礼共患难的交情和“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惊喜，是怎么高估也不过分的；再者，是对北大劫后余存的庆幸和对德文专业的期待，尤其是“这事我已办成”的淡定和成就感，仿佛不是简单地在通报消息，而是充满了共同理想达成后的“会心一笑”。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冯至与鲍尔都是日耳曼语文系的学生，都在海德堡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这种学科情结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当初冯至介绍鲍尔到同济任教，自然不仅是因为他任职中学部主任，更因其内心深处有强烈的建设一个德国语言文学专业的理想或信念。
冯至的同济时代，或许是一个在学术史上尚未被足够关注的现象，但无疑可以牵引出足够有趣和有学术价值的话题，譬如说如果冯至留在同济，其前途和结局将会怎样？是会因继续留在同济，反而折断了这位即将奋起飞翔的德文学科之星的星运之路呢？还是会因冯至日后的成就给同济大增光彩，补足同济在科学之外的人文领域的“星耀之光”呢？或者还有第三种可能？无论如何，冯至那代人所代表的人文理想，仍是同济史上不可遗忘、值得倍加珍惜的精神遗产，冯至在“战时德风”中执着于学理探究和思考，以“执教中学”为中心所表现出的人文关怀，对学校、对学生、对同仁的爱和情感，都将因其价值本身而不朽。冯至日后成为了公认的德国文化的在华代表，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在授予冯至文学艺术奖时，维克特（德国作家，1976-1980年间任联邦德国驻华大使）曾有过这么一段授奖词：“冯至曾经培养出整整一代学德语的中国学生，教会他们理解并热爱德语文学。在德语国家文学和思想史领域一代高校教师和著名专家都出自他的门下，如今这些人在中国占据着这一领域许多重要的教授席位。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有一个冯至学派。”就学理而言，冯至学派云云自然是“纸上贴金”的恭维语，不必当真；但就冯至作为德国文化在华代表及其文化史意义而言，则确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