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该书《出版说明》中，整理者赵龙江考证出所谓“螺君”就是毕树棠，写这一百多天日记的时段毕树棠正在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出生于1900年的毕树棠，三十一岁后近十年间反映在这一百多天的日记中的，是他对文化名流尤其是文学名家颇有交接，且笔头也勤。让研究张恨水的学者尤感兴味的是，毕树棠这一百多天的日记选刊开始不久就有一天的日记整篇记的都是直接与张恨水相关的史实，据此稍加考读，就使得张恨水著述、评说的史料有所丰富。
涉及张恨水相关史实的毕树棠日记，写于1932年1月15日，分作两段，全录如下:
《大公报·文学副刊》转来张恨水君来信，文甚长，多牢骚语，盖不满意时人对其小说之批评也。并谓近成一新著曰《落霞孤鹜》，已让版权与世界书局，自觉此作为精心结撰，较《啼笑因缘》为佳，嘱余读而评之。又嘱将此信发表于《文学副刊》。
余前尝撰一文，评潘凫公之《人海微澜》与《隐刑》，连带论及张君之《春明外史》。二公为人间说儿女事，已誉满京华，而余实未尝特别注意，论文之作，乃借题发挥个人对一般小说之管见耳。后闻徐志摩先生颇赞许张君之《啼笑因缘》，杨丙辰先生更到处拍案叫绝，大有“生平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之慨。友人闲谈，亦以为《啼笑因缘》较《春明外史》为进步，犹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与《恨海》也。余乃复撰一短文评之，虽见解平常，自信尚不失为说公道话，张君此信盖即此而来也。惟就所见说公道话，乃书评者之天职，亦即当然之限度，其他则非所知，亦非所愿闻也。
顺着上录毕树棠日记行文，来一番查证式考据的阅读，便可补充现有的张恨水史料登录上的遗漏。
毕树棠日记的第一段，有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张恨水写过一封“文甚长，多牢骚语”的“来信”，并嘱毕树棠“将此信发表于《文学副刊》”。
好在毕树棠日记的年月日俱全，去查相应时段的老旧的《大公报》的《文学副刊》，还真地找到了，题为《张恨水君来函》，有七百字，要算长信，刊1932年1月25日《大公报》第二百一十一期《文学副刊》，书信抬头的“民犹”当然就是毕树棠当时发表评说张恨水作品文章时候用的笔名。张恨水的信如下:
民犹先生文鉴：于本刊两读教言，莫名心佩。窃以为当此国家一切急谋建设之秋，吾人毫无建树，仅以稗官家言，自糊其口于四方，已甚为愧赧，更何自信之足言。一斑之见，颇欲努力于旧式小说，借以通俗之故，略贡区区意旨于社会。惟心力有不足者，则劳资两方，需要与供给，颇难一致，不得已，乃日为人间儿女说相思事。此种苦痛，殊不足为外人道。故弟非敢以抱残守缺自负，亦非敢哀乐中年，犹风流自赏不置也。至读者对弟之批评，无论于何立场言之，弟一律接受，且绝不作无味之申辨，以文过而饰非。盖吾人有一技供献于社会，社会必有一共同之认识，苟有短处，决难逃慧目，欲盖弥彰，又何苦乎？要亦非忠厚对人之道也。弟写《春明外史》时，是《春明外史》时之环境，写《啼笑因缘》时，又是《啼笑因缘》之环境，而假以时日，读书稍稍获益，下笔又自不同，故批评二书，颇有足于书外求之者。然此亦不足为外人道也。弟于《啼笑因缘》序中曾言之，只是一种职业的文字，初不思在文坛上妄欲占何地位，出版而后，得社会上溢美之赞，非始料所及也。此书而后，弟紧接撰有《落霞孤鹜》一书，惨淡经营，虽声情之作，自视不落旧套，而友朋读之者，亦谓价值在《啼笑因缘》之上。（附注：《落霞孤鹜》世界书局去冬出版共三十六回约二十万言版权非弟有）惟吾人自言，必甚主观，谬误随之。先生曾屡向弟作，为深刻之批评，仍乞取而读之，不客气的予以指教。谚有之，高蜡烛台不能照着自己，况弟非高烛台乎？固甚望他人之攻错也。弟生平不护短，此信即令公开发表，亦属无妨。顺此即颂文祺。
小弟 张恨水顿首。（一月十四日）
北平西长安街大栅栏十二号
张恨水的书信写于1932年1月14日，他在书信一开始说的“于本刊两读教言”，自然是其前张恨水见到《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两次发表毕树棠的评说张恨水作品的文章，而且有一篇就是评《啼笑因缘》，因为毕树棠日记第一段写有张恨水来信“自觉”新著《落霞孤鹜》“较《啼笑因缘》为佳”。
再细查那段时间的《大公报》，果然在《文学副刊》找见署名“民犹”的两篇文章：一篇题为《〈人海微澜〉与〈隐刑〉》，载1930年8月18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第一百三十六期；另一篇题为《评张恨水〈啼笑因缘〉》，载1932年1月4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第二百零八期。
毕树棠在这一天的日记第二段，自叙写作评说张恨水作品文章的初衷和体会，也有自我评定的意思。原版《大公报》是很难一见了，所以本文写及的由毕树棠日记索得的张恨水史料，在已有的张恨水相关编著中都是缺失的，正可以补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