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纷纷向大后方迁移。这场被称之为“文化长征”的大运动，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保存了珍贵的火种，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的文化抗战史诗。然而，其中亦有遗憾之处。尤其是山东大学，在迁校的过程中被迫解散，成为抗战时期唯一迁校失败的国立大学。山东大学的校史亦因此中断八年，对学校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
举棋不定的内迁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7月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沦陷。华北陷入危局。8月14日，日军在青岛制造“八一四”事件，一时间胶东半岛阴云密布。此时，驻扎在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正在放暑假，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战事，校方举棋不定。国民政府教育部最初认为战争不会延长，主张各校原地待命，要求“全国各地各级学校暨其他文化机关，务必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然而，随着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9月，教育部命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联合南迁，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又令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北地区，合组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对国立山东大学，教育部亦指定迁往西安办学。
国立山东大学的校长原为赵太侔，此时改为林济青，刚刚上任一年时间。林济青（1886-1960），山东莱阳人，汇文大学学士、美国里海大学矿学硕士，曾任齐鲁大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1935年1月任山东省政府委员。1936年7月16日，被教育部任命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林济青取代赵太侔，与山东大学爆发的一场学潮有关。1935年12月18日，山东大学为声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发起一系列爱国运动。次年2月，赵太侔为稳定校政，将参加学运者开除，引发学生反抗。青岛军警包围学校，拘押学生，导致校长和学生矛盾进一步激化。赵太侔与山东省政府的关系也并不和睦。山东大学名为国立，建校初中央分文未拨，完全依靠省款办学。1935年，中央虽有拨款，额度仍低于山东省政府的协款。然而，赵太侔掌校期间，与济南当局一直比较疏离。1936年，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借学潮之故将山东省协款从每月3.6万元减少为1.5元。由于深感学校受山东省政府影响太巨，山大全体教授曾于1936年5月3日上书教育部，要求将山大改为国立青岛大学，完全隶属中央，不受山东方面牵制。此事未成，碍于人事和财政的双重压力，赵太侔黯然辞职。其后，山东省政府推举林济青担任山大校长，获得教育部的首肯。
目前所见的材料，对林济青的评价都普遍不高。一般认为，林济青以省政府委员担任大学校长，政客作风严重，将官僚作风带到了山大，一大批行政骨干和著名教授纷纷离职。山大校长之下设教务长和秘书长，教务长原为杜光埙，与赵太侔同是建校时期的筹备委员，对学校有草创之功，此时托病辞职。秘书长皮松云亦去职，改为严智开。林济青又增设训育主任，任命山东教育厅督学王圻担纲，以加强思想统制。文理学院、工学院院长悉数易人，老舍、洪深等名流教授亦辞职离校。因此，国立山东大学的领导班子，与学校的渊源都不深，领导根基并不稳固，领导能力似乎也差强人意。由于山东省政府对山大具有决定性影响，此种关系亦影响了山大的迁校态度。
据称，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首先反对教育部要求山大内迁西安的命令，认为省政府是山大的主要拨款单位，山东大学是山东的资产，不得外流。因此，校方与山东省政府协商，在9月中旬打算迁移鲁西南的单县。对于是否内迁、如何内迁，学生也有不同意见。中文系学生徐中玉回忆，1937年暑假结束返校的同学只有100多人，不到平时的一半。有些同学主张迁校，因为青岛市内不可靠，乡下没有隐蔽据点，安全成为问题。有些同学则拒绝迁校，认为即使迁校也要在山东境内。然而，10月2日，德州失手，日军进入山东，在省内办学已不安全。10月7日，国立山东大学发布第71号布告称：“经决定，迁移未妥以前，为安全起见，校中学生准先自动离校，或解读他校，候迁校竣事后，随时前往复校。”8日，又发布布告称，学校可以暂时迁到济南。9日，国立山东大学正式停课。但对于迁到何处，仍然没有定论。
从青岛到安庆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国立山东大学应该迁往西安。校方最初亦将第一批仪器设备246箱打包，经济南先行运往西安。然而，由于校方后来在迁校一事上游移不定，错失了宝贵的时间。此时从青岛到西安的内迁路线已经非常危险，校方临时改变决定，决定迁往安徽安庆。安庆的水陆位置比西安便利，可以从青岛沿着胶济线先到济南，在济南乘坐津浦线南下到达南京，再换长江水路到达安庆。由此，山东大学向教育部申请，改为内迁安庆，择定安庆菱湖公园为校舍办学。获得教育部同意后，校方决定将剩余的800余箱仪器设备先行运往南京。林济青派亲信吴敬寰押运货物前往南京，负责运输保管事宜。
吴敬寰，字肃如，燕京大学物理学硕士，曾任齐鲁大学物理系副教授。1936年8月，跟随林济青从齐鲁大学转入山东大学工作，为物理系讲师，深受林济青器重。然而，这是一个奇怪的安排。山东大学存在大量庶务人员，林济青仅仅安排他们负责整理仪器设备并装箱，并未委以押运看守之重任。此种安排是由于对这些“老山大”不信任，还是需要庶务人员在学校善后，不得而知。总之，吴敬寰先期南下押送。1937年11月，山东大学部分教师、庶务、学生分批南下。
在庶务人员中，有一位事务科干事名叫王乃栋（1933年7月来校），他到达南京后看到山大的800多箱仪器设备堆积在下关码头和浦口车站的仓库内。王云埔问吴敬寰，这些设备何时可以运往安庆。吴敬寰称，一两天内便会有船装载。王乃栋等以为此事必定稳妥，又出于避免僭越的考虑，率队从南京乘船前往安庆。然而，此时长江水路由于内迁而异常拥堵，交通工具严重短缺，王乃栋等经过二十多天跋涉才辗转到达安庆。在南京，吴敬寰约定的船只似乎临时爽约，山大的仪器设备因而滞留下关。此时，吴敬寰在济南的老家似乎亦发生变故，情况紧急之下率领亲眷返回济南，将800多箱仪器设备留在码头。当林济青接到吴敬寰擅离职守的电报时，火速要求已经到达安庆的王乃栋等东返，到南京抢运物品。此时，长江水路已经炮火连天、船只不通，王乃栋到达芜湖后，决定改走陆路。其后冒着炮火到达蚌埠，交通已经断绝，无法前进。在蚌埠获知日军攻占南京（12月13日）的消息，800多箱仪器设备沦入敌手，国立山东大学辛苦积累十余年的财产毁于一旦。
其他教职工向安庆集结的内迁之路，也是一部部血泪史。山东大学化学系有一些设备，打算单独运往济南保管，遂由讲师郭质良押运到济。郭质良从济南返校时，发现山东大学校园已经搬空，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即将在青岛实行“焦土政策”，遂冒险乘坐最后一班胶济线列车回到济南。此时，济南已经没有南区的列车，郭质良情急之下爬上一辆运载伤兵的军用车，挤到运煤车内，亲眼目睹那些挂在车窗车顶的逃难民众，路过隧道时死于非命。郭质良到南京下关时，南京即将沦陷，匆忙登上一艘木船，冒死赶到安庆。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童第周正在浙江老家休假。9月，返回青岛准备开学。由于山大迁校地址未定并停课，折返浙江老家等待。其后，山大决定内迁安庆，通知童第周到安庆报道。童第周遂从浙江老家出发，一路之上很难搭车，也很少有旅馆住，常常露宿街头。在路上还曾经被土匪挟持，由于被人保护而保住了性命。童第周到达安庆时只剩下2元钱，被警察怀疑为特务而扭送到警察局，经学校保释才得以归队。
然而，当这些教职工和学生冒死赶到安庆时，安庆也已经危在旦夕，日本军队推进到了安徽省界。不久，校方决定，学校从安庆再迁往武汉。
山大被迫停办
山大师生辗转乘船从安庆抵达武汉，被安排在武昌一个小学暂时栖身，师生在地板上一住就是半个月。此时，山大存放在南京的全部图书仪器丢失的消息传到武汉，引起师生极大的恐慌，诸人悲愤交集，情绪极不稳定。尤其是拖家带口的教师生计出现问题，向校方提出了查账的要求，以了解山大能维持多久。林济青授意汉口的银行拒绝公布账目，童第周等发动各系学生，迫使银行公开账目，得知山大的全部资金只剩下9万元。因此，师生普遍陷入绝望之中，一部分同学离开，一部分同学设法转入其他学校就读，还有同学加入了部队，在武汉只剩下50多个同学。
此时，林济青又通知山大师生，称校内已经派人在四川万县觅得校舍，第一批发往西安的200多箱仪器设备亦已辗转运抵汉口，到四川可以勉强开学。由此，师生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师生从水路前往万县，到宜昌时由于缺少船只，耽误了一个多月。1938年春节后，山大师生才到达万县。然而，当部分教师和少量学生到达万县后，发现学校实际无人负责，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由于仪器设备并未运到，即使开学亦无法上课。学生普遍感到前途渺茫，无心读书。
由于国立山东大学内迁失策导致财产尽失，校内外人士均感不满，纷纷向教育部控诉，向蒋介石报告。1938年2月23日，教育部勒令山东大学就地停办，派秘书黄龙先到万县接收山东大学“校产”，教员分发国立编译馆担任临时编译工作，庶务人员就地解散，学生送入中央大学肄业，所有图书仪器借由中央大学等校使用。由此，山东大学成为抗战时期唯一一所因西迁失败被勒令停办的国立大学。
据统计，因抗战影响而迁移的高校约106所，搬迁次数共计300余次。各国立大学多顺利迁移大后方，光华、复旦、大夏等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虽然缺乏搬迁的经费亦成功在大后方保留了教育的火种，与山东大学同省的济南齐鲁大学，亦得以在成都华西坝延续弦歌不辍，为何惟独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失败？主要原因大概如下：
首先，错失了迁校的机会。国立山东大学由于深受山东省政府的影响，在迁校一事上举棋不定，曾一度幻想留在山东省内办学，错过了迁校的黄金时期。因此，山东大学几乎是被日军炮火赶着炮，每到一处，日军的炮火便尾随而至，在疲于奔命中剧烈地自我消耗。
其次，迁校难度大。国立山东大学地处青岛，相对于大后方，是各国立大学中地理位置最为偏远者。如果迁往西安，与平津高校相比亦交通至为不便。如果迁往长江流域，要走胶济铁路先到济南，再乘津浦铁路南下。胶济、津浦两路作为中国的交通大动脉，交通拥挤，一直是日军攻击的重点。山东大学迁校决策晚，更增加了这条迁校路线的难度。
第三，缺乏坚定的领导核心。林济青虽然一直身在教育界，但教育行政能力严重不足。各国立大学内迁成功者，莫不依赖于拥有稳定核心的行政班底。然而，山东大学缺乏这样的班底。山东大学原本有一些建校元老担任校内要职，对学校感情至深，但悉数被林氏撤换改用私人。至关重要的图书仪器押送，林氏亦轻率地委任于个别亲信，所托非人最终招致失败。
最后，也是最不容易被人注意的一点，院系设置严重不均衡。在今日山东大学的校史简介中，常常宣称20世纪30年代“文史见长”的传统。然而，所谓“文史见长”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后世的话语建构，当年的山东大学实际是一所理工见长的学校。当时的校方亦承认，“以理工各系占多数”。不信看抗战前山东大学的院系设置，学校拥有文理、工、农三院8系，文科仅有中文系、外文系，理工科则有物理系、化学系、数学系、生物系、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农学院设推广部，不招本科生。尽管山大曾经聚集了闻一多、梁实秋、老舍、沈从文等一批文化名家，但在当时尚属崭露头角的中青年教师，在校任教时间也不长。其中闻一多、梁实秋都被山大学生认为“不学无术”而赶出了山大。至于理工科的王淦昌、汤腾汉、束星北、童第周、傅鹰等学者，在后世亦享有盛誉。山大校园内有科学馆、工学馆、水力实验室、实习工厂等一应俱全，化学、生物等学科享誉国内。当时的国内各大学，尤其是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普遍以文科（中文、外文、历史、哲学、社会、新闻、教育）法科（法律、政治、经济）商科（会计、金融、国贸、工商管理）院系居多，理科院系较弱，多数无力举办工科。这种无可奈何的重文轻理，常被外界视为办学水平不高而多所诟病。然而，这些大学的内迁，不需要携带很多仪器设备，甚至未必需要很多图书，只要到达大后方能招聘到老师、招到学生即可开学。山东大学以理工见长，一旦仪器设备丢失，便是巧妇难以无米之炊，等于被判了死刑。一所大学以理工科见长，在和平年代是一种优势，战争年代反而成为劣势，这可能是当时山东大学院系的设计者始料未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