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数十年来，美国早期史学者就美国历史从何时开始争议不断。2019年8月《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策划了一期特刊“1619年项目”（the 1619 Project），将这一学术问题摆到公众面前。不仅普通民众排队购买这一期杂志，专业历史学家也对此事十分关注。这个项目在吸引无数目光的同时，也引发了热烈讨论，有关对话至今仍在继续。那么，这个项目究竟有何目的？提出了哪些主张？哪些学者在反对这个项目？他们的理由是什么？这个项目有无支持者？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项目的？
这个项目的设想来自《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记者妮古尔·汉娜-琼斯（Nikole Hannah-Jones），她也为项目撰写了导言。杂志主编杰克·西尔弗斯坦（Jake Silverstein）在题为《我们为何出版“1619年项目”》的短文中，这样阐释他们的初衷：在400周年纪念的重要时刻，重新定义美国历史的开端，以1619年取代1776年。奴隶制及其带来的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在经济、政治、饮食、音乐、公共卫生、教育、语言、法律等多个方面塑造了美国的特质。因此，1619年8月末第一批非洲奴隶抵达英国殖民地弗吉尼亚，标志奴隶制在北美开启，“这才是这个国家的开端”。“1619年项目”就是要“在我们告诉自己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的故事中，把奴隶制的影响和美国黑人的贡献置于正中心”。这个项目采用了形式多样的表达方式，包括10篇谈论奴隶制与种族主义对当代美国生活各个方面影响的系列文章，以及17篇由当代黑人作者创作的、基于历史事件的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此外，杂志还与史密森学会下属的国家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合作，以视觉形式呈现奴隶制历史；与普利策中心（Pulitzer Center）合作，以“1619年项目”为基础，制作面向学生的教育材料；并以播客、书籍等形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这些成果。这是一项由记者、历史学者、社会学者、诗人、法律学者、英语教授、艺术家、剧作家、小说家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创造、参与的综合项目。
妮古尔·汉娜-琼斯（Nikole Hannah-Jones）
妮古尔·汉娜-琼斯的文章为整个项目定下了基调，也是此后历史学者批评的主要对象。这篇文章标题稍长——《我们的民主奠基理念在写下的时候是错误的，美国黑人的斗争使它们成为真理》，有效传达了文章的主旨。身为黑人女性，汉娜-琼斯开篇讲述20世纪40年代以来自己家族的经历，进而转向梳理从1619年8月至今黑人遭受的种族主义待遇，以及他们对美国经济发展、民主完善的贡献。她指出，黑人在争取权利时主要依靠自己，而黑人的斗争为其他现代权利斗争奠定了基础。汉娜-琼斯强调，对美国黑人来说，美国才是他们的祖国；一代又一代黑人在美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但被忽视的角色：他们“使这个民主国家变得完善”，帮助美国实现建国之父的自由、民主理想。从黑人和奴隶制的角度，她揭示了美国历史更复杂、曲折的一面，比如：一些爱国者支持独立事业是为了保护北美的奴隶制，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把奴隶制的罪责归咎于英国国王，美国宪法则对奴隶制只字未提，林肯想要移民被解放的黑人，等等。她把这些称为“流淌在这个国家基因中的反黑人种族主义”。文章融合了自身经历与种族历史，将现实与历史交融在一起。汉娜-琼斯在文章最后写道：“我们曾被告知，因为奴隶身份，我们永远成不了美国人。但是，正因为我们的奴隶身份，我们是最地道的美国人。”
“1619年项目”问世后，在美国史学界引发热议。学者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以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肖恩·威伦茨（Sean Wilentz）为代表，公开强烈反对这一项目；第二类则以威廉-玛丽学院的奥莫亨德罗美国早期历史和文化研究所（The Omohundro Institute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OI）和《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为代表，有条件地接受这一项目。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肖恩·威伦茨（Sean Wilentz）
12月20日，《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一封由肖恩·威伦茨发起、四位历史学者署名的致编辑的信。威伦茨主要研究19、20世纪美国文化、政治和社会的历史，著有《美国民主的兴起：杰斐逊到林肯》（2005）、《里根时代的历史（1974-2008）》（2008）、《人非财产：美国建国时期的奴隶制和反奴隶制》（2018）等多本学术著作；其中，《鲍勃·迪伦与美国时代》一书已在2018年翻译为中文。另外四位联合署名的历史学者是维多利亚·拜纳姆（Victoria Bynum）、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詹姆斯·奥克斯（James Oakes）和戈登·伍德（Gordon Wood）。拜纳姆是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圣马科斯分校历史学荣休教授，以研究内战和南部史著称，著有《不守规矩的女性：旧南部社会和性控制的政治》（1992）、《内战的长期阴影：南部的异议及其遗产》（2010）等书。麦克弗森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专攻19世纪美国军事史、奴隶制和黑人的历史，著述丰厚，是美国内战史研究的权威。他的《林肯传》、《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两部著作已经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奥克斯在纽约城市大学担任历史学教授，主要教授美国内战、重建、奴隶制、旧南部、废奴运动等方面的课程，著有《奴隶制和自由：对旧南部的一种解释》（1990）、《激进分子和共和党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亚伯拉罕·林肯和反奴隶制政治的胜利》（2007）、《国家的自由：美国奴隶制的毁灭（1861-1865）》（2012）。最后一位是国内美国史学界非常熟悉的戈登·伍德。伍德是布朗大学的荣休教授，获得过班克罗夫特奖、普利策历史奖和国家人文奖章等美国历史学界最高的荣誉，著作等身，仅译成中文的就有《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1776-1787》、《美国革命：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史》以及《革命品格：建国者何以与众不同》。可以说，这封信聚集了少数研究美国革命、内战历史的重量级学者对“1619年项目”的看法。这些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已经耕耘了数十年之久，都是颇有建树的大家。除了威伦茨，其他四人此前都已接受国际第四共产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网站的采访，公开反对“1619年项目”。这四篇访谈以及其他历史学家的访谈，都可见于该网站（https://www.wsws.org/）。
维多利亚·拜纳姆（Victoria Bynum）、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詹姆斯·奥克斯（James Oakes）和戈登·伍德（Gordon Wood）
在这封来信中，威伦茨等人“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表达对‘1619年项目’重要方面的强烈质疑”。首先，他们认可这一项目的动机，即致力于强调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把所有的学术生涯投身于这些努力，我们所有人都在尽力推进这些事。像‘1619年项目’这样，就奴隶制、国家过去与现在提出深刻、令人不安的问题，是一项值得称赞、迫在眉睫的公共服务。”随后，他们指出两点问题：第一，“1619年项目”存在事实性错误；第二，这一项目的制作过程应当公开透明。因此，他们要求《纽约时报》遵循其一贯秉持的准确、真实的标准，更正所有的错误和歪曲，尤其是要在分发给学校的、公开出版的材料中去除这些错误；他们还要求，完全公开“1619年项目”搜集、使用、核验历史材料的过程。
由于不满《纽约时报杂志》主编的回应，2020年1月22日，威伦茨在美国著名杂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继续发文，以具体史实逐一批驳“1619年项目”尤其是汉娜-琼斯文章中的事实性错误。在这篇名为《事实》的文章中，威伦茨主要谈论了三个最重要的主题：美国革命、内战、反对种族主义。这是“1619年项目”的主要内容，也是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要是不能准确地描述这些主题，那么就无法成功地重新定义美国历史。”首先，在美国革命方面，针对汉娜-琼斯在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殖民地居民决定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想要保护奴隶制”，以及主编西尔弗斯坦的相关回应。威伦茨从三个方面加以反驳。第一，1776年伦敦还未出现呼吁废除奴隶贸易的声音，英国未构成对北美奴隶制的威胁；第二，1772年英国王座法庭在萨默塞特案（Somerset v. Stewart）做出的英国普通法不支持奴隶制的判决，并未在北美殖民地引起轰动；第三，1775年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伯爵约翰·默里（John Murray）的公告只为支持独立事业的奴隶主的奴隶提供自由，仅是战争行为，而非反对奴隶制本身。其次，在美国内战方面，威伦茨反对汉娜-琼斯对林肯思想和行为的阐释，强调要以历史的眼光，从长时段来评价林肯，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避免一成不变和断章取义。最后，在反对种族主义方面，威伦茨质疑汉娜-琼斯提出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黑人独自抵抗”的说法。相反，他认为，“无论是在内战前、内战期间、内战后，一些白人始终在为种族平等而战斗”。威伦茨在文章中反复强调，他们批评“1619年项目”只是想要更正其中的事实性错误：“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一项目）阐述的目标，广泛地开展有关奴隶制及其长远影响的教育。”历史的多样化解释需以事实为基础；只有以事实为基础的历史叙述，才真正有助于推进社会公正。
除了与威伦茨一起署名的四位历史学家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历史学家公开批评“1619年项目”，包括北卡罗莱纳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科尔卡尼斯（Peter Colcanis），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和历史教授安德鲁·J.巴切维奇（Andrew J. Bacevich），林肯研究的大家、普林斯顿大学学者艾伦·C.格尔佐（Allen C. Guelzo），等等。这一名单仍在继续。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学者都公开批评“1619年项目”，但他们的动机与观点并不一致。
与威伦茨等人强烈反对不同的是，一些学者以较为温和的方式接受了“1619年项目”。尽管他们并不完全赞同这一项目的观点。这主要体现在美国历史学顶尖刊物《美国历史评论》和美国早期史研究重镇OI的反应上。2020年2月第一期《美国历史评论》发表了刊物编辑亚历克斯C.利希滕斯坦（Alex C. Lichtenstein）的短文，评论“1619年项目”及其引发的争议。该文详细梳理了截至当时《纽约时报》与一些历史学者围绕这一事件的不同观点。利希滕斯坦指出，一开始很多学者实际上对“1619年项目”感到欣喜与赞同，因为这个项目巩固了他们过去数十年来一直倡导的观点，并力图把这些研究成果介绍给更多的读者。尽管让他感到失望的是，这个项目利用了历史学家近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却声称这些故事是“号外，号外，从未有人讲过”。他认为，国际第四共产国际委员会网站组织的一系列批评“1619年项目”的访谈极具价值，甚至希望《美国历史评论》刊印这些访谈。因为这些受访的历史学者都在强调“历史语境的重要性、认真权衡证据、理解随着时间变化的必要性，以及简化论的潜在危险”。但他不认同威伦茨在致《纽约时报》编辑信中的观点，他认为这封信似乎在谴责记者“越界”去写作历史，并且提出仅仅挑出一篇文章中的错误并不足以否定整个项目。
此后不久，3月6日，在《纽约时报》组织的围绕“1619年项目”的活动“奴隶制和美国革命：一场历史对话”中，OI的常务董事、威廉-玛丽学院历史学教授卡琳·伍尔夫（Karin Wulf）担任主持，四位参与者中有三位曾在OI的委员会和理事会任职过，分别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和法律史教授安妮特·戈登-里德（Annette Gordon-Reed）、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艾伦·泰勒（Alan Taylor）、新罕布什尔大学历史学教授伊莱格·古尔德（Eliga Gould）。另外一位与谈人是休斯顿大学历史和非洲裔美国人研究教授杰拉尔德·霍恩（Gerald Horne）。此外，OI还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所出版的历史研究成果中，挑选了一些作为“补充这场对话的推荐阅读材料”，免费提供给所有公众。整场对话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在开场白中，伍尔夫感谢“1619年项目”认识到过去的价值，以及认识到历史研究影响所有人。对谈围绕三个主题展开，分别是：第一，历史学家如何看待独立事业领导者的“伪善”？这些领导者在奴隶制的背景下如何利用自由话语？北部和南部的独立事业领导者在这方面有无不同？第二，黑人男性和女性在美国革命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如何逃跑获取自由或者如何接受英国人提供的自由？第三，英国的事件比如萨默塞特判决、邓莫尔公告等等，对奴隶制和美国革命的影响。谈话过程中，伍尔夫多次强调，历史学者在不断发现，历史是在发展的。泰勒也提到，“我们在尽力为我们同时代的人，解释我们从生活在过去的人身上了解的事情。我们有必要关注我们同时代的人理解过去的需要。这种需要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而为了更好地了解过去，与谈人一致鼓励公众阅读观点不同的书籍，自行做出判断。在总结发言环节，古尔德认为，“讨论越多越好”。泰勒最后一个发言，他的话或许可以代表部分学者对“1619年项目”的态度。他说，当下书店出售的历史书中，大部分守旧的著作谈论美国历史上的领导者，他们的英雄主义如何造就了越来越好的美国。这种故事给人以安慰。但是，“1619年项目”“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叙事，迫使我们去思考美国历史的基础，即便我们不同意其中的某些内容。这很有用。”随后，OI还策划了夏季特别活动“革命时期的奴隶制与自由”，通过线上的形式邀请数位历史学家谈论有关种族、奴隶制、自由和革命的话题，来展现历史学家在这些重大话题上已经做出的成果以及正在做出的努力。受邀历史学家包括当下废奴运动的领军人物、康涅狄格大学历史学教授玛尼莎·辛哈（Manisha Sinha），以及参与了3月份对谈的戈登-里德。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回应“1619年项目”引发的争论，并适时利用这股热潮去推进学界和公众就美国早期史上重要命题展开讨论。
安妮特·戈登-里德（Annette Gordon-Reed）、艾伦·泰勒（Alan Taylor）、伊莱格·古尔德（Eliga Gould）
OI对待“1619年项目”的态度与它近年来倡导“广阔的早期美国”（Vast Early America）主张是一致的。这是美国早期史领域塑造和加强自我身份认同的努力。“广阔的早期美国”是一种综合叙事，通过拓展地域和年代来呈现更加完整、更加包容的北美历史。过去20年来，美国学者已经发展出大西洋史、边界史（也可称为大陆史）这些叙事框架，来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美国早期历史。“广阔的早期美国”叙事也引起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关注女性、黑人奴隶、印第安人这些群体，加利福尼亚、加勒比、西非等这些地方，不利于思考美国的国家性质和起源。对此，积极倡导这一主张的伍尔夫写道：“从广阔的路径研究早期美国为我们展现了极其复杂、充满活力、全球范围内相互联系、暴力的过去。它也向我们展现了，更好地展现了，一个雄心勃勃、强有力的民主国家的种种起源。简而言之，我们需要美国早期史，但是需要的是一种完全抓住深度、广度、复杂性的早期史，这就是早期美国的广阔。这既是好的历史，也是好的公民教育。”
实际上，2007年弗吉尼亚詹姆斯敦在庆祝成立400周年的时候，就曾把詹姆斯敦称为“美国民主的诞生地”；与此同时，“美国的400周年纪念”这样的字眼出现在T恤、帽子等各种纪念品上。因此，当2019年《纽约时报杂志》推出“1619年项目”来纪念第一批非洲奴隶来到弗吉尼亚400周年，并以此为美国历史的开端时，这种似曾相识的做法似乎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然而，2007年与2019年的不同，使得“1619年项目”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更为广泛而激烈的对话。不过，虽然美国历史学者或是严词批评，或是委婉接受，他们都认可这一项目重视奴隶制、种族这些重要命题的做法，也相信过去、历史对当下具有深远影响。回到文章的标题，我们可以说，美国历史从1607年开始，或者从1619年开始，又或者从1776年开始。复数的起源展现了“广阔的早期美国”叙事下美国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各个年代人们不同的现实需求。在这场尚未结束的讨论中，至少有两点令人感到欣喜：第一，人们身处危机时愿意从历史中寻求解释；第二，历史学与历史学者始终具有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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