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杀身成仁、光彪史册的忠臣义士前赴后继，代代相传。不过，被打入历史另册、落下千载骂名的奸臣小人之流也实在不是少数，仅仅是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就可以列出一个足够长的黑名单。
……我们的先人特别强调名分之辨、忠奸之别，而能引起他们争论的话题又特别多，从抵抗外族的入侵到皇帝立嗣的选择，从帝王陵墓的修建到服装颜色的配置，从制度的变更到个人的言行等等，都是可以引起激烈争论，并能从中分出忠奸来的。导致忠奸之别的由头既多，由此产生的忠臣奸佞数量自然也就可观。
老实说，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其中有不少背了数百年乃至千年黑锅的“奸臣”在今天是可以翻案的，最起码是值得同情、可以理解的，比如王莽，比如曹操，比如王安石，但有些人则是永远不能翻案的，再过几百年乃至几千年恐怕也是如此，比如秦桧就是其中的一个。
不少中国人从小就知道秦桧是中国历史上的头号大奸臣，但老实说，除了他以“莫须有”罪名冤杀抗金英雄岳飞外，人们对其生平事迹了解并不多，大体上超不过小说《岳飞全传》之类的范围。有关史料缺乏，后人不愿为其作传固然是一个因素，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人们因唾弃其人而不愿意对其生平事迹有更多的了解。
秦桧
不过，情感上的厌恶是一回事，学理上的探讨又是一回事，笔者以为，对秦桧生平事迹的研究还是有其重要价值的，最起码可以通过对秦桧走向奸臣心路历程的探讨总结出一些历史的教训，也许由此可以减少几个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奸臣产生。
恐怕很少有人想到，以卖国求荣、屈膝投降著称的奸臣秦桧早年还一度是个挺有主见、口碑不错的主战派人士。
好人家的苦孩子
从来没有天生的奸臣，这是可以肯定的，在古代中国，人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儒家所特别强调的忠君爱国，早已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因此，没有一个人会把做奸臣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
中国人很喜欢追溯人的家世，希望由此找到个人的善恶之迹，不过这种经验在秦桧身上并不适用。从有关记载来看，秦桧的家世相当清白，祖上多是不得志的下层文士，到他父亲这一代才开始做官，不过也只是做到县丞、县令之类的小官，而且还以“清白”闻名。由于父亲的早逝，秦桧跟母亲一起投奔家境同样并不宽余的舅父，在贫寒困窘的环境中长大成人。
总的说起来，他还算是个好人家的苦孩子，其后来的飞黄腾达都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应该说清白的家世更容易成为孕育忠臣义士的摇篮，历史上此类例子甚多，不胜枚举，不过这个历史定律在秦家却失去效力，这个还算聪明伶俐的子孙日后果然权赫一时，但这并没有达到光宗耀祖、惠泽子孙的效果，相反它带给祖先和子孙的却是无尽的耻辱。
尽管出身贫寒，生活坎坷，但秦桧早年的人生道路还算顺利。他 25岁时就已考上进士，步入仕途，而且还娶了一位前宰相的孙女为妻，成为豪门大族的乘龙快婿，为日后的仕途修筑了一个相当坚实的人生平台。如果不是随后发生的历史巨变，以其精明才干用于国计民生，他也许会成为一位口碑相当不错的官员，被收入循吏传。
但历史就是历史，不能更改，也不能假设。外族入侵引起的战乱和灾祸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是一种大不幸，对那些肩负平天下使命的文人士大夫来讲，更意味着一种历史责任的增加，多了一种人生道路的选择。
将投降路线进行到底
起初，在大兵压境的危急时刻，秦桧的抗战立场还是相当坚定的，他临危不乱，反对割地称臣，反对张邦昌的称帝，主张保存赵氏，于危难的国事中逐步显示出其过人的见识和才干，他本人的官职也在这种混乱的场面中节节上升，从太学正一直做到御史中丞，而且在士林中的口碑甚佳。为此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激怒了敌方首领，被金人拘捕到北方数年。
应该说，秦桧的表现在当时是相当突出的，非众多惊慌失措、弃官而逃的大臣可比，而且我们也相信他当时言行的真诚，并非是在做政治投机。
但就是这样一位立场坚定的抗战派人士，后来却摇身一变成为言必称和、卖国求荣的主降派，人生前后如此巨大的反差给人们带来许多感慨，也带来很多疑惑。他让人们想到了几百年后有着类似经历的现代头号汉奸汪精卫。
想当年，风华正茂的革命党人汪精卫热血沸腾，潜入京都进行刺杀活动，被捕后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一时间成为多少少男少女心目中的偶像。但谁又能想到，几十年后身为国家领袖的他在国家民族最为危急的时刻竟离国叛逃，主动投入侵略者的怀抱，沦为不齿于人类的大汉奸。
秦桧人生态度的巨大改变发生在他作为俘虏生活在北方的那几年间，至于其间的具体情况，因史料的缺少而难以确知，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作为俘虏的秦桧在那里不会生活得多愉快，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不过这种磨难没有合乎逻辑地将他培养成杀身成仁的文天祥，反而将其训练成金国的高级“间谍”，这恐怕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他以“间谍”身份回到南方固然是金国出于当时形势考虑的委派，但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他已经彻底放弃抗战图存、收复失地的正义立场，心甘情愿地充当金国在南宋的政治代理人这一卑鄙角色。何以前后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
据笔者之见，秦桧这一巨大转变的主要根源在于他对国家民族前途的绝望。相信当时在北方忍辱偷生的诸大臣中，同样绝望的不仅仅是秦桧一个人。国破家亡，连皇帝本人都做了敌国的俘虏，个人还能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和希望。
面对绝望，有的人会失去对政治的兴趣，或明哲保身，或别有寄托，或隐逸出世，于苦闷孤独中湮没于漫漫的历史长河；有的人则会选择投机，放弃立场而重新开始人生，秦桧恰恰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多年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不会不清楚这一举动在道德上意味着什么，在史册会留下什么。不过此时先人的谆谆教诲已经不能解决眼前面临的困境，丹心照汗青的雄心壮志也已经让位给个人荣华富贵的选择了。当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绝望一旦和个人日益膨胀的私欲交织在一起，这个人就算完了。
多年维系的道德底线一旦被突破，潘多拉的盒子一旦被打开，个人就陷入了同历史、同道德的狂赌中，就没有什么可以顾及，就没有什么坏事做不来了，其后，秦桧执政期间的独揽大权、卖国求荣、结党营私、枉杀忠良等种种丑行都可以从此找到根源。
建炎四年，也就是公元 1130年的年底，做了几年俘虏的秦桧忽然南归。据他本人说是“杀监己者奔舟来归”，不过当时就有不少人表示怀疑。确实，一个文弱书生囚禁几年后，不仅从防范森严的金国跑出，将监视自己的人杀掉，而且还带着老婆和仆人长途跋涉，竟然如此顺利，安然无恙，除非有特异功能，否则很难相信这一奇迹。
但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谎话就是有人相信，那位同样曾编造泥马渡河神话的高宗皇帝就深信不疑。老实说，笔者对他是否真的相信秦桧的说辞颇为怀疑，甚至怀疑他可能知道秦桧的间谍身份及其特殊使命。不过对这位老兄来说，只要能维持现状、继续让他做皇帝就行，别的也就顾不上了，也许他和秦桧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交易。
不管怎样，秦桧就此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不过，此时的秦桧也不复当年那个风华正茂、满腔热血的年轻人了，两度做宰相，独揽朝政 18年的仕宦生涯使他过足了官瘾，也铺就了他的罪恶之路，将他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对那位高宗皇帝来讲，无论是战是和，只要能保住他的皇位就行，既然靠求和能达到这一目的，他就不会选择风险更大的主战，至于国家的尊严和民众的利益，对他来说都是维持皇位可以付出的代价。
就秦桧而言，求和是他南归的重要使命，也是他维系荣华富贵的根本。在主和路线上，君臣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都会坚定不移。从此，在将近 20年的时间里，宋高宗和秦桧成为一对配合默契的君臣搭档，将没有廉耻、丧失尊严的投降路线进行到底。而且令他们庆幸同时也令抗金人士无比尴尬的是，由于当时的特殊形势以及金国当政者的胃口太小，这种丧失原则的投降路线并没有导致王朝的覆灭，而是使这个王朝竟然得以苟延残喘了不少年。
历史的去处
几百年后，同样想得过且过的南明小王朝就没有这么幸运，女真的子孙们已经比他们的先人有了更大的野心和更为丰富的经验，他们相信自己的实力，再也不用采用扶植秦桧这种培养代理人的方式来维持南北割据的局面，他们要用武力征服天下。
大概是中原王朝历史上遭到异族过多入侵和伤害的缘故吧，历代的史家都对大敌当前的主战与主和给予特别的关注，往往将其视为忠奸的分水岭，将主和者视为投降派，将主战者塑造成正面人物。
其实，由于形势环境的复杂，事情往往不会这么简单。对这件事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应该辩证地来看。自然，按逻辑推理，主战派一般不会投降，两者相比较而言，主和者中的投降派比例无疑要高于主战派，但这并不意味着主和者就一定是投降派，将两者划等号无疑会制造大量的历史冤案。何况主战派也并非一贯正确，仗着自己是主战派，一副老子真理在手，得理不让人的气派，同样会把事情办砸。
令人遗憾的是，南宋小王朝的那些主战派人士正是如此，他们虽然有保家卫国的行为正当性，但缺乏大敌当前的团结精神，在喋喋不休的无谓争论中贻误了很多战机，同时也给主和派以可乘之机，比如秦桧就是在主战派的相互倾轧中渔翁得利而稳稳坐上宰相宝座的。
区别主和者是不是投降派，关键要看其主和的动机所在。因为无论是求和还是主战，对那些饱读诗书、经常舞文弄墨、在朋党斗争中成熟起来的大臣们来讲，需要多少理由可以讲出多少理由，而且都是冠冕堂皇，上得了台面的。
如果只是将和与战当作一个以救亡图存、收复失地为前提的战术问题，比如以求和为喘息备战的良机，目的在保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像这样的和是可以考虑，而且是可以接受的。以当时南宋的不利局面，采取战和结合的灵活方式以图存，并进而光复旧地，不失为一种良策。
但如果求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个人见不得人的私利、为了得过且过似的苟延残喘，不顾民众的强烈呼声，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这种求和行为无疑是应该给予毫不留情的谴责的。而秦桧的求和恰恰正属于后者，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求和是他南归的重要政治使命，也是他在南宋王朝的立身之本。
因此，求和已经成为他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哪怕是南宋处在优势的一方时也是如此，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岳飞等人大获全胜、准备扩大战果时，秦桧却那么着急地怂恿高宗皇帝将其招回，并利用极其卑鄙的手段将岳飞等人除掉。正是秦桧对主战派人士的迫害、屠杀，自毁长城，彻底将抗战事业破坏掉，并形成一种非求和无以生存的困窘局面，使后来的继任者想抗战而不可得，只能在无尽的屈辱和绝望中等待王朝的覆灭。
秦桧以求和得到了个人的最大利益，他成为奸臣的性质与历史上曾得到“奸臣”之名的曹操、王安石截然不同。他的求和是维护个人利益的一种手段，以国家、民族的尊严和前途为代价。
汪精卫也是如此，尽管他和蒋介石有种种矛盾，但这并不能构成他叛国投敌的理由。他在投降前也发表过很多慷慨激昂、激动人心的抗日言论，但转眼间成为人人唾骂的卖国贼，这种转变一时间曾让人感到十分困惑。但只要深入分析，不难看出其中的内在思路。对秦桧和汪精卫这种人而言，对前途的失望和对权力的渴望是决定他们政治动向的基础，战与和不过是一种手段，需要的时候都是可以变化的。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二十二日，66岁的秦桧终于在人们等待的目光中走完其罪恶的一生，他的政治搭档宋高宗为其神道碑提额，并将调子定得极高：“决策元功，精忠全德。”
但明眼人都知道，这绝对是对这几个好词的践踏，秦桧是当不起这些词的，不过他也只能这样写，因为否定秦桧就是否定他自己，何况秦桧也确实是功臣，是他得以苟且偏安的功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皇帝带头将神道碑文写得这样好，但下面就是没有人愿意或胆敢为其撰写碑铭，结果碑文就这么一直空着，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有额无辞的奇特景观。
权倾 18年的宰相死后落到这个下场，恐怕是将后事计划得十分周密的秦桧所没有想象到的。他生前曾以种种手段篡改历史，往自己脸上抹了很多香粉。但历史是公平的，不会让一个人将所有便宜占尽。
一百多年后，被秦桧弄得奄奄一息的南宋王朝终于在元王朝的铁蹄下化为历史陈迹，另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尽管有华夷之辨的顾忌，但正是这个少数民族王朝主持编写的《宋史》中首先将秦桧列入了《奸臣传》，将秦桧送到了历史上他应该去的地方。这，就是历史。
本文摘录自《远去的书香》，苗怀明 著，凤凰出版社，2020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