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十几岁时，买过一本宛敏灏的《词学概论》，看到里面讨论词的用字，引李渔《窥词管见》对宋人“红杏枝头春意闹”之“闹”字的批评：“‘闹’字可用，则‘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予谓‘闹’字极粗极俗，且听不入耳，非但不可加于此句，并不当见之诗词。”李渔此语不免偏激，宛氏不以为然，驳之云：“按字的本身，一般不存在什么‘极粗俗’、‘听不入耳’问题。‘闹’字为什么‘不当见于诗词’？姜夔《念奴娇》起句作‘闹红一舸’，读来就未见得‘粗俗’。某字用得好不好，主要是看它在这句里是否确切、精采，能否出色地表达与全篇一致的思想内容。”（上海古籍出版社，218-219页）这在我是生平见人讨论用字雅俗的第一次，所以印象特别深，那时我幼稚无知，却也对他们所说的，都没那么同意。我自己认为：诗词中的用字，是有雅俗之别的，用得好、用得恰当，固然可以把那个字“化俗为雅”，但那字本身的“俗气”，在字典中是依然存在的，不能就此消灭，这是一；嫌“闹”字粗俗，严格说来，是有些神经过敏了，“闹”字不算雅字，可也不就是俗，因为另有些字，本身无所谓雅俗，这是二。那时我还没读钱锺书的《通感》，所以对李渔的谬说，不能“批亢捣虚”。我也还没读《宋诗选注》，不能把钱先生批评梅尧臣的“每每一本正经的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例如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粪蛆、喝了茶肚子里打咕噜之类”，去跟李渔那几句，加以互印。最近因为论到古诗中的几个俗字，联想起这个“陈年往事”，姑妄顺便写出，算是本文的“得胜头回”。
一
“涕”字在古诗中，其一义也是最通用的一义是眼泪，如《离骚》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是尽人皆知的，无须多说；另一义则同于今语，是指鼻涕。前一义是较美的字，在诗中人人用之，几无人不用之，这当然是因为“诗可以怨”，梨花春带雨，本是诗中应有之义。但是后一义，作鼻涕解者，就不那么经见了。原因也很简单，鼻涕之于小孩，固也是可以用舌头自舔一下，但是无论如何，口之上、鼻之下，悬此一物，却是绝对的不美。但亦有用之于诗的。如元好问《常山妷生四十月，能搦管作字，笔意开廓，有成人之量，喜为赋诗，使洛诵之》一诗的结尾云：“明年作字一丈大，当有稜角垂光芒。回头却看元叔纲，鼻涕过口尺许长。”（见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218页、中华书局本《元好问诗编年校注》1351页）常山是号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之弟，白的父亲与元好问交好，曾在使元之前，把七岁的白朴托付给他，这是研究戏曲的人知晓的；诗题的“妷”，就是“侄”字（按，此字应作“姪”，不知是从谁误写作“侄”，遂相沿不改，“侄”的本义，是“坚固”，见《广雅疏证》卷一下），此诗是元好问夸友人的儿子的，在结尾处，便用了自己的小儿子——就是元叔纲——来作陪衬。从字面看，这也并没有什么，不过是写小孩拖鼻涕，有一尺来长，但其实呢，这不是写实的话，而是暗中用了典故，只是为元集作注的学者，没能“挖出脚跟”。“鼻涕尺许”之语，是见于汉王褒《僮约》的：“读券文适讫，词穷咋索，仡仡叩头，两手自搏，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审如王大夫言。”（据严可均辑《全汉文》卷四十二）《僮约》是有名的所谓“文章游戏”，在古之读书人，也是有名的故典，但时过境迁，今日却又不同了。我见到别有一例，就是龚自珍的《行路易》：“大药不疗膏肓顽，鼻涕一尺何其孱！”（上古本《龚自珍诗集编年校注》，上册26页）也是用了此典，学者也是从眼皮下滑过，没觉察它的来历，而失注了。
鼻涕的另一典，是懒残和尚的事，黄庭坚有一首诗，题作《次韵元实病目》，就用到了它：“君不见岳头懒瓒一生禅，鼻涕垂颐渠不管。”任渊注：“潭州南岳福严寺，有懒残岩。按唐高僧号懒瓒，隐居衡山之顶石窟中，德宗遣使诏之，寒涕垂膺，未尝答。使者笑之，且劝拭涕，瓒曰：‘我岂有功夫为俗人拭涕耶？’”（中华书局本《黄庭坚诗集注》，第二册676页）懒瓒就是懒残，其人的事迹，见于《宋高僧传》卷十九《唐南岳山明瓒传》。但传中只记了那个当着邺侯李泌拨牛粪火煨芋的事，而不载此，后来圆悟克勤的《碧岩录》中则有之，却又是山谷的身后书，是山谷所见不到的，任渊亦未出书名，不知所据何本（按，《新唐书·艺文志》有《高僧懒残传》一卷，疑或当载之）。尽管如此，其为诗家的乐用之典，则是无可疑的。山谷之后，用此事最多的人，是“犹及识庭坚”并借以自高的释惠洪，如《石门文字禅》中，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寒涕”、“拭涕”，可谓不厌其烦。日本人的《注石门文字禅》，在卷六《次韵游衡岳》“拭涕师懒瓒”句下（中华书局本，上册416-417页），只引了《林间录》。《林间录》也是惠洪著的书，自非此典之朔。另外江西诗派的批评家方回，有一首《杂书》诗：“鼻涕垂颐银竹冻，脑脂遮眼黑花飞。”上句“鼻涕垂颐”，也是用了此事，这一定也是山谷的影响。其下句的“脑脂遮眼”，是钱锺书喜用的，则语本韩愈《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诗。
二
说到韩愈，不能不提他的《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绿净”一句，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引朱彝尊《批韩诗》云：“独造语，语境俱佳。”（上古本，上册272页、274页）
其实，此语决不能算“独造”，在今天读来，也当不得一“佳”字。原因有二：第一，见了干净水，便生起吐口水之念，虽是从反面着笔，也属于“思想不纯”。第二，这句诗是有所本的，不是韩愈的创辟。杜甫《丈人山》：“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这是写爱之之意，而从唾字落想，先于韩诗。但杜诗亦有来历。仇兆鳌的注引曹丕《杂诗》：“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又复引《智度论》：“若入寺时，当歌呗赞叹，不唾僧地。”（见中华书局本《杜诗详注》，第二册826页）所谓《智度论》云云，是误读。按《法苑珠林校注》卷三十九有一节云：“若入寺时，低头看地，不得高视。见地有虫，勿误伤杀。当歌呗赞叹，不唾僧地。若见草木不净，即须除却。”周叔迦等注云：“此段出处待考。”（中华书局本，第3册1238页）也就是说，此节出于何书，在专门的学者，也不得而知。检《大藏经》中的《大智度论》，其中也并无此文。一般清朝的学者，是不读内典的，如为王摩诘作注的赵殿成，就因为疏于佛书，而只好去请教王琦，便是一个显例。仇兆鳌自也不例外。《四库提要》中且批评他“摭拾类书”，他的学问，略可想见。那么他的这条注，是从何挦撦而得呢？稍一披检，就知是本钱谦益的注而来。《钱注杜诗》卷四《丈人山》诗，正引了《智度论》，不多不少，也是十三个字（见上古本《钱注杜诗》，上册124-125页。按，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二之二、杨伦《杜诗镜铨》卷八亦引《智度论》，也是沿钱注的）。在钱氏之前，为杜诗作注的，从无人引这几句。钱氏为一时通人，其能读佛道二藏，为世所知，此注则是转引《法苑珠林》的，可惜他看书太快，误连了书名。《法苑珠林》的此处引《智度论》，只引了一行，下面便是引《西国寺图》《涅槃经》的，“不唾僧地”四字，与《智度论》之间，已经隔得远了。后来被钱锺书许为“通人”的晚清的裴景福，在《河海昆仑录》卷四又云：“杜诗‘不唾青城地’，本《大智度论》。”其实，裴景福又哪里读过《大智度论》！他之发为此说，也不过是拾了前人的唾馀。根据《法苑珠林》的上下文，可知“不唾僧地”云云，是讲僧伽戒律的，仿佛《曲礼》的“尊客之前不叱狗，让食不唾”之戒。所以与杜诗也许无关。
仇注所引的“千里不唾井”，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四“井不反唾”条有所考，云是“古语”：“不跨井灶，儒者行也。《玉台新咏》魏刘勋妻王宋诗云：‘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苏鹗《演义》引作‘千里不泻井，况乃昔所奉’，当是古常谈。唐李匡乂《资暇集》云：‘谚曰“千里井，不反唾”。’《演义》引杜诗注谚云：‘千里井，不反唾。’是唐时亦有此谚。”（《俞正燮全集》本，594页）在俞正燮之前，还有宋人的《演繁露》《西溪丛语》，都有论及，也都可以参考。
在诗中同写及唾的，李白较之杜甫，可说佳妙多了：“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妾薄命》，中华书局本《李太白全集》267页）这样的句子，岂止压倒“土气息、泥滋味”的老杜，大概它也是中国诗中写唾的最好的句子！比起韩愈的“绿净不可唾”，自也在九天上。你想象不出还有别的更妙的“臭腐化为神奇”的手段了。当然了，太白也有所本，那便是《庄子·秋水》的：“子不见夫唾者乎，喷则大者如珠，小者如雾，杂而下者不可胜数也。”《庄子》的文字本妙，太白更是增冰出蓝，语妙天下！钱澄之《与云间张寄亭论李杜诗说》比较李、杜之才，有云：“在当时，杜之气往往为李所夺，其赠李诸诗，或至不能成语，则以李才非杜所可及，而杜惟以学力胜之。”（《田间文集》卷八，黄山书社本）若以写唾之诗验之，你不得不承认，钱田间的揣说，是道着了痛处的。
而较唾字更为秽俗的，则是痰字。王羲之的所谓《干呕帖》：“昨还殊顿，匈中淡闷，干呕转剧。”（据严辑《全晋文》卷二十六）宋人的《东观馀论》卷上《法帖刊误下》云：“‘淡’古淡液之淡，今人以‘淡’作‘痰’，非也。”（《津逮秘书》本。按，杨慎《丹铅总录》卷十五“法帖用古字”条袭之，而误为《初月帖》。《馀论》又以此帖为唐人作）可见宋人已用痰字，而用古字的“淡”，眉睫之间，便觉洁净许多。其实凡卫生之事，后必胜于前，今必胜于古，所以古人的生活，比之今日，其大为不及，是无可疑的。而随风唾于地，在古人，也就没那么惹厌。即使是吐痰，在近代以来，有时也还算一种趣事。如日本人矢原谦吉的《谦庐随笔》“何遂臧否人物”条所记：“何（遂）又告余：中委覃振，以多痰著称，每有集会，辄闻其痰声呼呼然。故汪兆铭赠以一雅号曰：‘呼图克图。’”“覃之吐痰艺术，实逊谭延闿多多。盖谭亦每议必咳，但咳时颇有分寸，层次分明，绝不混淆。故汪兆铭赠以‘恩克巴图’之名。顾名思义，实胜覃振之‘呼图克图’远矣。”（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本，121页）覃振与谭延闿一样，也是湖南人，在当日同为党人中的名士，不意其有此种事。兆铭就是汪精卫。孙中山说中国人的脾气，是：“随意吐痰，自由放屁。”我猜在中山先生，也许也是见多了名士派的同志，所以有此一联。此外我还读过一本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伟人与大国》（Menschen und M?chte），其中有一处，是记他与邓小平晤谈的：“在讲话时，他几乎是不间断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并且很艺术地使用离他一米多远的痰盂。吐痰时颇有响声，但看起来像是一种享受。”（据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283页）唾而如此“精准”，得无得力从前的射击训练？这似乎是可以研究的。尽管如此，在古诗而描摹“吐痰”，那终是不相宜的。所以吐痰之诗，只能作打油体，而如某禅师咏雪——天地间有数的妙物之一——所云：“阵阵朔风寒，天公大吐痰。明朝红日岀，便是化痰丸。”（见《柳南随笔》卷三）真是堕入恶道，可以作三日恶！
三
韩愈能“以丑为美”，不仅在作诗，其古文亦有之。其《进学解》中，即有如是语：“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53页）“牛溲”就是牛尿（见中华书局本《五百家注韩昌黎集》718页，马本无注。按，《汉语大词典》第六册233页以为是“牛遗”，“牛遗”为车前草，亦即《诗经·芣苢》中之“芣苢”，而据《证类本草》卷六、《本草纲目》卷十六，车前虽名“牛遗”，却并无“牛溲”之称，“牛遗”作“牛溲”，古无是说。韩愈作文，有如老杜作诗，“无一字无来历”，安能妄改药名，为此凑笔？且“牛遗马勃”四字，本自能对，又何必改却，别生葛藤？若云与后之“待用无遗”之“遗”字犯重，则《本草》中自有牛膝、牛扁，不难取为对语，即嫌平仄不叶，亦别有“乌头”，《庄子》所云“其实堇也，桔梗也，鸡?也，豕零也，是时为帝者也”，乌头即“堇”，其语有所本，不失典则，自堪作配。不仅此也，车前之为药，固然普通、不名贵，却非贱之甚者，与韩文之语势，亦并不帖合，《大词典》之说误也），《证类本草》卷十七云：“黄犍牛、乌牯牛溺，主水肿腹胀脚满，利小便。”（《四部丛刊》本）“主”就是主治。这是牛尿入古文的名句。以马屎入文，我记得起而语又名隽的，则是晚明的王百穀致马湘兰书札中的：“丹阳道上，尘高于马首，马矢与吴大帝陵齐。有湘君画兰在握，便觉清芬洒然，不知行旅之困。”（《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卷四《与马姬》，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一百七十五册《王百穀十九种》，412页；“马矢”之“马”字原脱，据明人辑《翰海》卷二补）“马矢”的“矢”，即屎字。
《证类本草》封面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附吴质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始（吴）质为单家，少游遨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沉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质自以不为本郡所饶，谓司徒董昭曰：‘我欲溺乡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为君溺攒也。’”（中华书局本，第3册609页）“溺”即尿字。吴质是曹丕的好友，其所欲溺之乡，便是山东济阴（今属菏泽市）。这是尿事见正史的著例。“溺攒”之“攒”，宋本作“欑”字，据邓之诚的说法，此物即是尿桶（见《邓之诚文史札记》69页；按，《三国志校诂》130页训为“污洒”，作动词用，非是）。我认为是正确的。李详《药裹慵谈》卷一“阮芸台太傅引接后进”条，最末一句：“扬郡人才，咸成由公手，不似后人专以乡里为溺攒也。”正是用这个典。正史中的屎典，最为滑稽的，必数《宋史·贾黯传》：“（贾）黯修洁自喜，在朝数言事，或从或否，人称其介直。然卞急，初通判襄州，疑优人戏己，以人噉之。在开封，为罪人所詈，又噉以人。”（中华书局本，第29册10018页）“”是屎的古字，见《说文解字》。贾黯为仁宗朝状元，其啖人以屎，在正史中无第二人。但此种荒唐事体，是否可以入诗，我就不敢悬揣了。
若牛、马屎作牛矢、马矢，各有出处，在宋以后的文人，也是写入诗中的。只是没那么多。如刘攽《古意》：“牛刀割雏鸡，未足为深耻。奈何狐父戈，资以斸牛矢。”“以狐父之戈钃牛矢”，见《荀子·荣辱篇》。又苏轼《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之一：“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舒岳祥《十虫吟》之七：“虫有转丸蜣，双角牛怒张。生子牛矢中，转圜技所长。”都是。“马矢”二字，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杀而埋之马矢之中。”明清诗人用此语的，如吴伟业的《汲古阁歌》：“当时海内多风尘，石经马矢高丘陵”，《芦洲行》：“只好负薪煨马矢，敢谁伐荻上渔舟。”《遣闷》六首之六：“百王遗文弃如土，马矢高于瞿相圃。”《咏拙政园山茶花》：“荆棘从填马矢高，斧斤勿剪莺簧喜。”吴诗是专讲优美的，连他笔下也不避，可见马矢之于诗，是无妨的。有很多的俗语，因为有经典的来历，化去了俗气，而别具一种趣味，诗人也就取之入诗，为我所用了。马矢、牛矢，可以作如是观。
四
以登厕之事入诗，推李商隐的一首最有名，其题曰《药转》：“郁金堂北画楼东，换骨神方上药通。露气暗连青桂苑，风声偏猎紫兰丛。长筹未必输孙皓，香枣何劳问石崇。忆事怀人兼得句，翠衾归卧绣帘中。”（上古本《玉溪生诗集笺注》，下册560-561页）在义山诗中，这也是最引起争议的名篇之一。大概是朱彝尊最早以此诗为写入厕事，何焯又继之，冯浩则不同意，以为是写“闺人堕胎”。另有许多别的解释，但主要的说法，为此二种（可参观《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第五册3937-3940页）。近现代的李商隐诗专家，叶葱奇是从朱何说的，刘学锴则从冯说。而在台湾的文人，高阳写过《释〈药转〉》（见《高阳说诗》），说是登厕；苏雪林作《论李义山〈药转〉诗》（见台湾商务本《玉溪诗谜正续合编》附），则坚持是堕胎，并且推进一步，考了堕胎的是谁。苏雪林的“考据”，仿佛红学的索隐派，说来头头是道，其实不值一驳。我认为，据颈联的连用两个厕事之典（上句指孙皓把金像放在厕中执筹，下句指王敦在石崇厕中吃枣子的事，下句所用之典，本《白氏六帖》。长筹即厕筹，是拭秽的木枚，唐人例用此物，见《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二十八），这首诗的题旨，是断乎不能往堕胎上牵扯的，也不能是写别的。我们都知道，李商隐是中国诗的用典的大师，如果他真写堕胎，为何不使堕胎之典？用厕事而写堕胎，这岂是义山之笔？
苏雪林《玉溪诗谜正续合编》封面
苏雪林《论李义山〈药转〉诗》一文
其实，题目“药转”之“转”，就是唐人所说的“便转”之“转”（参观蒋礼鸿《义府续貂》60-61页），换言之，也就是元人的所谓“出恭”。历来的注家，把它解作道书的“上药有九转还丹”之“转”，是错认了的。唐代的医书里，如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三焦虚实”云：“治下焦虚寒损，或先见血、后便转，此为近血。”“治下焦虚寒损，或先便转、后见血，此为远血。”（人民卫生出版社《校释》本，441页）就是作此解的。而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十“疗上气大便秘涩方”云：
右三味捣筛，以酱汁和之，令得相著，作瓮（《外台秘要按语》38页程衍道按云：“瓮，汲水瓶也。此处用一‘瓮’字，未详何义。”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华夏出版社的校注本，并以为“兑”字之讹，“兑”异体作“兊”，形近致误，说较是）可长一寸馀，如指大，两头尖，仍以薄绵褁（同“裹”）之，于风日中暴令少干，内下部中。时易之，不过一两易，即有恶物下，气上囗（此字原为墨钉，校注本并误去之）即定，亦下食。内药痛时少须忍，如深内少顷，亦不大痛，急出时物即出。痛忍之不得，后可便转，时出脓及恶物多，大便不涩停之。（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本，558页）
《外台秘要》封面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更是足资详悉唐人的药转之事，而为一确证。因为《药转》之写登厕事，不是普通的“便转”，而是先因为便秘，后乃用药以通解之的“便转”，也就是次句的“换骨神方上药通”，“通”便是“通便”。《外台秘要》的这一节，提供我们知道，唐代的人在便秘时，是如何法用药的，这也是历来注义山诗的专家所不知晓的。《秘要》的“内下部”“内药”之“内”，即“纳入”之“纳”，纳则痛，痛则须忍之，这种种的细节，大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由此可知，义山之为诗人，竟也吃过这等苦头，思之可发一笑。
义净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十有一大段，是讨论“便转”的戒律及造方便处的缘起的，读来亦有意思，不妨详引之：
缘在室罗伐城，有一长者心怀正信，共无信婆罗门诣逝多林随处观看。至一树下，见便利处。婆罗门曰：“长者，沙门释子极不净絜，花果树下，而遣不净。”长者曰：“诸圣者等，皆是大德，岂自便转耶？应是白衣作无仪事。”言谈之际，忽见一摩诃罗苾蒭，以衣覆头，树下便利。无信婆罗门见已，报长者曰：“仁言白衣作此不净，看此苾蒭以衣覆头，树下便转。岂白衣乎？”于时长者极怀羞耻，默然无对。时诸苾蒭以缘白佛，佛言：“苾蒭不应于诸树林下大小便利，若故犯者，得越法罪。”佛既制已，诸苾蒭等，在路而行，至大林所，便利来逼，以护戒故，抑不便转，更招馀疾。时诸苾蒭以缘白佛，佛言：“苾蒭道行，若至大林处，随意便转。”佛既听许道行林处而作便转，时有苾蒭在聚落中，于树林下，不敢便转，遂于日中被炙辛苦。时诸苾蒭以缘白佛，佛言：“但是荆棘林下，随意便转。”其邬波难陀，复以大便污他菜园，佛制苾蒭不得生草上大小便利。时诸苾蒭往无草处便转，粪秽狼藉。时诸长者婆罗门见已，共讥笑曰：“沙门释子，大好仪式，共集一食，亦一处便转。”时诸苾蒭以缘白佛，佛言：“由是缘故，我今听诸苾蒭作厕。”彼便寺外作，夜出，怖畏虎狼师子及诸贼等，以缘白佛。佛言寺内应作。诸苾蒭不知何处应作，佛言：“应在寺后西北隅作。”（据《中华大藏经》本，第三十九册79-80页）
义净法师是译律部经籍的，在唐代的译师中，仅次于玄奘。他于玄奘也很景慕。“苾蒭”亦作“苾刍”，就是比丘，也就是和尚。“便利”是大小便，也就是“便转”。此处的讨论，不免冗长繁琐，却也见得佛家于讲究卫生，是如何的精严！而《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在佛殿后撒尿撒屎，遍地都是”，其为众僧所深恶痛绝，也就可以理解了。至于批《水浒传》的金圣叹，据说也因在“街心遗矢”，而招致杀身祸的，那也许是人捏造的，未可以当真。
关于厕筹之事，我还想起明代的刻薄鬼胡应麟，造了一个恶谑，不妨一提。胡的《甲乙剩言》中，有“厕筹”一条云：“有客谓余曰：‘尝客安平，其俗如厕，男女皆用瓦砾代纸，殊为呕秽（按，‘秽’当作‘哕’）。’余笑曰：‘安平晋唐间为博陵县，莺莺县人也，为奈何？’客曰：‘彼大家闺秀，当必与俗自异。’余复笑曰：‘请为君尽厕中二事：北齐文宣帝如厕，令杨愔执厕筹，是帝皇之尊，用厕筹而不用纸也。三藏律部宣律师上厕，法亦用厕筹。是比丘之净，用厕筹而不用纸。观此，厕筹、瓦砾均也。不能不为莺莺要处掩鼻耳。’客为喷饭满案。”（《宝颜堂秘笈》本）如此不堪语，而施之于“神仙中人”的莺莺，可谓杀尽了风景！
五
最后，附带讲一个不那么肮脏的，而又每每入诗之物。《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中记毛泽东：“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得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据董乐山译本，69页）所谓“寄生物”（原文为some guests），必是蚤、虱之类，别无其他。
作者一定不知，我国古代的大名士，多有扪虱的习气，譬如王景略。《晋书·苻坚载记》附《王猛传》云：“（王）猛瓌姿儁伟，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中华书局本，第九册2929-2930页）这也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扪虱的故典。周作人甚至说：“王猛的名誉，一半固然在于他的经济的事业，他的捉虱子这一件事恐怕至少也要居其一半。”（见《知堂文集·虱子》）而晚于王猛七百年的王荆公，其本人平生极得意的一联诗，便是——“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大概也是我国扪虱的最有名的一联诗了，正好也是姓王的做的。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云：
蔡天启云：“荆公每称老杜‘钩帘宿鹭起，丸药流莺啭’之句，以为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诗，得‘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自谓不减杜语，以为得意。然不能举全篇。”余顷尝以语薛肇明，肇明后被旨编公集，求之，终莫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聨，未尝成章也。（何文焕辑《历代诗话》，406页）
我们都知道，王安石的为人，是最为肮脏不过的，那篇伪造的《辨奸论》中所说，“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形容得最是恰好，而《说郛》本《遯斋闲览》中载其轶事：“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领而上，直缘其须，上（按，谓神宗）顾之而笑，公不自知也。”（见《说郛三种》，第一册553页、第四册1188页）所以他的写虱子，肯定是写实的。后世对他的这两句诗，有很多的批评。明初人的《草木子》，还认它是“警語”；后来的王弇州，就看不大上眼了：“虽境涉小佳，大有可议，览者当自得之。”（见《艺苑巵言》卷四）弇州于写字是“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他的评诗，也一向目高于顶，看不起宋代人。一到清代，讥刺之声就更刺耳。如谓：“‘山’能‘扪虱’，‘鸟’能‘挟书’，成何语耶？”这是赵翼的轻蔑，见《瓯北诗话》卷十一。“王荆公论诗，开口便错。……其平生最得意句云：‘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余以为首句是乞儿向阳，次句是村童逃学。”这是袁枚的侮弄，见《随园诗话》卷六。袁枚的这种“刻薄法”，是从宋人来的。《六一诗话》中记吕蒙正为胡旦所谑云：“客有誉吕曰：‘吕君工于诗，宜少加礼。’胡问诗之警句。客举一篇，其卒章云：‘挑尽寒灯梦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汉尔。’”又记梅尧臣论云：“诗句义格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咏诗者》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本谓诗之好句难得耳，说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儿诗。’”（《历代诗话》本）《东轩笔录》卷十五又云：“程师孟知洪州，于府中作静堂，自爱之，无日不到，作诗题于石曰：‘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长是点灯来。’李元规见而笑曰：‘此无乃是登溷之诗乎！’”（中华书局本。按，《全宋诗》第七册4392页录此二句，而据《诗人玉屑》，“更忙”作“要忙”，亦嫌欠妥帖）“登溷”即是登厕。《聊斋志异》卷七《仙人岛》中那位“顾盼自雄”的王勉所诵得意之联：“一身剩有须眉在，小饮能令块磊消。”被意中人芳云诮为：“上句是孙行者离火云洞，下句是猪八戒过子母河也。”芳云的解颐语，真是聪明极了，比起王勉之诗，要见性灵得多。可是她的批评法，也是仿拟宋人的。袁枚之讥荆公诗，正是如此。赵翼的话，则是有意的编排。荆公的此联诗，不过是“在青山扪虱而坐，听黄鸟挟书而眠”，只省掉了几个字。因为古诗的语法，不及文的讲究严格，这在从前读者，是早已惯了、心知肚明的，何至引起赵说的那种误解？只有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所言：“人皆以为名语，吾老死不能解也。”（《清诗话续编》本）才是“不知为不知”的老实话。时至今日，身上没虱子的我们，若不觉得好，那再也正常不过了。《石林诗话》中标举的荆公另一联诗：“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置于目前，一加映照，就更妍丑立判。
是的，我们阅读古诗，有时不能欣赏，那并不都怪我们，所以很不必为之惭愧，自以为没眼光。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序》中说：有些古代的作品，“就仿佛走了电的电池，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本，20页）。所以如此，那也不过是社会生活发生了变迁，“大力者负之而趋”，有些行为，必然不再引起美感，文学欣赏的口味，于是就跟着烟消云散了。这几乎就是一条定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