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文献学研究始自五四新文学诞生后不久，继承和借鉴了古典文学文献学的许多治学原则和方法。21世纪以来，新的领域、议题也被相继开发，进而也产生了新的研究方法。
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和教学的文学理论家陈子善是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在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梁实秋、张爱玲等现代重要作家作品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今年上海书展期间，凝聚了他多年研究心血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重点推出。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一书从作品版本、集外文、手稿、笔名、书信、日记、文学刊物和文学广告、文学社团、作家文学活动、新文学文献中的音乐和美术十个角度，以个案研究的心得具体展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基本面向，进而探讨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所可能起到的作用。收入本书的《〈呐喊〉版本新探》《〈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的重编》《巴金〈怀念萧珊〉初稿初探》《〈野草〉出版广告小考》等篇，都是首次编集。
8月16日，陈子善与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思和、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图书策划人陈麦青来到思南公馆，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新书交流分享会上与读者畅谈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魅力，并探讨文献学这一传统学科在现当代文学视域下如何焕发出的新的活力。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新书交流分享会
从研究鲁迅书信开始，像“滚雪球”一样地研究大家
活动伊始，陈子善就向读者分享他走上文学研究的最初经历：“我是从研究鲁迅的书信开始走上现代文学研究之路。当时我参加一个鲁迅书信的注释工作，就必须要把信的内容吃透，不断去查询、考证。也因此，渐渐养成了对文献感兴趣的习惯。”
“后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除了教书之外，开始有了一些对文学史的追求。我想去了解作家，发掘他的作品、生平、相关研究。后来我也读了一些前辈写的关于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著作，尝试把古典文献的研究方法和国外的文献研究借鉴过来。”回想这一过程，陈子善觉得似乎也很自然，因为自己喜欢，这份事业就一直坚持了几十年。
从鲁迅到其好友郁达夫，再到周作人、张爱玲、梁实秋、徐志摩……正如陈子善所言，他像“滚雪球”一样地去收集、研究这些大家，“在对这些作家感兴趣的前提下，我不断地去扩大研究，希望有一些新的推进和新的发现。不过无论你喜欢不喜欢、赞成不赞成，鲁迅、周作人、徐志摩这些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绝对绕不过去的。”
陈思和评价《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是陈子善的经典之作：“在上个世纪的战争和运动后，大部分作家的东西都已经找不到了。他能这样沙里淘金，一篇一篇地找出来，真的非常不容易。今天我们现代文学的资料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完整的程度，拥有各种庞大的数据库，绝不能忘记像子善兄这样披荆斩棘的一批学者，他们能够沉下心来，不计利益地去做研究。没有这一批学者的无私奉献，我们看不到今天的研究成果。”
陈子善
理论落在了实处，不会空洞虚无
陈子善在序言里说到，书中的讨论从他自己的研究实践出发，每个方面选取数篇长短不一的论文组成“十讲”。“用一系列例证来体现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魅力，以及它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而言又意味着什么，也许是一个新的尝试。”
陈麦青认同道：“近年来我们虽然出了几本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性的书，但我个人认为这些书基本还是理论总结比较多，不是从自己的亲身实践而来，这里面总是隔着一点。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里的内容全部是陈老师自己亲身实践以后归纳出来的。”
周立民表示，现代文学文献学通常侧重理论：“现在是做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黄金时代，原来不能发表的书信和日记在最近几年大量涌现，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理论上的建构和辨析，这让我有一些感触和隐忧。比如说对现代文学的一些原始报刊、原版书、手稿文献等，哪怕是影印本，我们到底看了多少？倘若不是在这基础上建构理论，仅仅通过理论的预设再返回来，这种建构挺危险的。”
他强调实践先于理论的重要性，并对《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一书作出分析：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陈子善有自己的理论构建，但并不是以理论的面貌来呈现，每篇文章都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去谈。通过这样的方式，将理论落在了实处，不会显得空洞虚无。“在有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子善老师能把很多小题目做成一个大题目，将文学史上很多内容勾连起来，从而解决掉一块块文学史的‘拦路石’。这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周立民还提及陈子善这代学人为后人打开了“重写文学史”的思路。“我们从子善老师的文学版图里能够看到他开放的文学研究观念和他的情怀。作为研究者，他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不狭隘。他没有用某一阶段的政治教条或思想来硬性要求文学史或作家，因此这样呈现的文学版图才会是逐渐接近原生态的自然版图，情怀也由此体现。”
在今年上海书展期间，陈子善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重点推出
通过文献学功底，把收藏的快乐分享给大家
周立民还提到，近年来现代文学的资料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维度——“收藏与拍卖”。“这也是过去的学者不太注意到的，但是子善老师比较早就发现了，而且充分利用了私人收藏家的个人收藏，还有拍卖市场的一些拍品。其中有些资料真的可以颠覆我们原来的一些概念，从而填补学术空白。”
“子善先生第一是爱书，第二是善于收集，他以前每个礼拜都会去文庙淘书。我认为他完全称得上是这一代的 ‘现代文学资料数据库’，藏书非常多，我对他很佩服。”陈思和感慨道。
在分享会现场，陈子善也带来了三本收藏的珍本，分别是电影剧作家郑伯奇的短篇小说集《打火机》、作家沈从文的《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和翻译家傅雷的译作《贝多芬传》。陈子善坦言收藏这些书并不出于它们的收藏价值，而是因为他与这些书的作者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和故事，这才让他产生了“占有的欲望”。
作家郑伯奇（1895-1975）短篇小说集《打火机》
对于郑伯奇的《打火机》小说集，陈子善透露：“我和作者郑伯奇见过面，只要是见过面的作者，我都尽全力去收集他的作品。当时我刚刚走上研究之路，去西安专程拜访他，发表了一份访谈，一年多后郑先生就去世了。所以收藏这本书这也是我对他的一份念想。”
“另外这本书是来自当时的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良友文学丛书，每一套丛书都有100本的编号签名本供给读者，现在保存下来的数量很少。”陈子善说，他手上这本《打火机》签名本的编号是28号，极具纪念价值。
“陈老师收藏的这些本子，其实并不是市场上大家都认可的那些收藏品，而是对他自己来说有特殊意义的东西。他通过自己文献学的功底，把自己收藏的快乐分享给了大家。”陈麦青说。
史料整理不仅为了当下，更为了后人的将来
对于今天的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陈子善指出了其优势和缺陷，“现在的年轻学子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互联网。以前不能上网搜寻，现在如果运气好的话一天就可以发现好几篇集外文。但是有一个问题，现代年轻人已经看不到原刊，包括原始的报纸、原始的杂志，他看不到原始的初版本，只能看电脑屏幕。如果你不看原始的资料，其实就和真实距离比较远了。”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作家鲜有关注。所以文学文献研究的工作在互联网时代下，怎么继续进一步推进，其实对年轻的一代提出了新的要求。 电子化的这些资料，对这些史料的整理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显然传统指标的整理方式不完全能够适用这些事情。实际上由于载体的变化，内容肯定会有问题。” 陈子善指出，电子化资料未必能长期保存，也几乎没有备份，这为未来的文献研究带来了新的难题。
他鼓励年轻学者要从现在做起，不能等到资料缺失以后再去寻找，因为研究价值不分高低，也无法预估。“一些 ‘80后’作家的作品，如果现在不去收集，等到几十年以后很多早期作品就完全淹没了，万一他们中间以后出现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呢？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尽自己所能把这些东西都保存下来，即便暂时无法使用，将来肯定有用。史料的整理不仅仅是为了当下，更是为了后人的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