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诗话》
袁枚著作丰富，诗文俱佳，尤以其广泛传阅的《随园诗话》著称。我多年前撰写论述古代诗文的文章，曾查阅引述过书内有关片段，但从未通读全书。最近数月来避疫家内，闭门谢客，有太多空闲随意翻阅，遂通读了袁枚这部引用同代人诗作特别丰富的诗话巨著。此书问世至今，有誉有毁，最遭论者指责的就是收诗庞杂，称引太滥，钱锺书在其《谈艺录》中对此讥弹尤甚。读完全书，论及此为世诟病之“杂”和“滥”，若换个角度来看，我反倒觉得不妨视其为该书值得关注的独特之处。
袁枚晚年编写这部诗话，意在推广他的性灵说及其性灵派诗歌写作群的名篇佳句，因此他收诗论诗，并不在意名家名篇，反而更加关注不同层次的普通作者及其可传阅的零篇断句。从达官贵人到布衣文人，乃至三教九流中人物，特别是他所偏爱的女性作者，凡属他觉得灵动、新奇、有情趣的诗作，均标举其作者的姓名出身，插入相关的轶事，陆续收入他号称为“发潜德之幽光”的诗话，包括他出游途中，都会四处留意，搜集此类“有才未遇者”的诗作。提及自己从事的这项诗作救亡工程，他甚至将其提升到作文字功德的高度，并称引李穆堂的一段话来定性他的善举说：“凡拾人遗编断句，而代为存之者，比葬暴露之白骨，哺路弃之婴儿，功德更大。”（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卷十三/一，页429）因此，采纳无名者未发表的诗作，使其得以传世扬名，便成为《随园诗话》收诗的首选。针对所谓“滥”，他解释说：“采诗如散赈也，宁滥毋遗。然其诗未刻稿者，宁失之滥。已刻稿者，不妨于遗。”（补遗卷八/二五，页773）此外，有鉴于“诗家红袖多，青衣少”，他在《诗话》中还特意录入几位身为奴仆者的诗作，而且特别强调说，这些诗作若“出于士大夫之手，而不出于奴星，则余反不采录矣”（补遗卷九/二二，页801）。这一针对无名者的“宁滥毋遗”取向广开了征诗的大门，结果也给他招致了应接不暇的冗务。正如《诗话》中所述：“自余作《诗话》，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如云而至。殊不知诗话，非诗选也。选、则诗之佳者，选之而已；诗话必先有话，而后有诗。以诗来者千人万人，而加话者，惟我一人。搜索枯肠，不太苦耶？”（补遗卷五/三八，页691）然而面对众多可取的佳作，他总是因难以割舍而尽量采用收录，以致其诗话的编写连篇累牍，在出版初编十六卷之后，又接着出了补遗十卷。
在出版业远不如今日发达的袁枚时代，《随园诗话》的编写在某种程度上可谓起到了类似于今日微信公众号即时发表的作用。很多热心写诗的无名之辈如蝇附骥尾，均通过袁枚随收随录，大包大揽，广泛传播了他们的作品，从此留下微末的诗名。才女夏伊兰有诗曰：“勿谓好名心，名媛亦不免。”所强调的就是这一播扬诗名的心愿。与此同时，袁枚也因提携后进，热心接纳，一时间成就了他诗坛领袖的大名。但盛名之下也难免引起非议，在《批本随园诗话》中就有一条讥讽袁枚接受酬金，滥收平庸之作的批语说：“一部《诗话》，助刻资者，岂但毕秋帆、孙稆田二人？有替人求入选者，或十金或三五金不等，虽门生寒士，亦不免有饮食细微之敬。皇皇巨帙，可择而存者，十不及一。然子才已致富矣。”袁枚据说是清代最有商业经营头脑的文人，他的生财之道其实大多来自为人写墓志和序跋所得的润笔，销售随园内自行刻印发行的书籍也颇有丰厚的收入，相比之下，袁枚恐不至于仅为收取乞求入选者的少量酬谢便滥收不够格的劣作吧。关于袁枚自费出版书籍的收入到底如何，他的《随园诗话》中倒是有一则说明。他说：“余刻《诗话》《尺牍》二书，被人翻版，一时风行，卖者得价故也。近闻又有翻刻《随园全集》者。刘霞裳在九江寄怀云：‘年来诗价春潮长，一日春深一日高。’余戏答云：‘左思悔作三都赋，枉是便宜卖纸人。’”（补遗卷三/一六，页631）由此可见，当时的书籍市场并无保护版权的通行法规，即使像袁枚这样巧于经营的人也不具备明确的版权意识，以至眼看着投机书商盗版赢利而无可奈何。
明清以降，随着识字读书者较前代增多，诗词作者群日益扩大，作品数量剧增，《随园诗话》的编写正好迎合了普通的诗词爱好者展示才华的需求，从而应时展现了诗歌大众化的面貌。袁枚为人通达谐俗，兴趣广泛，他不只在自己的诗作中津津乐道琐碎的日常见闻，也敏于在普通作者某些看似平庸的诗句中发现新奇的意味，进而即兴选评，录入《诗话》，赏析其特有的机趣。此类诗作往往不避庸俗，平铺直述，以质白的文字道出日常生活中某些陌生的个人经验和特殊感受。比如论及治学与诗兴的冲突，他特拈出以下诗句，稍加按语曰：“黄允修云：‘无诗转为读书忙。’方子云云：‘学荒转得性灵诗。’刘霞云：‘读书久觉诗思涩。’余谓此数言，非真读书、真作诗者，不能道。”（卷三/四六，页87）性灵说特别关注诗歌兴发感动的功能，即兴而发的诗句敏于确切呈现个人的特殊经验，因而易产生张戒所谓“道得人心中事”效果。另有一则诗话谈到了人在早年与晚年对空间与时间的感受差异。他说：“余居杭州葵巷，十七岁而迁居。五十六岁从白下归旧庐。记幼时游跃之场，极为宽展，而此时观之，则湫隘已甚，不知曩者何以居之恬然也？偶读陈处士古渔诗曰：‘老经旧地都嫌小，昼忆儿时似觉长。’乃实获我心矣。”（卷十/七八，页359）这种在不同年龄段对时空的不同感受属于常见的心理学现象，我相信很多人读后，都会有“实获我心”的反应。一联平淡的诗句点明了回顾视觉与展望视觉的不同感受，反映了我们日常经验中对时间的比例感知与其绝对值的差异。
袁枚年幼时家贫，他在《对书叹》一诗中自述：“我年十二三，爱书如爱命。每过书肆中，两脚先立定。苦无买书钱，梦中犹买归。至今所摘记，多半儿时为。”出于惺惺相惜的感触，有位穷书生的经验和诗作因而被他一眼看中，特意录入《诗话》：
昆山徐懒云秀才买书无钱，而书贾频至，乃自嘲云：“生成书癖更成贫，贾客徒劳过我频。聊借读时佯问价，知非售处已回身。乞儿眼里来鸮炙，病叟床前对美人。始叹百城难坐拥，从今先要拜钱神。”余幼时，有“家贫梦买书”之句，盖实事也。今见徐生此诗，触起贫时心事，为之慨然。（补遗卷八/一七，页770）
笔者小时候也有过在书店内站着几小时读书的经历，古今中外嗜读者可谓人同此心。魏礼（Arthur Waley）所谓“欲观恶诗，须阅《随园诗话》”，想必就是指此类格调不够高，意境也不深远，仅速写了普通人日常境遇的大白话诗句吧。钱锺书于是援引其说，特别唾弃袁枚所录青田才女柯锦机《调郎》五绝，斥其“极粪土之污。子才不惜笔墨，一至于此”。这首小诗到底有多么粗鄙，可一阅如下：
午夜剔银灯，兰房私事急。熏莸郎不知，故故偎侬立。
不要说在袁枚的时代，就是在笔者小时候所住的大杂院内，因根本不具备今日公寓内设有抽水马桶的卫生间，半夜里忽然内急，无论阴晴寒暑，都得急奔户外，去蹲茅坑。那臭茅坑的气味自然是不好闻的，只因蹲茅坑者常入其中，久而久之，也就不觉其臭。茅厕通常多设于后院，不只远离卧室，甚至地处荒僻，深夜独自入内，难免令胆小者心生恐惧。所谓“薰莸郎不知，故故偎侬立”者，戏言郎君体贴爱妻，不避恶臭，陪她入厕壮胆之谓也。参照柯锦机其他诗作，这位才女平日似乎性喜撒娇，她那知趣的郎君也总是乐意配合。细玩《诗话》所录的另外两联——“合线烦君申十指，拾钗为我屈儒躬。”/“焚香合受檀郎拜，一幅盘陀水月身。”（卷八/六八，页272）——即可想见，夫妇俩的确琴瑟和谐，日常的亲昵关系正如张敞所云，“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也。李商隐服通便药上茅厕，也曾写过一首《药转》。由于辞藻华美，再加上用典深奥，被某些望文生义的注家诠释得离题甚远。梅尧臣上厕所目睹乌鸦啄食蛆虫，即兴赋诗一首，也被录到网上奇文共赏。与两位大诗人的入厕诗相比，柯锦机爽快的短诗要显得风趣多了。
从以上所引的零篇断句可以看出，《诗话》中被认为滥收的杂乱诗篇即使谈不上多么典雅优美，至少也足以表明，随着后典范时代的作者群扩及民间，对此类不同层次的作者来说，要表述他们各自的日常感受，可供选择的文体，也只有格式固定的五、七言诗句便捷凑手，最适合应用了。其实直至今日，旧体诗仍是喜好吟咏者惯于采用的和较易操作的书写方式。特別是近几十年来，发表旧体诗词不再是某些中央首长以及郭沫若、赵朴初之流的特权，纵观已出版的和网络上发表的作品，旧体诗词的创作已呈现一片文艺复兴景象。袁枚这部收诗庞杂的诗话不只为后世保留下不少用语尖新，可供鉴赏的大白话诗篇，更展现了诗歌写作群扩大化和作品通俗化的滥觞。例如幕僚马苏臣奉上司之招，即兴所赋的第一首咏棉花短诗即纯然口语，却饶有回味。其词曰：“五月棉花秀，八月棉花干。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卷七/七九，页238）另有马相如《渔父》，潇洒超逸，浑然一派真渔父情调：“自把长竿后，生涯即水涯。尺鳞堪易酒，一叶便为家。晒网炊烟起，停舟月影斜。不争鱼得失，只爱傍桃花。”（卷十四/二〇，页473）
翻检这部卷帙浩繁的诗话，计有三首压卷之作特别值得在此高光标榜。三诗均出于闺秀之手，并附有相关的本事。第一位作者是袁枚的姑母。这位袁氏早年丧夫后回娘家守寡终生，她博通文史，富有诗才，更为可嘉的是见识非凡，论及古人，竟与鲁迅英雄所见略同。两者一前一后，都是最不喜欢二十四孝故事中的郭巨。袁枚小时候深受姑母教养，正是在姑母的辅导下，他年方十四，竟写出一篇可传世的短文《郭巨埋儿论》，对郭巨毫无人性的行为以及史书有关其事的谬传，作出了行文简洁和措辞思辨的批判。《诗话》中录有袁氏斥责郭巨之流的一首七律：
孝子虚传郭巨名，承欢不辨重和轻。无端枉杀娇儿命，有食徒伤老母情。伯道沉宗因缚树，乐羊罢相为尝羹。忍心自古遭严谴，天赐黄金事不平。
我祖父在我小时候常告诫我说：凡不近人情者莫不为大奸大恶。郭巨埋儿传说最悖理的就是赞赏和宣扬不近人情的孝道。在这首诗中，袁氏不只指斥了郭巨埋儿传说的荒谬，同时巧于用典，进而列举了两个与郭巨同样残忍的父亲。一个是中山国的将军乐羊。乐羊叛逃到魏国为魏文侯服务，中山人为报复乐羊，杀死他儿子，煮成肉汤送给他喝。乐羊为向魏文侯表忠心，竟不动声色喝下了送来的肉汤。一个“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谁不食”的人自然令人发指，难以取信魏文侯了。从此此后，他再没有得到魏国重用。另一个是晋朝人邓攸，字伯道。时逢永嘉之乱，他与妻子、弟媳连带各自的儿子逃离战乱。因旅途带着两个小孩子跋涉艰难，考虑到他弟弟已经去世，只剩下这个遗孤，邓攸于是忍痛割爱，决定抛弃亲子，以保侄儿活命。他最残忍的做法是，为阻止他儿子呼天抢地，追赶他们，竟忍心把儿子活活绑在树上，自奔前程。后来他们平安逃出兵乱，但邓攸的妻子再也没能怀孕生子。史书上贬斥他说，“卒以绝嗣，宜哉！勿谓天道无知，此乃有知矣”。袁氏的见识和勇气的确难能可贵，就笔者有限的阅读所见，在整个帝制时代，尚无第二人像袁氏这样勇于控诉伪孝子郭巨，写出了如此富于母性的诗篇。
第二位作者是个有勇气维护个人尊严的才女，她即兴赋诗，以其不甘示弱的抗辩回敬癖小脚的赵某人，给了那厮一记响亮的耳光。《诗话》中传述其本事如下：
杭州赵钧台买妾苏州，有李姓女，貌佳而足欠裹。 赵曰：“似此风姿，可惜土重。”——土重者、杭州谚语，脚大也。 媒妪曰：“李女能诗，可以面试。”赵欲戏之，即以弓鞋命题。 女即书云：“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 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赵悚然而退。（卷四/三七，页115 ）
在妇女群体以三寸金莲为美的明清时代，这位李姓女子的诗句产生了掷地有声，发语惊听的效应。面对赵某的调戏，她毅然以观音菩萨为楷模，以巧妙的措辞捍卫了女子的天足，堪称超前的思想解放者。
第三位作者的诗作缘于一起殉情事件。现照录其本事如下：
仁和高氏女，与其邻何某私通。女已许配某家，迎娶有日，乃诱何外出，而自悬于梁。何归见之大恸，即以其绳自缢。两家父母恶其子女之不肖，不肯收敛。邑宰唐公柘田，风雅士也，为捐赀买棺而双瘗之；自作四六判词，哀其越礼之无知，取其从一之可悯。城中绅士，均为赋诗。余按此题着笔，褒贬两难。独女弟子孙云鹤诗最佳。词曰：“由来情种是情痴，匪石坚心两不移。倘使化鱼应比目，就令成树也连枝。红绡已结千秋恨，青史难教后代知。赖有神君解怜惜，为营鸳冢播风诗。”后四句八面俱到，尤为得体。（卷十四/一〇〇，页503）
袁枚与《西青散记》作者史震林相识，两人曾有过关于佛教的交谈。《诗话》中多次提及史震林及其友人曹学诗，言谈中对他两人似有不以为然之意。袁枚和史震林的著作均以表彰才女著称，但两人的才女观分歧显然很大。袁枚深怀慈悲心，尤珍重以诗存人。提及他所表彰的才女，既赏其佳作，更赞其出格的言行。他同情高氏女与何某越礼的殉情悲剧，但在盖棺论定的措辞上尚有所犯难。最后还是他的女弟子孙云鹤表态直爽，敢于突破连袁枚也颇感踌躇的“褒贬两难”，写出了一首独占鳌头的悲悯佳作，可谓代替她老师表达了得体的哀悼。相比之下，“谈道学于风流”的史震林就显得保守而酸腐了。纵观他的《西青散记》，其中那些受到赞许的才女均被描述为甘心受苦受难，绝不违犯礼教。袁史二人的交往关系难免引起人一个疑问。随园所在的小仓山离金坛并不太远，像袁枚这样四处搜罗才女佳作的热心人，对于金坛的才女，应该不会陌生。《诗话》中既然能录用史震林、曹学诗和赵闇叔现存于《西青散记》的诗作，何以并无一字提到史震林在该书中大肆张扬的双卿？是史震林从未向袁枚推荐双卿的诗词，还是袁枚对那些作者身份并不明确的诗词不予录用？仅此一点，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双卿其人的子虚乌有及其现存诗词的无根无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