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出版的《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中，诗人、作家邵燕祥以“痛苦的经历、严格的解剖、沉重的忏悔和反思为代价，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灵魂”。
如今，先生溘然长逝，然诗文仍在，其苦苦寻回的灵魂就不灭，历史的证词就长存。
诗人、作家邵燕祥先生8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被遮蔽的早慧诗人
1933年，邵燕祥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萧山。少年时代的邵燕祥，早早就展现了写作上的才华。刚读初一，他就一个人办起了名为《五十年代》的壁报，刊登自己的小品文、时评、杂感等作品，后又给学校其他大壁报供稿。
1947年，邵燕祥受沈从文、周定一提携、鼓励，开始发表了《失去譬喻的人们》《偶感》《橘颂》《病》《匕首》等诗作，由此正式以诗人的身份登场。
《失去譬喻的人们》深受穆旦影响，对邵燕祥是有里程碑意义的。在诗歌的风格和写法上，邵燕祥最初受臧克家的影响很深。“七月派”如艾青、田间、冀汸、绿原以及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等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邵燕祥早期的创作。
邵燕祥曾说，因为当时正值国民党统治时期，所以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基调是悲凉的、控诉的，“我用悲凉和控诉鼓舞斗志。”
比如在《匕首》中，年轻的诗人发出了夏明翰式的壮怀：我是犀利的匕首/插在敌人的胸上/…是的，我是钢铁/钢铁，没有死亡。
然而正是这种悲凉和控诉之中，有着无拘无束的活泼。在批评家吴思敬看来，20世纪40年代后期邵燕祥的诗歌，无论是自由地书写心灵，还是题材的广阔、表现手法的无拘无束，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些诗歌被淹没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过期报刊之中，直到200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找灵魂》，才集中披露了一批他40年代后期的诗作。
“这批作品，很让人感到震惊这是邵燕祥进入诗坛最早的亮相，却已显露出逼人的才华与厚重内涵。”吴思敬认为，现代文学史对40年代诗歌创作的叙述，邵燕祥是缺位的，现在看来，邵燕祥这阶段的写作与七月派、九叶派在精神上有密切的关联，某些作品放到其中也丝毫不逊色。
共和国的歌颂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邵燕祥诗歌基调转入光明、乐观的气氛，两年后出版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就是欢庆革命胜利。这种转变，符合主流文学的要求。但是写了两年，他就感觉写不下去了。
“我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只是参加学生运动；我是普通的参加者，不是负责人，对于斗争生活不能说有多少阅历和积累。我感到无以为继，想歌唱，却空洞、苍白。”
但很快，他就找到了新的诗情，既符合内心要求，又符合大的文学潮流，那就是歌唱社会主义建设。
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布，让邵燕祥感受到国土上涌动着即将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气氛和激情。
“我将在河西走廊送走除夕/我将在戈壁荒滩迎来新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想起你/更要把艰巨的任务担在双肩……”
这首《到远方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后与《五月的夜》一同发表在团中央的发行量很大的《中国青年》半月刊上。这两首诗不仅受当时团中央宣传部长杨述欣赏，也在年轻人中传唱甚广。
在呼唤年轻人到远方去建设祖国的同时，1954年，邵燕祥作为中央台的工业记者自己也下到东北工业厂矿基地，大半年的时间在鞍山、抚顺、长春汽车厂工地跑来跑去，写了一组以社会主义建设为题材的诗歌。这些诗不是生产过程的简单重现，而是融入了诗人真诚热烈的感情。
比如《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邵燕祥热烈地歌唱着年轻的同龄建设者。作品先是上了中央台的联播节目，又破例发表在《人民日报》。
对于这一时期的创作，诗人单纯、热烈与真诚。但是在艺术价值上，邵燕祥自己也是不满意的，所以后来的“自选诗”没选进去多少。他曾坦言，他不能承认，有的艺术上不是很成熟，没有足够的审美价值，但是有一定的认知价值。
正如同代诗人、批评家谢冕所言：颂歌，是我们的经历，也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甚至可以说，不曾写颂歌的诗人不是“当代诗人”。但是，写了颂歌而不曾超越的诗人，不是优秀的诗人。
1956年前后，邵燕祥在一面继续歌颂光明面的同时，开始对生活中遇到的官僚主义等现象有所批评。
“比如，我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用一个普通青年工人的口吻来质问工厂的经理，说我们的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到了你那儿，都被压制了；你成天讲这个讲那个，唯独不讲讲自己的官僚主义等。再比如，马雅可夫斯基写过一首诗，叫《给初学拍马者的指南》，我读了后觉得很有兴趣，也在生活中看到不少钻营拍马的恶劣的表现，所以套用他的路子，写了一首《拍马须知》。”
《诗刊》老主编严辰看到了这些诗歌，温和地暗示他：“我劝你不要写讽刺诗了，还是按照原来的路子，写抒情诗。”但当时邵燕祥并没有深刻体会他的用心，即使体会到，也晚了。他很快就迎来了二十余年的“右派”岁月。
归来的诗人，找灵魂的诗人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一切呈现出峰回路转的趋势，诗歌的命运也不例外。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诗坛上，不仅有青年诗人以朦胧诗寻求回答，还有一批复出诗坛的中老年诗人在低回婉转，他们后来被统称为“归来的诗人”。
批评家陈晓明认为，与同时期的伤痕文学颇为不同，“归来的”诗人们并不刻意书写磨难。邵燕祥正是如此，他在1978年以《中国又有了诗歌》回到诗坛，又以《假如生活重新开头》重新面对诗歌的诚与真，想要写出跟时代相称的好诗。1980年代，邵燕祥先后出版了《迟开的花》《如花怒放》《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多部诗歌作品。
但不刻意书写并不代表不能去书写，更不代表不去反思和追寻。《记忆》《历史的耻辱柱》《童年》等诗，是历史的记忆，在情感叙事中，闪耀出批判的、思辨的光芒。而长诗《最后的独白》和组诗《五十弦》，更是诗艺和反思的高度结合，邵燕祥自己也说，“后来的诗歌没有超过这两首。”
2019年第27届柔刚诗歌奖将荣誉奖颁给了邵燕祥，肯定了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归来”后创作的大量以“找灵魂”的独特心路历程为背景，以“痛定思痛”为基调的作品，直透当代诗歌复兴过程中的众声喧哗，凸显出其间最诚挚、最深沉、最强有力、最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最后的独白》中，巨大的政治激情和透彻的人生思考混而不分，锐利的批判勇气和精微的修辞策略相互拥济。其直击人心的力量，既来自他对国族和人类命运强烈而持久的关注，又来自他对个体生命经由反思和感悟，超越精神苦难，实行自我救赎并探询未知的不泯信念。《五十弦》则集中体现了其自1980年代，特别是其中后期以来所信守的“只写真情，写自己”这样一个思路。
完成这两首重要作品后，邵燕祥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杂文写作上。在这些杂文作品里，邵燕祥以一种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和冷静的现实批判态度，不回避自己的失败，写出了一代知识分子“失去灵魂的焦灼与寻找灵魂的痛苦”，与他后期的诗歌辉映。
（本文参考了邵燕祥《找灵魂》《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吴思敬《中国当代诗人论》、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以及新京报书评周刊吴亚顺《邵燕祥：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中华读书报舒晋瑜《邵燕祥：我的淬过了火的乐观主义》等作品，谨致谢忱，并向邵燕祥先生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