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10年，旧历二月五日。慕容鲜卑建立的南燕王朝都城——青州广固城，终于被晋军攻占。
屠城命令已经下达。成群结队的晋军士兵在街巷间搜索，寻找还有一口气的敌人。鲜卑人大多皮肤白皙，须发偏棕黄色，被称为“白虏”，很容易辨认。经过八个月的围城、血战、饥荒和瘟疫，他们大多已经丧失了战斗力，甚至瘫软无法行走。
二月的天空，南风开始送来春天的暖意。干涸的护城河床上，嫩绿的狗尾草已经舒展开了叶子。战俘们成排跪在河沿，身旁站着行刑的晋军士兵。随着军官的口令，钢刀挥动，头颅一齐在空中翻滚、落下岸坡。鲜血喷溅的尸体随之被踢下，横七竖八堆积在河底。
乱尸丛中，还有肢体在痉挛，踢踏，然后又被新尸体压住、覆盖。
屠杀之后，全城都将被焚毁。夯土城墙也要被铲平，填入护城河。青草将从乱尸中吸收养分，生长得格外茂盛。
西南的沂山无语绵延，见证了广固城建成以来的八十多年，汉人流民、羯人、氐人、鲜卑人相继成为它的统治者，它经历了三次围城、血战和屠杀。这个因分裂和割据而生的城市，终于要消失了。
不久，燕子会从南方飞来，它们将再也找不到旧巢所在的屋椽，和在屋椽下曾经熟悉的人们。晋军士兵们还在城内搜索，在城外砍杀。和燕子一样，他们现在也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北方故乡。
这个轮回，用去了整整一百年。
一百年前，西晋王朝诸王争权，陷入内乱。匈奴人、羯人乘机起兵，攻克都城洛阳。中原大地胡马纵横，生灵涂炭。华北汉人为躲避战乱纷纷南迁，他们和宗族、同乡结成流民群落，在战乱中且战且行，向南渡过黄河、淮河，甚至渡过长江定居下来。曾经短暂统一的西晋王朝，由此变成了偏安东南一隅的东晋王朝。
这些辗转南迁的汉人，还顽固地保留着北方人的习惯。他们在南国土地上集群而居。除了难改的乡音，他们还把家乡的地名带到了南方。一百年来，他们自报家门，填写籍贯，总是北方故乡的郡县。对他们来说，南方只是暂住之地，他们终究要回到乡国。
所以，这些正在屠城的晋军士兵对鲜卑人毫无怜悯。他们砍杀俘虏，如同祖先在秋后的农田里收获庄稼。
黄河北岸，生活在北魏拓跋人统治下的汉人，正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向广固行来。多数人死在了拓跋骑兵的追杀中，少数南渡黄河的百姓，为晋军带来了宝贵的粮食，也带来了北进西征、驱逐拓跋人和羌人、光复中原全境的希望。
广固城下，北望西顾。幽州，冀州，并州，雍州；中山，邺城，长安，洛阳。这些沦陷中的故园，裹挟着多少人的血泪回忆。当年，铁甲战马把他们驱赶到了异乡，并一次次洗劫他们的新家园。但现在，他们不再害怕了。投降的鲜卑骑兵、步兵，已被晋军整编，和伤兵一起驻扎在城外不远处，对这边的屠杀，降兵们报以麻木与漠然。
弃城逃命的南燕皇帝慕容超，已经被晋军骑兵俘获，他将被送回江南，在都城建康街市上处斩。那里是处决人犯的场所，和他一起处斩的，也许有窃贼，杀人犯。这个曾经的鲜卑皇帝，现在只是晋王朝的一名普通人犯。
士兵中悄悄流传着军官会议的决定：平定南燕后，主力将班师回彭城休整，准备下半年的西征，目标将是羌人姚氏建立的、定都长安的后秦王朝。
冲动和兴奋的情绪在士兵中悄悄弥漫。经过近一年的战斗，他们已经黑瘦疲惫，蓬头垢面。他们知道，平定中原的日子不远了。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回到故里，更有胜利的封赏、出人头地的前程。以前，只有出身高贵的士族才有资格做官，但如今，只要战场立功，就不愁富贵显达、光宗耀祖。那些指挥他们的军官就是最好的例证。
这一切的希望，都集中在城头的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远征军的统帅，身材瘦高的中年将领刘裕。老兵中流传着关于他在战场上的种种神奇传说，他是官兵心中的战神。他现在的官职只是三品中军将军、扬州刺史，爵豫章郡公。但士兵私下都称他“刘王”，甚至叫“刘武王”。这些文化不高的士兵们不知道，“武”是谥号，死后才能有。
短短六年间，刘裕和他的老兵们，不仅从篡位者手中再造了晋朝，还向北方异族亮出了流亡者们的反攻之剑。如今，关河澄清已指日可待。
此刻的刘裕，看着城下已进入尾声的屠杀，心却在南方千里之外的建康城。
刘裕
现在的远征军中，只有他和一位年轻的将军知道，一场惊天大乱即将（也许已经）在后方爆发：盘踞广州的天师道教主卢循，要趁刘裕远征之机悄然起兵，从海道北上占领建康。
天师道是刘裕的老对手。十一年前，他们在长江下游发起暴动，席卷江浙。刘裕的戎马生涯，就是从和天师道军作战开始的，那时他还是一名最低级军官。和天师道交手数载，刘裕深知这些人的优势：惯打海上游击战，造船和水战正是他们所长。
如今晋军主力在外，建康守备空虚，晋安帝司马德文是个白痴，镇守后方的重将刘毅又患病不起。如果天师道军扬帆北上，建康无异于囊中之物；而在北方前线，虎视眈眈的拓跋人和羌人随时会把这支师老兵疲的远征军踩成齑粉。
而且，现在远征军中已经混入了天师道奸细，正在秘密争取倒戈者，准备里应外合、南北齐举。年轻的将军沈林子就是这样获悉此事的，但他秘密报告了刘裕。刘裕不敢打草惊蛇，他要等克定广固，才能回头处置卢循。
而今，广固终于攻下。安排好占领区的善后事务，刘裕火速班师南归。军队里一部分是伤残士兵，一部分是收编的燕军俘虏，能作战的晋军只占一小部分。他们开进到下邳城，这里是北伐的后勤基地，有泗水南通淮水，循运河可抵长江。刘裕此时才敢逮捕、处死军中的天师道奸细。他在这里留下了伤兵，带着有战斗力的部队从陆路加急南行。
出下邳不远，迎面又遇到建康派来的加急信使。原来天师道已经起兵，但不是走海路，而是翻越南岭，顺赣江、湘江而下。刘裕的老战友、江州刺史何无忌带兵迎战，大败身死。敌军已经进入长江，随时可能顺江而下，建康城陷入惊恐。密信还告知刘裕，朝廷正准备放弃建康，北上投奔刘裕军。
军情火急，刘裕让部队继续赶路，自己带几十名卫士和军官兼程换马向南狂奔，到达长江北岸。他登上江边一条渡船，驶向南岸的京口城（今江苏镇江市）。
当年的长江就在京口一带入海。这段江面宽数十里，波涛汹涌与大海无异。摇摇晃晃的船头上，遥望南岸的一线陆地，和烟树遮掩下的京口城垣，刘裕陷入了江水一样的茫茫思绪。
四十八年前，他出生在这座京口小城里的一个贫寒家庭。出生丧母，少年丧父，他跟着后娘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长大。少年时，他在江中洲岛的泥滩上砍伐芦荻卖给人做烧柴，深秋的江水寒冷刺骨。六年前，他又是在这座小城里聚众起兵，向废晋建楚的皇帝桓玄宣战，以志愿投奔的区区一千名兵民，挑战一个庞大的王朝。
他似乎是幸运的。一次次实力悬殊，甚至蚂蚁对抗大象一样的战斗，他居然都是最终胜利者。血战中一次次他身受重伤，但都奇迹般活了下来，留下满身可怕的伤疤。很多人无法置信，只能归因于钟山的山神——蒋神（蒋子文，汉末秣陵（今南京）县尉，逐盗至钟山下，战死。后在钟山多次显灵，孙权为之立庙祭祀，钟山因此又名蒋山）与他同命相怜，垂青他这个出身低微的军官。
但这一次，钟山上的命运之神，还会再次眷顾他吗？
本书是一部涵盖了刘裕一生的战记，前面有些战争他没有亲身参与，但他当时也在关注这些战事，并受到这些战事的影响；刘裕亲历的战争也是前面这些战事的继续。不过，这里暂时放下战争，仅从东晋—南朝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宏观背景下谈谈刘裕的历史意义，以及历史局限。
刘裕生当士族门阀专权的东晋晚期，从一名出身寒微的中下级军官起步，终结了百年门阀专权史，开启了南朝（宋齐梁陈）历史。田余庆的史学代表作《东晋门阀政治》重点描绘了士族高门在近百年里如何垄断朝政，同时高门权臣之间又如何互相倾轧、争斗。与之不同的是，本书的关注点则在于该时期士族门阀政治是如何终结、如何被军人集团取代。
本书并非政治史，而是战记、战争史，但从开端部分桓温的北伐，以及稍后东晋门阀权臣之间的荆扬内战，都可以看到当时士族高门的无能腐朽。从文化上说，这个阶层恰是“魏晋风流”的主人公，但在政治上、军事上他们都毫无建树。
刘裕给南朝奠定的政治基础，就是使士族门阀退居边缘，让军人将领成为政坛主导。但这没能构建一套稳定、良性的政治秩序。军人的职业习惯是服从有能力的领导，如果在位的皇帝是幼儿或者低能者，南朝军事将领们就会试图推举更有能力掌控局面的人做皇帝。所以南朝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经常对军事将领阶层进行屠杀清洗，这又会激起新一轮的叛乱和朝代更迭。
南朝170年时间，只有梁武帝统治的近半个世纪里，皇帝能够笼络住武将，削弱他们的权力，实现长久和平，但这也造成了梁朝军队战斗力低下，最后被一支来自北方的小规模叛军（侯景）瓦解。随后的陈朝又回归了军人集团的统治，当第一代将领逐渐离世之后，陈朝丧失了抗衡北方的能力。
南朝的士族虽然退到了次要位置，不能掌控政权，但在文化上仍然处于垄断地位，他们很重视强调自己的门第优势，还完善了琴棋书画、骈体诗文等雅致文化。那些靠打仗立功出人头地的军事将领们，也很羡慕士族的这种高贵身份，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孙会以军人身份为耻，努力学习文化，想钻营到士族队伍里去。
南朝士族还继承了魏晋士族的旧病，鄙视一切实用的军事、民政管理工作，他们觉得这是下等人干的“俗务”。军事将领们的后代也受其感染，所以南朝一直没能出现一个稳定的、有管理能力的统治阶层，最常见的循环就是军事将领集团兴起、腐化，再被新兴的军事将领集团取代掉。
在同期的北中国，先是北魏统一北方，近百年后是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改革，然后是北魏瓦解，军人势力形成了东西两个割据政权，地处西部的西魏-北周政权里，形成了新的“关陇贵族集团”，十几个家族占据核心地位。这个集团的特征，一是鲜卑和汉人的血统、文化交融，二是具有军人身份。和东方的东魏-北齐、南方的南朝不同，关陇集团不承认汉人士族的文化优势，所以没有受到士族们鄙视军政“俗务”的影响，关陇人物管理军事和民政的能力都很出色。另外，和魏晋那些垄断政权的汉人士族门阀不同，关陇集团有军人的秩序，他们可以接受改朝换代，但不接受架空皇权、贵族共和的游戏规则。建立北周的宇文家族、建隋的杨坚家族、建唐的李渊家族，都属于关陇贵族集团，所以先是周灭齐统一北方，杨氏通过宫廷政变代替周朝，然后灭陈统一中国。建隋的文帝杨坚是关陇集团第二代人，隋炀帝杨广和唐高祖李渊是第三代，唐太宗李世民则是第四代。可以说，是关陇集团重塑了中古中国。
进入唐代以后，关陇集团逐渐后继无人，通过科举制出身的文臣开始成为政坛主流，他们虽不像魏晋士族的门第世袭子弟，但科举考试侧重的文学内容还是具有南朝士族开创的文化形态，所以科举考试出身的士大夫官员，军事、民政能力都比较低，中国的官僚机器伴随着科举制进入了长期的封闭、停滞状态；民间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则继续发展，和官僚机器、士大夫文化逐渐脱节，这个过程中，又有北方民族——契丹、金、蒙古、满清等相继兴起，带来一些周期性的改变。
在这个大背景下观察刘裕，就能看到他的创举和局限。他能锻造出一支有战斗力的、令行禁止的军队，终结士族门阀的共和政治，但他没能建立起一个像关陇集团那样更全能、更自信的统治集团，所以他开创的南朝没能成为五、六世纪的中国历史主流，最终被汇入了关陇集团开启的历史大潮之中。
中国史上开创王朝的草莽英雄很多，他们乘天下大乱揭竿而起，靠武力征伐统一天下，如刘邦、刘秀、石勒、李世民、朱元璋等，但他们面对的局面都要比刘裕轻松，因为各地军阀混战，没有统一的压制力量，即使一两次战败、血本无归，他们也有机会召集旧部、卷土重来，刘、石、朱等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只有刘裕不一样，他没有生逢乱世浑水摸鱼的机遇，身处王朝权臣和士族阶级的夹缝之间，他只要一次战败，就意味着彻底毁灭，不会有重整旗鼓的机会。他的对手有宗教叛乱者、士族篡位者、北方民族政权、昔日盟友，每一次战争都是大胆弄险，但每一次都最后获得胜利。也许天分与机遇二者对他缺一不可。
刘裕的个性、经历和时代背景，和比他早四百余年的古罗马统帅尤里乌斯·恺撒有诸多相似之处。刘裕和恺撒都身处贵族社会末期，对立面分别是东晋门阀士族和罗马共和国元老院贵族。两人都试图以军事统帅的身份结束已经萎靡、腐朽的贵族共和政治，而且刘裕比恺撒更成功。
两人都不是这一趋势的肇端者。罗马共和国时期，军事统帅干预政治开始于苏拉独裁；在平定斯巴达克斯起义后，成为“三头”掌控罗马的克拉苏、庞贝和恺撒组合，也有点像北府旧将刘牢之与其旧部刘裕、刘毅、何无忌等人的关系，在刘牢之身后，这三人也成了控制东晋的“三头”。
刘裕和恺撒都是靠对北方“蛮族”的战争获取政治资本，然后在“三头”内部的火并中到达权力巅峰。恺撒的蛮族对手主要是高卢人和日耳曼人，刘裕北伐的敌人则是在中原建立了王朝的鲜卑人和羌人。恺撒“三头”中，克拉苏先兵败身死，留下庞贝与恺撒反目决裂；刘裕“三头”中，何无忌与天师道作战身死，只剩刘裕和刘毅争夺最高权力。
作为天才的军事统帅，刘裕与恺撒都拥有先发制人、抢占先机的特殊感觉。他们树敌太多，永远有各种形形色色的对手，经常陷入对不同敌人的两线作战。敌人也了解他们这种先发制人的习惯，都努力抢在他们之前下手——但最终还是在这方面略逊一筹。长期战争中，他们都造就了一支忠于自己的老兵队伍。这些老兵（文武将官）用生命拥护他们，也继承了他们果敢勇猛、不计生死的风格，在他们身后仍然决定着政局。恺撒死后，他的老兵们围绕在屋大维、安东尼周围，形成了控制罗马的“后三头”政治，并最终推动罗马走向帝国，罗马帝国里，军人势力一直是政坛主导，这和南朝也颇为相似。只有在罗马帝国全面皈依基督教之后，军人势力才有了制衡因素——但帝国的扩张性也降低了。从社会作用上看，这和中国的科举文官在政治上得势也有可类比之处。
恺撒本人不仅戎马倥偬，也勤于著述，有《高卢战记》《内战记》自述其战史。如果刘裕有此能力与兴致，也能写出天师道战记、慕容燕战记、羌秦战记、长江内战记等一系列精彩自传。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本书就试图对刘裕平生战事做一番分析与再现，兼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南北局势。千载后人依托正史写作，自然少了很多历史细节与战役过程，这是史料缺乏所致，笔者亦不敢凭空杜撰，只能自嘲：侥幸承乏，庶竭驽钝矣。
本文节选自李硕著《楼船铁马刘寄奴：南北朝启幕战史》，活字文化｜文津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