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小说是关于女人的讲述。女人的世界里当然有女人，但也一定还有男人和世界；有儿女情深，也一定有山高水长。——对女人与女性身份的关注、对女性小说选的强调从不是为了关闭和排斥，而是为了更好地打开和理解。这个世界多么丰富、芜杂、辽远啊，它从来都不是黑白分明、男女对峙。——《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
2019年，20位中国女性作家写下了20个让人着迷的故事，由此结集出版了《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该书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主编，涵盖不同代际的女性写作者，以“爱、秘密、远方”为三辑，力求呈现2019年中国当代女性短篇小说的创作风貌。
7月27日晚，张莉及入选作者黄昱宁、蔡东、淡豹、王海雪、崔君、邵丽、走走、修新羽、林那北、乔叶、周洁茹、草白、王侃瑜、赵依、王姝蕲与特邀主持、《十月》杂志副主编季亚娅直播连线，共同探讨“我们时代的女性写作”。在今年3月，《十月》杂志第2期也邀请张莉主持“新女性写作专辑”，对新时代中的女性处境、该处境中的女性写作展开全新的思考。
7月27日晚的直播连线
2019年的女性作家们
“《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是少有的女性文学年选。”
走走特意去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网站上按“女性小说年选”这样的关键字段搜索，发现此前一本皆无。为了比较当下男女作家的写作差异，她选择了两份文本进行分析观察，一份是这本《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共236172字；另一份是洪治纲编选的《2019中国短篇小说年选》中的男性作家选文部分，共169500字。
词频分析发现，女作家笔下与“金钱”“休闲”“娱乐”有关的描述高于男作家，但在“工作”“成就”方面的用词频率就不如男作家。而从情绪维度来看，女性小说的悲伤指数高于男性小说，男性小说的愤怒指数则高于女性小说。
“总得来说，男性小说与女性小说的特质还是集中在生理性别层面，既没有迎合或反叛社会对于性别身份的构建，也没有明确呈现出社会结构中的性别问题。”走走说，“至少，2019年的女性作家们，不管是主题、结构，还是叙事方式，已经不太有‘必须去争取些什么’的弱者心态了。”
在《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中，读者可以一览20位女性作家在2019年度写下的生活，在北京、上海、苏州、深圳，在敦煌、西宁或哈尔滨，在洛杉矶、温哥华或埃塞俄比亚某地，她们写下自己对人生的理解。
在淡豹看来，源自女性的讲述必定会带有女性体验者视角和精神塑造，陈述女性身体经验下的普遍性和价值，为女性发声。“现代写作中来自作家和读者的处世经验、生活轨迹、世界想象都和传统不同。无论写作者如何看待自己的性别，其写作主题是否被归为传统女性写作和女性问题探讨，只要其中有女人的写作，最后一定是关于女人的讲述。”
性别本身不是局限，局限的是我们自己
蔡东的第一本小说集叫《木兰辞》，关注的是女性的异化，后来有评论提到了小说里的“女性意识”，这让她很是警惕。一方面她认为自己的写作是一种无意识的流露，另一方面她不想被贴上标签，不想被当成女性主义作家，甚至觉得女作家的称谓里暗含轻蔑，对“女性化”“细腻”这样的评价都有些反感。于是在她第二个阶段的写作中，她特意淡化女性特质，改变了语调、视角。如果有人读了她的小说却分辨不出作者性别，她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但渐渐地，她也开始反思——为什么就不能提供更真诚、更尖锐的东西？“小说是很复杂、很综合的存在，里面有性别带来的经验，很正常。刻意地去追求超越性别的写作，挺扭曲的。想一想，如果没有女性意识，《绝望主妇》《早间新闻》这样的好作品也不会被创作出来。”蔡东现在认为，文学并不狭隘，狭隘的从来的都是我们的评判和认识。
乔叶也曾很想在小说里脱离女性身份，一度在女性、男性和中性之间跳来跳去。“不知怎么的，我就是不想让别人把我定义成一个纯粹的女作家。”
但近几年，她渐渐认识到性别本身不是局限，局限的是我们自己。她近些年的作品主角都是女性。去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集《她》，里面的主人公连名字都没有，都只用“她”来指代。
乔叶说：“我越来越觉得性别不是一个坑，而是非常宝贵的写作资源库。无论女性在他人那里是第几性：第一性，第二性，还是中性，在我这里，女性就是我自身体验到的唯一性。我非常珍视这个唯一性。”
王侃瑜提到，中国科幻在整个世界科幻版图中的位置有点像是女性写作在整个文学版图中的位置——我们需要通过去迎合与遵守西方的、男性的写作范式和标准来获得认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的声音很难被听到。
在她出版第一本书时，曾被问到作品与男性科幻作家的作品有何不同，这个问题后来在她的脑海里反复回响。而所谓中国科幻的“中国性”，也是在中国科幻与世界交流的过程中被问到，才引发了更多思考。“在这个思考过程中，我们完成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转变，也更加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我想，这种自觉十分宝贵，也将使我们的写作具有更加丰富多元的声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批评家张莉
女性写作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系
今天的女性身处一个怎样的时代？不同代际的女性作家有了不同的回答。
邵丽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信息社会……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个大背景下，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一样，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只不过女性的视角、切入点可能更细微、更独特、更刁钻。”
“我们是与男性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女性作家更多会带着自身性别特征会去感受和放大男性作家忽略的生活和细节。但性别无法改变，我们要以作品来说话，立足于这个时代。”林那北也提及现代女性往往要同时承担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这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对作家来说，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
“我认为在我有生之年，无法看到一个真正的男女平权的时代。”王海雪直言道，今天的现代社会依然充满了女性被“物化”的陷阱，从网络到电视剧，到广告，它几乎无所不在。这种“物化”不是简单的“男性凝视”，而是在这样的认同里，所有人都接受并熟练运用了这套话术。
受《亲爱的安吉维拉》启发，崔君也对“语言惯性”深有同感：“比起‘嫁人’‘为你生孩子’‘女司机’，‘结婚’‘我们的孩子’‘司机’这样的说法可能会更准确。通常，逻辑语势容易让人想当然。”
王姝蕲则从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和今年上半年的工作状态对当下女性写作延伸出更多思考：这个时代的女性作家已经能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新的问题在于，女性作家们如何在追求自由平等开放的同时保有自己的空间。
“我要举的这个例子不能代表所有女作家。但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女性状态，已婚、有小孩。今年上半年，大家都有在家办公的经验，知道与小孩共处一室是种什么样的工作效率。”她说，如果制定一条类似于“写作时禁止孩子进入”这样的铁律，她既为自己赢得了清净的书房，也将成为另一种强势权力，成为父权的镜像。
“而我们倡导的女性主义，目标是尊重个体，建立自由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在性别间，也存在于大人与孩子间。如果女作家以强势权力赢得一间清净的书房，那么她在这样的房间中写出的作品代表了怎样的女性观呢？”
众声喧哗中，女性写作还有无限可能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黄昱宁也对“女性写作”这个概念充满矛盾。“因为它听起来总是让人有一种局限感，似乎这样的写作只能关注女性问题，只能用一种细腻的、‘人畜无害’的笔触来描写这个世界。”
但后来，当她把阿特伍德的作品按照时间顺序一本一本地读下来，她发现阿特伍德从创作中期开始就已经超越了狭义的“女性写作”范畴，但其笔触与目光又从未离开过女性最关心的问题。
“她的小说常常在技术上穷尽手段，在视角上反复变换，通过这些方式来告诉我们，女性如何在一个并非为女性设计的世界里，更勇敢更聪明地活下去。进而，这里的‘女性’也完全可以代换成所有被遮蔽、被压制、被扭曲的人物和事件——于是，女性写作的题材、视野都能被无限扩大。甚至可以说，阿特伍德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女性写作也完全能取得某种技术上的优势。”黄昱宁说，在阿特伍德的启迪下，她相信这个变化中的时代正在给女性的写作带来更多的机遇、挑战和可能。
“阿特伍德是非常优秀的女作家，《使女的故事》是女性写作，但同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这是我心目中的真正的女性写作。”张莉认为，近20年来，中国文学圈对女性文学的立场还没有发自内心的真正意义上的新理解。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非常分裂的时代，一方面我们知道有杀妻案，另一方面在疫情期间，因为有女性发出了她的声音，人们才知道安全裤和卫生用品的重要性。最近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很火，仿佛我们女性已经引领了全世界。但杀妻案让我们意识到，每天有那么多失踪的女性、失语的女性和失声的女性。这个分裂的时代，决定了对女性身份、女性地位不同的认知和理解的入口。我们需要更多的与时代有切肤感的作品，而今天，这种与我们所在的生存形成重要互动的作品还没有出现，所以我对此保有期待。”
在《2019中国女性文学选》中，张莉收集了各类女性的声音，并希望它形成一种众声喧哗。“现在，我们先放下讨论什么样的作品是女性文学作品，因为具体概念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作本身。女作家要做自己，要用自己的语言和表达说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哪怕这个声音是微弱的，也要发出来。我希望更多的人关注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对于今天我们的时代是重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