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有《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一篇，乃陈先生对敦煌石室出土的《心经》音译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研究心得，兼及《西游记》故事原型诸问题，对佛教研究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都具有非凡的意义。不过，在1980年代出版的《陈寅恪文集》版《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一版一印，1982年一版二印，以下或简称上古社旧版）中，该文的文题作“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对于《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部敦煌文献的书名，除了将如今通行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蜜”写作“密”之外，又少一“翻”字。正文的第一句话，亦云：“伦敦博物馆藏敦煌本唐梵对字音心经一卷”，依旧没有“翻”字。2001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金明馆丛稿二编》，以上古版为底本，又“依通行本校核”。故文题据通行的书名补上“翻”，并将“密”改为通行的“蜜”字，变为《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而把正文第一句话也改作了“伦敦博物馆藏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心经一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一版二印《金明馆丛稿二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金明馆丛稿二编》
“蜜”与“密”字的不同，自是出于书写用字习惯差异，不必多论。但上古社旧版于文献名又少一“翻”字，正文的第一句话的文献名亦少一“翻”字，则似并非编校错误那么简单。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文集》中的文章，大多为陈寅恪先生弟子蒋天枢先生整理校订。《金明馆丛稿》初、二编，则是蒋先生据陈先生生前校订过的论文稿编定（出版始末可详见高克勤文《〈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载《文汇报》，2007年6月3日）。蒋天枢先生对陈先生的著作极为尊重，谨守师法，对其中的文字未敢轻改一处。出版社亦十分明白蒋先生的良苦用心，对文字的校改也比较慎重，许多地方都是根据底稿，一仍其旧。陈先生引书，亦有特色，往往有节引述略，不那么“准确”。因此，这里的“一字之差”，未免会让人怀疑是否为陈先生最后编定的底稿便是如此，最后负责校订的蒋天枢先生与出版者则是出于尊重作者的意图，未遽以改动。
拓晓堂先生所编《陈寅恪先生遗稿》（2006年嘉德拍卖公司印）一册，乃嘉德公司征集到的陈寅恪先生文稿的图录，其中便有陈先生此文文稿的图录（文稿的第一页）。文稿页下有“一九六四年校补”的字样，据拓晓堂辨认，为陈寅恪先生晚年的主要助手黄萱的笔迹。则此稿当是陈寅恪先生晚年目盲之后，在助手黄萱的帮助下校订过的文稿。稿中有不少校补更动的痕迹，如将文中多处“对音”删去，改为“此本”，又将第一段引文的书名《慈恩寺法师传一》，补全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壹”，并将引文中的“不得全去，即”改为“不能令去，及”等，都与上古社旧版《金明馆丛稿二编》的文字吻合，其中又有“缩进”“提行”等校改符号。则这件文稿即使不是出版社所据排印的最后底稿，也必与最后底稿十分接近。
《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校改稿
不过，这份校改稿中该文的题名，既与上古版缺“翻”字的版本不同，又与三联版校核过的版本有异。原作“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而“音”字又为校改者涂乙，成了“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比通行本少了一个“音”字。正文第一句话，原作“伦敦博物馆藏敦煌本唐梵对音心经一卷”，校改者又在“音”旁加了一个“字”字，似是要以“字”字替换“音”字。把“对音”改成“对字”；但又没有将“音”字涂掉，又像是在“音”字前加一个“字”字，把“对音”改成“对字音”。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的《论著编年目录》中，亦是有“翻”字而无“音”字，为“唐梵翻对字般若密多心经”，即使后来出的“增订版”，对此文题名亦无所改动。如此，则似乎《文集》最后之底稿以及获得编定者蒋天枢先生认可的题名，应是有“翻”字而无“音”字的“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上古旧版《金明馆丛稿二编》的题名，既与通行的书名不符，又与底稿文字不符，实属奇怪。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关于该文题名的表述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中对此书名亦无更动
上古旧版《金明馆丛稿二编》的这一文题是如何形成的呢？也许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正文改得不清不楚的“伦敦博物馆藏敦煌本唐梵对音心经一卷”一句。校改者把“字”字写在“音”字旁边，此稿排印时显然是将写在“音”边的“字”字，理解成了将“字”补入“音”字之前，排成“唐梵对字音心经”。编校者审读校样时，大概觉得“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这一书名太过奇怪，出于文本内证理校的原则，把题目中的“唐梵翻对字”照第一句话所排，又改成了“唐梵对字音”。于是才形成了“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这个版本的文题。
那么，该文最后到底应该如何定名？若按蒋天枢先生编定《陈寅恪文集》的原则，对陈先生最终校订的文字皆不轻改，此校改稿还特意删去“音”字，则应以版为定本，蒋先生自己的著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亦是遵照这个原则，作“唐梵翻对字”。但是，蒋先生编定原则的内涵，实际应以尊重陈寅恪先生本人的意愿为核心的。那么，这一校改又是否真的体现着陈先生本人的意愿呢？
也许事实并非如此。从该文内容来看，陈先生应是目验过这个敦煌本的，该敦煌本的题名，明明白白是有“音”字的。即使欲省称，也不会在文题中就删字，更不会仅删去一个“音”字。而陈先生此文初次发表于1930年《国学论丛》二卷第二期上，当时的文题名即为《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所用的也是该书的正确全称。正文的第一句话，作“伦敦博物馆藏敦煌本唐梵对音心经一卷”，用了“唐梵对音心经”这一省称。这也与图录中未校改前的文稿一致。更为重要的是，书名删去“音”，会使得书题的意思变得不可索解：所谓“唐梵翻对字音”，是说该本《心经》的翻译方法。简单来说，即是以汉字（唐）音译的方式来对译梵文（梵）。这种方法后世或省称为“梵汉对音”，陈寅恪先生行文中亦屡屡有“此本对音”“梵文对音”这样的表述。因此，该书题名中的“音”字至关重要，不可删略。若欲省称，则称“唐梵对字音心经”“唐梵对音心经”，甚至“对音心经”皆可，唯独不可称为“唐梵翻对字心经”。因此，此处删去“音”字的校改，应该不是出于陈寅恪先生本人的意愿，而是陈寅恪先生的助手，在帮助他修订校改时的一个失误。
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此本的另一处校改亦可证明这一判断。文中“尾儞（你）也乞叉喻”一句，文稿中的“叉”字，因顶上的一横不明显，与简体的“义”字十分相似（“叉”字异体，或有不写顶上一横的），竟为校改者改成了繁体的“義”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一版一印的《金明馆丛稿二编》，亦根据校改作“尾儞（你）也乞義喻”，后于一版二印改正），此处则属于明显的误改，决不会出于陈寅恪先生本人的意愿吧。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一版一印《金明馆丛稿二编》即作“尾儞也乞義喻”
敦煌本“尾你也乞叉喻”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帮助陈寅恪先生校订文稿的助手，认定（或是认定陈先生认为）此文所及文献的书名应是“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则又以行文中的几处“对音心经”的表述不合理，尽数删去，或改为“此本心经”。这些改动，皆为上古社旧版及以后的版本所吸收。其实，《国学论丛》中“唐梵对音心经”“对音心经”的省称，无论从意义上，还是行文上，都更胜一筹，也该更符合陈先生写作的原意。如此，三联版针对上古旧版该文题目的更动“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十分准确。但正文的第一句话，不应再补成“唐梵翻对字音心经”，而是应依照《国学论丛》的表述，改为“唐梵对音心经”。
《国学论丛》第二卷第二期所载《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
陈寅恪先生晚年目盲，文稿抄写、校订全赖身边助手（主要为黄萱以及夫人唐筼）。在《关于黄萱先生的工作鉴定意见》中，他曾提到，黄萱“工作态度极好”“学术程度甚高”并“又能代我独立自找材料，并能贡献意见，修改我著作的缺点”。可见他对身边助手校订文稿，十分信任和认可，有时亦能给予校订者一定的自主性。但陈先生学问实在广博，助手有时也不能全部理解，而校订之事终不能亲力亲为，在与助手交流的信息传递上极可能会出现一些误差，出现助手误抄、误改的现象自然不可避免。给予助手自主性，“贡献意见，修改缺点”，更是为助手的误改提供了可能。这篇跋文中的校改文字，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个例子，也许可以为今后的学者校订与认识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带来一些小小助益与启发吧。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金明馆丛稿二编》。上古新版《陈寅恪文集》将于2020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