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K．罗琳与跨性别群体的舆论大战
2020年6月7日，《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J.K.罗琳在推特上转发了一篇关于呼吁人们在新冠期间及疫情后持续关注“来月经的人群”(people who menstruate)的卫生条件的文章。文章指出2020年本该是贫穷区域的女性以及非二元性别酷儿(girls, women, and gender non-binary persons)的卫生状况得到改善的一年，全球政府不应该由于受到疫情影响，而削减这些群体的应对月经物资和卫生方面的预算。罗琳质疑了该文的措辞：“那些有月经的人。我敢肯定过去一定有一个词汇能够形容这样的人。有没有人能帮我想一想？是Wumben？ Wimpund？还是Woomud？”
罗琳的言论激怒了跨性别团体，进而引发了舆论大战。一些推特用户对罗琳表示质疑，认为她将“有月经的人”和“女人”画上等号，并将她的言论视作对跨性别者的歧视。一些推特用户批评罗琳坚持只有女性才有月经的说法，并且写道：“跨性别的男性也有月经”、“变性人也有月经”、“我是一位37岁的女性，有子宫，十年来没有月经。女性不是由她们的月经来定义的”。医疗保健团体也表示：“月经是一种生物学功能，不是女人的事。不必对身体部位进行性别区分，这样做会限制那些需要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的人。”
在6月10日，J.K.罗琳在个人网站发表文章，解释自己为什么反对当下的跨性别运动。在文中，罗琳列举了对跨性别运动的五点疑问：担心生理性别在政治上被心理性别替代后，有关于女性生理性别的法案将会受到影响；跨性别运动会对儿童的教育和安全带来威胁；认为自己拥有评论跨性别运动的言论自由，跨性别团体不应该剥夺她评论的权利；认为跨性别运动并不能解决青少年的性别困惑；近年英国通过立法确认跨性别人群可以不用荷尔蒙治疗和手术，只需根据心理性别即可更改性别,罗琳认为这将会使女性的安全受到威胁。罗琳同时表示自己是家暴和性侵的幸存者，对曾经受过创伤的女性表示支持。
罗琳在推特上表示,跨性别运动过分强调了社会性别，从而抹杀了生理性别的区分。 “如果生理性别（sex）不存在，也就没有什么同性相吸。如果生理性别不存在，那么全球女性活生生的现实也就被抹去了。我理解并尊重跨性别者，但是抹杀生理性别的概念会让很多人不能有意义地讨论他们的生活。”她表示自己尊重跨性别者的权利，他们“有权去过他们喜欢的生活”；“如果你因为是跨性别者而受到歧视，我会支持你；但同时，我是作为女性而生活的。我不相信我这么说是可憎的。”
然而，面对罗琳的发声，丹尼尔·雷德克里夫、艾玛·沃森、罗恩·韦斯莱以及埃迪·雷德梅尼等《哈利·波特》系列的主要演员都发表声明支持跨性别者。华纳兄弟公司也发表声明：“华纳兄弟公司在包容性方面持坚定的立场，并且对于我们公司和全球受众来说，培养多元化和包容性文化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
事实上，这并非是罗琳第一次针对跨性别群体发声，在2019年12月19日，罗琳就曾在推特上发表过关于跨性别者与言论争议的司法案件的观点。案件中的事主玛雅（Maya Forstater）因为发表针对跨性别者的批评而失去工作机会。经过诉讼之后，英国法庭判处玛雅败诉，并斥责她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尊严，造成他人恐惧和羞辱。”玛雅对此结果感到震惊和失望，表示她认为性别是生物学上的事且不能改变；同时她宣称“任何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性别观点，这个判决剥夺了妇女的权利、个人信仰与言论自由。”罗琳在推特上表态支持玛雅，结果遭到了跨性别团体的围攻。
在经历了两次舆论风波后，罗琳更加坚定了自己反对跨性别运动的立场，也让许多作家与她“划清界限”。此前，罗琳曾在推特上表示自己对斯蒂芬·金的喜爱之情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在6月29日，斯蒂芬·金在推特上表示：“是的。跨性别女人就是女人。”罗琳随后删除了感谢斯蒂芬·金的推文。在7月7日，美国《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刊登了一封以“呼吁公正与公开辩论(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为主题的公开信，包括J.K.罗琳、萨尔曼·拉什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内的150多名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参与了该信的签名。这封公开信警告说，“批评”的扩张正在导致“对对立观点的不宽容”，以及“公开羞辱和排挤的风气”。而美国作家、变性活动家詹妮弗·芬尼·博伊兰（Jennifer Finney Boylan）在该信发表后的几个小时内撤回了签名，并发推文说：“我不知道还有谁在那封信上签了名。”暗示自己是因罗琳此前的言论而撤回签名。
一些网友指出，罗琳在推特上的言论有意识地模糊了社会性别（gender）和生理性别（sex）的界限。根据罗琳的言论来看，她对女性的认识遵循了传统的生理定义，将生理上先天为女性的个人视作女性，并认为性别只能由染色体决定，只有男女之分。然而，对于跨性别者来说，社会性别（gender）并非由生理因素和特征所决定，而是由自我心理认知来决定的。因此，跨性别者会遇到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不一致的情况，部分跨性别者也会通过手术等手段让自己的身、心性别达到一致。
而LGBTQ（即女同性恋者 、男同性恋者 、双性恋者 与跨性别者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也指性少数者）和同性恋者反诋毁联盟（Gay & Lesbian Alliance Against Defamation）团体皆回应了罗琳的评论，并在推文中说：“罗琳继续坚持自己的思想观念，故意扭曲有关性别认同和跨性别者的事实。2020年了，没有任何歧视跨性别者的借口。”罗琳也被LGBTQ群体称为“排斥跨性别的激进女权主义者”（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TERF）。TERF一词的创造者Viv Smythe曾在《卫报》表示，这个词汇指代的是声称出于保护女性而将跨性别女性排除在“女性”之外的女权主义者。
在学界内，关于女性和跨性别女性的定义近年来成为了热议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哲学社”翻译了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著名政治科学教授、思想学会中心的主任乔治娅·沃尔克(Georgia Warnke)的文章《所以，究竟什么是“女性”？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视域下的女性主体》中，提到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和语言学的教授萨利·哈斯兰格（Sally Haslanger）曾在其2012年出版的《对抗现实：社会建构与社会批评》给出改善性的女性定义：在某些方面（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等）处于系统性的从属地位，并因具有一些可观察到或被想像出的身体特征而被标记为这种待遇的目标——这些特征被假定为女性在繁衍中扮演的生理角色的证据。部分观点认为，哈斯兰格关于女性受到压迫的定义与波伏娃著名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言论相呼应，强调了性别是后天社会形成的观点。但是，诺丁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凯瑟琳·杰金斯 (Katharine Jenkins)认为，哈斯兰格的定义将部分跨性别女性排除在“女性”之外，如果跨性别女性仍然保有雄性的生理特征、或其“女性化”的生理特征被视作伪装，那么这些跨性别女性仍然无法被定义为女性。同时，谢菲尔德大学哲学系的教授珍妮弗·索尔(Jennifer Saul)质疑，渴望成为女性的跨性别者是否也将自己放在从属性地位？这似乎与哈斯兰格对女性的定义并不相符。
而在刊发在《新媒体女性》的文章《跨性别女性是不是“女人”，到底什么才能决定？》中，作者刘满新则强调：“当个人性别认同与自身的性别出现偏差，个人所受到的心理痛苦以及来自社会的压力是巨大的，甚至是让人崩溃的。于是，我们需要强调性别认同的重要性，根据个人的性别认同来对待她们在当下的观念看来，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比生理性别更重要，它是社会应该如何对待个人，应该如何分配权利和好处的标准之一。”但刘满新随即指出生理性别仍然应该成为区分性别的重要标准，“我们不能简单引用一句‘生理性别也是一种表演’来敷衍掉生理性别的重要性，特别是生理性别的遗留性效应对人的影响，不是个人意愿能够完全摆脱的。另一方面，生理性别是社会分配和社会安排上的重要标准之一。如果是根据生理性别而无故安排个人行为标准，这自然是女权主义者反对的。不过，某些根据生理性别而进行的社会安排是有可辩护基础的。比如人口普查中的生理性别登记，对于社会进行人口统计和安排社会服务是重要的参考指标，不同的生理性别可能会要求不同的社会服务，比如不同的医疗服务（妇检的需求、未来孕妇的预测等）、药物需求（避孕药的采购等）、基础设施设计等等，可能需要根据不同的生理性别来安排。”
对此，身为跨性别女性的作者h.c在《新媒体女性》发文回应称，“跨性别，用于描述一个人的性别认同与出生时被指派的性别标识（即指派性别）不一样。因为跨性别运动认为生理只存在性征而不存在性别，性别是文化范畴不是生理范畴，所谓的生理性别只是外界为了维持某种秩序（生殖的、异性恋的）而依据性征指派的性别标识。……引述巴特勒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书中的一段话简要阐释：‘我们能够指涉某个‘特定’的生理性别或某个‘特定’的社会性别，而不先探究生理性别和/或社会性别是通过什么手段、如何给定的吗？到底‘生理性别’是什么？它是自然的、解剖学的、染色体的，还是荷尔蒙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要如何评估企图为我们建立这些‘事实’的科学话语？’”
针对罗琳遭受跨性别团体围攻一事，英国共产党网站The Communists发表了名为《J.K.罗琳的反对思想警察立场》(JK Rowling's stance against the thought police)的文章来支持罗琳，并保护言论自由。作者埃拉·鲁（Ella Rule）表示，跨性别团体认为接受生理性别必然导致对跨性别者的仇恨，而这当中缺少了逻辑联系。作者同时指出，当今的大学生接触了太多的后现代唯心主义哲学，而这些哲学对于正确性的评判标准则建立在是否有足够多的人认同某一观点之上。另一方面，跨性别团体在网上对于罗琳的围剿无异于恐吓和欺压，这样的做法和旧时残害宗教人士的行为一样令人厌恶且毫无益处。
以色列：有罪不罚与吞并计划
近日国际新闻的焦点之一始终是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的计划。多年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所有的犹太人定居点都属非法，但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活动从未停止过，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目前内塔尼亚胡的吞并计划更进一步，在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下，试图直接诉诸法律完成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韦萨姆·艾哈迈德在半岛新闻网发文，重申了吞并计划的法律和经济语境。
当今的国际法制度建立于20世纪上半叶，这套制度的建立不仅是为了规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是为了帮助全球各国的命运自决运动，并监督殖民主义的终结。作者看来，以色列即将吞并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行动，以及全球对此不作为的事实，证明这套制度已经无法再帮助终结殖民主义，并使其存在的根源受到了质疑。
国际外交界关于吞并问题的许多声音都与威慑相关，原因是国际社会对由吞并而产生的切实后果所发出的威胁，将会导致行为主体对这项举动的重新考虑。然而，这种说法却未能承认一点，即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威慑没有奏效，以色列将吞并巴勒斯坦的另一块领土，而国际社会对行动后果所发出的威胁，仅仅是迫使历届以色列政府在吞并的过程中进行创新。
实际上，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殖民化的各个阶段，都广泛地获得了有罪不罚的好处，因为国际社会总是将其视为一个守法的主权国家，而非一个殖民大国。而以色列参加欧盟的地平线2020项目，正是其中一个例子。
国际法中包括了旨在遏制扩张主义的规约。但是，尽管法律框架存在，其执行机制却极为薄弱，从而鼓励了强大的参与者对其进行操纵和破坏，巴勒斯坦的持续殖民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早在1967年占领开始的初期，以色列官员便被告知，出于建立平民定居点的目的而侵吞财产，将被视为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不仅如此，以色列官员还决定利用武装冲突法中的规定——在战争所需的迫切要求下扣押财产，以便为最终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发展和扩大犹太人定居点提供保护伞。
在1979年的埃隆·莫雷案中，以色列高等法院的裁定反对侵吞巴勒斯坦私有财产，随后，以色列当局便在政策上进行了调整，利用奥斯曼时期的法律将公共土地视为国有，并通过区分在被占领土上的公共和私有财产，来继续扩大其定居点建设。
无论是通过将定居者作为被占领土上平民的一部分来对待，还是通过向以色列民政管理局支付特许权使用费，以及为巴勒斯坦人提供就业岗位，来为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寻求合法性，以色列司法系统都为以色列广泛的殖民地企业提供了“合法”的掩护，即利用武装冲突法的另一项原则——允许在被占领土上实施改革，如果这些改革是出于该地区上生活的平民的利益。
在以色列72年的历史中，它一直在完善其殖民艺术，并提出了可以被视为殖民主义最佳商业实践的内容。以色列的殖民项目具有许多殖民主义的共同特征，例如占据权威地位、严苛剥削等等，然而，它也至少具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质——跨国公司的性质。
通过将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纳入其殖民企业，以色列创建了一种经济激励结构，这种结构将继续使冲突持久化，以获得利润。通过将国家政策与私人投资相结合，以色列能使国家与跨国公司参与者均从殖民企业中受益。例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材料公司之一，德国海德堡水泥公司被控从以色列非法在约旦河西岸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开采的资源中获利，并通过向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出售建筑材料而获利。因此，公司考虑的因素（包括直接和间接的经济利益），使这些公司所在国的政府均不愿采取政治行动来阻碍以色列殖民主义项目的势头，国家与跨国公司行为主体都为这些项目的运作做出了贡献。
这种激励结构有助于解释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殖民企业所作出的虚伪反应：一方面谴责以色列，并强调其坚持执行国际法规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又不愿意采取任何严肃措施以制止以色列的行动。
问题在于，数十年来这种“有罪不罚”的状态使许多以色列官员相信，现在甚至已经不再需要顾忌任何国际法规而寻求从事实上逐渐完成吞并行动，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下，他们现在已经可以直接诉诸法律而完成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作者问道，如果以色列免于遵守国际法的规定，那么欧盟又如何能够利用国际法，为其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等问题上的立场进行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