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摘自邹逸麟教授所著《中国历史地理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述及古时江淮地区的洪涝灾害。选文首发于公众号“复旦大学出版社”。
自然和人文的过渡地带
所谓江淮地区具体而言是指桐柏山、大别山以东，淮河两岸和长江以北地区。众所周知，在气候分区上，秦岭、淮河是我国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分界线，也是亚湿润和湿润区的分界线。这一线的等雨线年降雨量相当于800毫米，自此向南逐步递增，过了长江达到1000—1500毫米，是典型的湿润区，雨量丰沛，植被茂盛。秦岭、淮河也是我国南北方的分界线，南北自然景观，包括气候、植被、土壤、农业植被等，都迥然不同，《周礼·考工记》所谓“橘逾淮而北为枳”，就是指橘类植物北移后因环境不同而引起的品种变异。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三说：“淮之视江、河、汉，大小悬绝，而与之并列者，经其界南北而别江河也。”而江淮地区就处于南北不同气候的过渡地带。
本区境内有两条主要河流，淮河全线及长江的中游和下游。大别山地和江淮丘陵则是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江淮地区地处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之间，地势西高东低。西部是大别山地，逶迤东延，区域宽广，海拔高度多在500米至1000米左右，最高峰为霍山的白马尖1774米。大别山区以东地势显著降低，岗丘连绵，泛称之为江淮丘陵，具体名曰张八岭，海拔高度一般都在50米至300米左右，最高峰为将军山399米。其间有以东肥河、南肥河和合肥为中心的狭长的蜂腰地段，是古代南北交通的要道。这个地段南端的巢湖、芜湖一带历史上称为吴头楚尾，是古代吴楚两大区域的分界。江淮丘陵以南则为长江沿江平原，除了一些残存的低山丘陵外，一般都是地势低平，湖沼密布；以东则为江淮下游三角洲地带，其间河湖错杂，是航运理想地段，很早就开发的水运是江淮间又一条南北交通要道。里运河以东为滨海平原，成陆较晚，大致是公元以后的事。以今日省区而言，本区东部是江苏省的北部，中部是安徽省的北部，西部则是湖北省的北部和河南省的南部，位于苏皖鄂豫四省交会地带。
近几十年考古工作，在江淮地区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别山区红安一带为屈家岭文化，淮河南岸的信阳、潢川、霍邱、寿县、定远、明光、滁州有龙山文化遗址，清江、淮安、涟水、滁县、江浦一带则为青莲岗文化遗址。扬州、六合、合肥一带还发现一些与江南以南地区同一类型的原始文化遗址。很明显，屈家岭文化是自西向东发展而来的，龙山、青莲岗文化是从北而南推进的，而江南的原始文化则由宁镇常地区渡江向北延伸。由此可见，从原始社会开始，江淮地区正是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地方，反映了典型过渡地带的文化特征。
大约在西周春秋时期，江淮地区分布着许多不同族姓的古国和不同族属的人类群体。当时居住在淮河上游的有姜姓申国(今河南罗山县西北)、吕国(今新蔡西南)，姬姓息国(今息县)，隗姓弦国(今仙居东)，嬴姓黄国(今潢川县西)、江国(今正阳东南)和姬姓蒋国(今固始县东北)等；沿淮中游的，有钟离(今安徽蚌埠市东临淮关附近)、向(今怀远涡口东)、州来(今凤台)、六(今六安市东北)等小国，分属盈、姜、偃诸姓；在江淮之间，由巢湖到霍潜山麓，今舒城、庐江、六县、枞阳一带，为群舒散布的地区，有舒、舒蓼、舒庸、舒鸠、舍龙、舒龚、舒鲍、巢、宗等称；淮河下游的诸部，通称为淮夷，其中以淮泗间徐国为最强大；濒临东海的号称为东夷，处于更原始阶段。总之，在西周春秋前期，江淮地区小国林立、群族分居。有的是从黄河下游、汉水上游迁来的，有的则是当地的土著，不论生产方式还是生活习俗都是不同的，突出表现了南北过渡地带的人文景观。
纵观三四千年来，江淮地区是一个典型的不断重建的移民区，自北而南、自南而北一浪超过一浪的移民浪潮扰动着居民的生活，可以说是居无宁日、住无定所。这些移民都是赤手空拳来自四面八方，为了生存，他们需要抛弃原有的生产和生活习俗，放弃原有的社会地位，适应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他们之间需要互相适应、互相容忍，以便共同生活在一块土地上。这里大部分人没有世代相传的望族的桂冠，没有巨额财富。他们饱受战争的创伤、自然的磨难，性格都比较坚强，忍得住各种自然和社会的打击，很少传统的安土重迁的观念，是一支生命力很强的人类群体。他们初来乍到，为的是求生存，所以一旦社会安定下来，他们就要求发展，凭他们的体能和智慧，就能创造出不同凡响的经济和文化。
天灾之地
从元代以后，江淮人民除了间有发生的战争创伤外，更添一份苦难，那就是无情的自然灾害。其中有相当部分灾害也是人为造成的。单说灾害，未必能反映本区的特点，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全国各地无处无灾、无年无灾。这里要讲的是本区地理环境下特有的灾害。概而言之，一是河患，一是潮灾。
原来自先秦以来，黄河一直在河北平原上决徙改流，江淮地区并不受其影响。南宋建炎二年(1128)驻守东京(今开封市)的留守司杜充为了阻止南下的金兵，在今河南滑县西南扒开黄河河堤，决河东流，企图将金兵阻隔在河北，黄河从此东流经豫东、鲁西南地区汇入发源于泰山山脉南流的泗水，最后注入淮河，这就是历史上黄河长期夺淮入海的开始。
从此黄河河道不断南摆，从12世纪30年代至16世纪40年代这四百年时间，黄河经常分成多股夺颍、涡、睢、泗等河，最后都汇入淮河，由于河水分成几股，泥沙也分流，且流程漫长，随流随落，最后汇入淮河的泥沙不是很多。但自16世纪中叶以后，明代治河采取潘季驯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就是堵塞黄河两岸的所有分流，使河身固定在一条干道上，加固堤防，束狭河流断面，加速河水流速，利用水力，冲刷泥沙。
这条被固定下来的河道，就是今天地图上兰考—徐州—淮阴一线的淤黄河。这条河道一直维持到1855年兰阳铜瓦厢决口改道走山东入海为止，黄河南泛夺淮入海达七百年之久，单股走徐淮入海也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原来在华北地区常年为害的河患带到了两淮地区，在这七百多年里，江淮地区由于人为的原因受到黄河的灾害可以说是罄竹难书。
当时为什么采取“筑堤束水”的治水方针呢？原来明清两代治河的目的是为了保运，就是保证每年数百万石粮食和其他物资从东南地区通过大运河安全运抵北京，而徐州至淮阴的一段黄河就是运河河道，为了保证这段运道的畅通，就必须保证这段黄河不旁决，加固加高这段河道的堤防成了治河的主要措施，于是这段黄河河床越来越高，成为黄河的险段。
由于淮河下游为黄河所夺，淮河成为黄河的支流。黄河的泥沙多，两岸又无分流，泥沙全部堆积在河床上，日积月累，很快成为地上河。黄淮交汇的淮阴一带，是黄河下游河道最险要处，这里黄强淮弱、黄高淮低，当夏秋季节，黄淮交涨，或因黄河倒灌，或因淮河下泄不畅，黄淮都可能随时决口为灾。
今日黄淮交汇处的洪泽湖就是因河水倒灌在黄淮交汇口以西地区积聚起来的浩渺巨浸。明代中叶以后，为防止湖水东决，在湖东岸修筑了高家堰。随着湖面不断地扩大，高家堰不断提高，淮扬地区的危险性越来越大。
据记载，明清时代洪泽湖的水位平时比淮河下游地区高出三四米，汛期要高出六七米。湖东堤高家堰高出宝应地面一丈八尺，高出高邮地面二丈二尺，而高邮、宝应一带运河堤又高出兴化、泰州一带农田一丈或八九尺不等。如此则高家堰要比兴、泰农田高出三丈有余。如果湖堰一旦决口，犹如高屋建瓴之势，洪水先淹及高、宝地区，又决运河堤涌向地势最低洼的里下河地区，城为湖荡，人为鱼鳖。
据《淮河水利简史》统计，从1384(明洪武十七年)至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的465年内，江淮地区发生过涝灾的共有64个年头，平均7.3年一次。明万历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淮河中下游连续三年“方数千里，滔天大水”，“鱼游城关，舟行树梢”，“庐舍稼禾，荡然无遗”。
清前期康、雍、乾三朝几乎年年有灾。
康熙十九年一次大水将整个泗州城给淹没了。又据统计，从1575年至1855年的280年间，高家堰大堤决口一百四十余次，里下河地区人民惨遭祸害。
进入20世纪，洪灾有增未减，如1931年洪湖大堤决口，洪水从天而降，里下河地区1320万亩农田颗粒无收，倒塌房屋213万间，受灾58万户，约350万人，有140万人逃荒外流，77000多人死亡，其中被淹死的有19300多人；灾后瘟疫蔓延，仅高邮县一地，死于瘟疫的便有数千人之多。
1938年国民党军队扒开黄河花园口堤，到1946年堵口为止的九年中，苏北是黄泛的下游地区，宝应、淮安、涟水等六县淹没了百分之十四的土地，有二十多万人无家可归。
除了洪水之灾外，江淮地区东部还罹海潮之灾。里下河地区以东为滨海平原，地势低平，历史上为两淮盐业主要产地。无数灶民居于此，以烧盐为生。从阜宁至海安漫长的沿海地区经常受到海潮的侵袭。飓风来时，海潮倒倾，漂没庐舍，淹毙人畜，渍毁农田，败坏稼禾，涨没盐灶，妨害盐产。
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964年至1948年的984年中，苏北盐城地区由于海潮冲击而发生较大灾害的就有65次。每次都淹死人畜无数，对沿海人民造成极大危害。清雍正二年(1724)台风拔树，海潮侵入盐城县城，冲倒房屋无数，淹死近5万人，损失牲畜无法统计。1903年如东县海堤溃决13处，成千上万人民被淹死。历史上这类惨剧不计其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