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康、梁同袁世凯关系之一例

笔者前些日翻阅《时报》,无意中发现一则梁启超的佚文——《饮冰室启事》。该启事没有被包括《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者,及梁启超佚文的收集者夏晓红教授等所注意,这里特移录启事全文,以供研究者参考,其内容如下:

顷得内地友人来书,言有人作匿名檄文遍寄各处,写“横滨梁缄”字样,中多诡诞之语。闻之不胜骇异。先帝龙驭上宾,凡有血气,莫不悲痛。矧如敝人,曾受一日之知者,椎心泣血,更胡能已!幸而今上皇帝以正当之系统,绍登大宝,监国摄政王以亲贤行周公之事,宗社危而复安。先帝所诒谋之宪政,实行有期,此举国臣民于悲痛之余,继以欣慰者也。今观该檄文种种悖谬之语,实非敝人所忍闻。敝人虽无似,然素性不畏强御,且以光明磊落,自矢从不屑为鬼蜮之行,苟有所不慊于当道,自当直抒己见,不避怨敌,十年来之言论,无不与天下共见,岂肯为蝙蝠阴飞之行,作射工喷血之举。今见该伪檄文,文字芜杂,敝人虽不文,当不至滥劣若是,稍有识者,应能辨之。况敝人自两年前屏居日本某荒村,读书养志,与横滨相隔千余里,凡在知交,皆所深悉。而该伪檄乃写“横滨梁缄”字样,其心劳日拙之伎俩亦可笑也。要之,今日中国,万不容再有内乱暴动之举,苟有之,则是自速其亡。敝人年来于各报中所撰论文,痛论此义,已不啻瘏口哓音,况当国恤叠遭,危疑洊起,岂可更为无谋之举,危及国家!诚恐中国中贤士君子或有阿好敝人者,误认作伪之言,谓为敝人志事所在。三言市虎,致酿事端,爰登报章,以发其隐。敝人所知,只有此檄,此外尚有他等文件与否,僻居海外,非所尽知,其有用贱名或匿名影响,以发函件者,皆属伪托。凡我同志,幸勿轻信!

从该启事的内容来看,再结合《梁启超年谱长编》中的有关记载,是有人在光绪、慈禧死后,假借“横滨梁”名义发布诽谤揭帖,“遍寄各处”,借机煽惑“内乱暴动”,挑拨梁启超同清政府新当权者载沣的关系——“内多侵及监国之语”,欲擒故纵,以此影射曾居横滨办过《清议报》《新民丛报》的梁启超。

梁启超见到友人由上海寄来的该檄文后,认为系出自袁世凯人马所为,关系到他与清政府新贵刚刚建立的秘密合作及未来的政治规划,“不能不亟辩白”,遂发表这一《饮冰室启事》辩诬。启事首先声明自己仍然忠诚于光绪皇帝,次又公开赞扬当今摄政王,继而表示自己不会为此阴狠之举,更不会写出如此芜杂、拙劣之文,再表明自己两年前已经不住横滨(梁启超实际在1908年初才由横滨迁到兵库县之须磨村麦氏别庄,最后表明自己对革命与清政府的立场,认为匿名揭帖事所关重大,为避免误会,必须辩诬。故此,梁启超将启事“遍登各报”,表明此匿名檄文完全是有人蓄意伪造、诬陷。

梁启超

除发表此启事外,梁启超还托人“从内疏通”,打算通过张燕谋或载泽向载沣解释,并打算推行“和张”计划——主动向张之洞示好,写“上南皮书”。梁启超亦对善耆与载泽寄予莫大希望,并数次写信给肃亲王善耆,解释此次被诬陷事,并联络载泽,希望通过他们影响摄政王载沣,接受康、梁政治主张,同时也避免这些新当权者对梁启超及其政治派别产生误解,达到孤立进而帮助清廷除掉袁世凯的政治目标,只是梁启超不确信载沣是否愿意采纳其建议——“未知监国有此魄力能采用否耳”。

实际上,联合清廷新贵打击袁世凯,为康有为、梁启超的既定策略,跟此匿名揭帖是否出自袁世凯的授意无关。而此既定计划大概在1908年3月时即已全面启动。康有为起始主张采用反间计,笼络清廷满洲新贵及汉人干将,孤立袁世凯,进而在宫内散布袁世凯要谋反的谣言,挑拨慈禧与袁世凯关系。

其间,梁启超亦致信康有为建议联合善耆打击袁世凯。康有为早前也认为可与善耆联合,后除了亲自写信向肃亲王善耆示好、攻袁外,亦专门派门徒汤觉顿去游说善耆。不久,汤觉顿写信给康有为汇报善耆情况,“肃邸纯为帝党,自戊戌以至今日,宗旨坚定,经千曲百折,曾不少变……”同时,汤还提及善耆同袁世凯的矛盾,以及善耆为人和对汤觉顿的态度,乃至善耆未来的政治前景,“此人他日纵不能得政权(有醇在,肃或不能不稍逊一筹,然亦难言),亦必占一重要之位置,可毋庸疑”。最后,汤觉顿表示可与善耆联合,“吾党今日得此人而联络之,天所赐也”。汤这里很乐观,主张将善耆作为一笔长期政治投资来经营。康有为回信给梁启超、汤觉顿等,也认为袁世凯势力虽大,密探众多,但“若从宗室、满人下手,攻之亦不难,彼实在嫌疑之地”。康有为还认为慈禧的多疑性格,也给攻击袁世凯得逞提供了便利。

政闻社之成立,康、梁本已预先向庆亲王奕劻通气,而奕劻“允不干涉吾社”,但政闻社成立后,积极进行立宪请愿活动,给清政府造成的威胁很大。政闻社领导人马相伯也极力主张倒袁。因此,袁世凯对于政闻社的活动非常警惕,打算利用反间计摧毁政闻社,阴谋招降社中重要人物徐碧泉,可惜没有得逞。为此彭渊恂致书梁启超,叙述袁世凯针对政闻社的措施,以及马相伯与《时报》的反袁言论给政闻社造成的困境,主张“吾党”现在“党势脆弱,地不过一隅,人不过数百”,不堪打压,政闻社应该暂韬光养晦,积蓄力量,隐忍待时,“不宜稍露形迹”为他党所嫉。但旋即,政闻社由张之洞出面奏请清廷查禁,梁启超等即怀疑系出自袁世凯背后的阴谋。徐佛苏回忆中亦认为此举是袁世凯劝诱张之洞所为。康、梁同袁世凯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互相视对方为最大敌人。实际上,在立宪问题上,康、梁等立宪派同袁世凯并非没有交集,尽管袁世凯在立宪问题上见风使舵,从个人利益出发有过反复与后撤,但他也有过激进言论和具体操作实践,尤其是在执行地方自治等问题上,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所为,在清末封疆大吏中可能最有成效,不能完全以“伪倡立宪”目之。无怪乎有时论在其罢官后称之为“其所系于国家大局者至巨,亦可谓抱负不凡、卓尔特出矣”!亦有外媒称他“一直负责推动这个大清国的现代化进程”,“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后来,陈寅恪也说袁世凯1907年当上军机大臣后,“其意以为废光绪之举既不能成,若慈禧先逝,而光绪尚存者,身将及祸。故一方面赞成君主立宪,欲他日自任内阁首相,而光绪帝仅如英君主之止有空名……”

光绪突然去世,民间纷纷猜测光绪死因。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康、梁等仍怀疑系袁世凯使人所为。康有为甚至写有《揭袁世凯弑君公启》《请讨贼哀启》等,公开揭发所谓袁世凯的诸多罪状,如戊戌告密、致八国联军侵华、废立、通匪等,号召有志者讨伐和诛杀袁世凯这样的乱臣贼子,并希望摄政王载沣同保皇会联合讨伐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还一度打算发电报给各省总督,呼吁诛杀袁世凯,“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以伸公愤”。

十二月中旬,袁世凯失势去职,被迫“回籍养疴”。梁启超得知后,立即上书善耆,表达自己的喜悦与希望:“监国英断,使人感泣,从此天地昭苏,国家前途希望似海矣。”他进一步希望清廷趁热打铁,“宜速以明诏宣其罪状”,防备袁世凯东山再起,因袁世凯罪大恶极——梁启超在上书中认为:甲午以来诸多外祸、内乱皆由袁世凯而起,其掌权十几年,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欺君误国,还勾结外人与革命党,罪无可恕。在上书中,梁启超还献策,希望清廷不要为袁世凯去职事大肆株连,更要广招人才,招安革命党人,消弭革命。与此同时,康有为也配合梁启超,直接上书载泽,明确将光绪之死归因于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谋逆所致,历数袁世凯辜负光绪和朝廷的种种罪行,以及诛杀袁世凯对于“两宫”特别是对于“先帝”光绪的重要安慰作用,乃至对于举国官民的示范意义。

稍后,康有为又致信梁启超,通报清廷中枢对袁世凯的立场,因无实据,清廷最高决策层不认为光绪之死系袁世凯所为,“北中不欲正名,极不欲认弑事”,康有为也无进一步证据,他所依据的只是汪大燮见他时的“密告”,为此,康特意询问梁启超有无进一步的袁世凯毒杀光绪帝的证据,“不审有铁证否”?以便提供给载沣,借刀杀袁。

袁世凯

不仅如此,康、梁亦在自己所控制的报纸新加坡《南洋总汇》上,制造袁世凯弑君舆论,刊载袁弑君报道,接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旧历)又刊载“北京特电”,揭出所谓要立即除掉袁世凯的光绪“遗诏”:“即日下午一点三十五分钟接北京访员专电云:德宗皇帝弥留之际,遗下硃谕密诏约五百字,首句云‘朕醇亲王长子也’,结句云‘袁世凯宜即处斩’。”该报并在电文后加按语:“观此电,则先帝自知遭袁毒手,遗密诏于摄政王,令斩袁世凯,以正其罪恶,彰彰明甚。袁世凯毒弑之阴谋渐渐发露矣!袁之正明国法,为期当不远矣!请拭目俟之。”但是,康、梁这样制造袁世凯弑君议论的效果似乎不太显著,还招致时论的批评与怀疑,认为有关报道前后矛盾,不合常理,实际是在造谣与发泄私愤,“离于事实”,“为一党之言,妄逞一时之意气,胸臆者矣”!

故此,康、梁的努力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尽管康、梁同包括载沣在内的清廷新贵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但袁世凯还是得以全身而退,留等以后东山再起、收拾残局。更为关键的是,以康、梁为首的立宪势力尽管在私下渠道同清政府新贵往来频繁,且在社会上以和平形式推行立宪请愿活动,然而他们热切盼望的开放党禁、尽速立宪以抑制革命等期望并没有达成,清廷新贵只是开复已故的翁同龢与陈宝箴原官而已,所谓“‘六君子’的抚恤,先生(梁启超)和南海的赦免问题,完全没有提及”。由是,梁启超等人又将开党禁失败的部分原因归于已经失势的袁世凯头上。这样的认识出现,与其说是总结经验教训,某种程度上毋宁说是来自康、梁对袁世凯的忌惮及对其肯定会阻挠立宪的偏见与想象。

针对朝野的立宪吁请,更让康、梁等立宪人士不满的,是清政府采取“阳托其名,而阴反其实”的策略,不但在1910年底严厉禁止国会请愿运动,还于次年四月组成皇族内阁和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彻底让包括康、梁在内的立宪派势力失望。故此,他们甚至想发起“联北军倒政府”计划,以武力手段推翻清廷新贵。但辛亥革命的突然爆发和革命之火的迅速蔓延,迫使清廷宣布开放党禁、解散皇族内阁,并最终启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以图解决危局。康、梁则迫于时势,及时调整计划,也鼓动各地立宪派独立,进而选择“逼满服汉,和袁慰革”策略,居然走上与昔日不共戴天的仇敌袁世凯的合作之路。

(本文摘自张仲民著《叶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和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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