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前些日翻阅《时报》，无意中发现一则梁启超的佚文——《饮冰室启事》。该启事没有被包括《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者，及梁启超佚文的收集者夏晓红教授等所注意，这里特移录启事全文，以供研究者参考，其内容如下：
顷得内地友人来书，言有人作匿名檄文遍寄各处，写“横滨梁缄”字样，中多诡诞之语。闻之不胜骇异。先帝龙驭上宾，凡有血气，莫不悲痛。矧如敝人，曾受一日之知者，椎心泣血，更胡能已！幸而今上皇帝以正当之系统，绍登大宝，监国摄政王以亲贤行周公之事，宗社危而复安。先帝所诒谋之宪政，实行有期，此举国臣民于悲痛之余，继以欣慰者也。今观该檄文种种悖谬之语，实非敝人所忍闻。敝人虽无似，然素性不畏强御，且以光明磊落，自矢从不屑为鬼蜮之行，苟有所不慊于当道，自当直抒己见，不避怨敌，十年来之言论，无不与天下共见，岂肯为蝙蝠阴飞之行，作射工喷血之举。今见该伪檄文，文字芜杂，敝人虽不文，当不至滥劣若是，稍有识者，应能辨之。况敝人自两年前屏居日本某荒村，读书养志，与横滨相隔千余里，凡在知交，皆所深悉。而该伪檄乃写“横滨梁缄”字样，其心劳日拙之伎俩亦可笑也。要之，今日中国，万不容再有内乱暴动之举，苟有之，则是自速其亡。敝人年来于各报中所撰论文，痛论此义，已不啻瘏口哓音，况当国恤叠遭，危疑洊起，岂可更为无谋之举，危及国家！诚恐中国中贤士君子或有阿好敝人者，误认作伪之言，谓为敝人志事所在。三言市虎，致酿事端，爰登报章，以发其隐。敝人所知，只有此檄，此外尚有他等文件与否，僻居海外，非所尽知，其有用贱名或匿名影响，以发函件者，皆属伪托。凡我同志，幸勿轻信！
从该启事的内容来看，再结合《梁启超年谱长编》中的有关记载，是有人在光绪、慈禧死后，假借“横滨梁”名义发布诽谤揭帖，“遍寄各处”，借机煽惑“内乱暴动”，挑拨梁启超同清政府新当权者载沣的关系——“内多侵及监国之语”，欲擒故纵，以此影射曾居横滨办过《清议报》《新民丛报》的梁启超。
梁启超见到友人由上海寄来的该檄文后，认为系出自袁世凯人马所为，关系到他与清政府新贵刚刚建立的秘密合作及未来的政治规划，“不能不亟辩白”，遂发表这一《饮冰室启事》辩诬。启事首先声明自己仍然忠诚于光绪皇帝，次又公开赞扬当今摄政王，继而表示自己不会为此阴狠之举，更不会写出如此芜杂、拙劣之文，再表明自己两年前已经不住横滨(梁启超实际在1908年初才由横滨迁到兵库县之须磨村麦氏别庄，最后表明自己对革命与清政府的立场，认为匿名揭帖事所关重大，为避免误会，必须辩诬。故此，梁启超将启事“遍登各报”，表明此匿名檄文完全是有人蓄意伪造、诬陷。
梁启超
除发表此启事外，梁启超还托人“从内疏通”，打算通过张燕谋或载泽向载沣解释，并打算推行“和张”计划——主动向张之洞示好，写“上南皮书”。梁启超亦对善耆与载泽寄予莫大希望，并数次写信给肃亲王善耆，解释此次被诬陷事，并联络载泽，希望通过他们影响摄政王载沣，接受康、梁政治主张，同时也避免这些新当权者对梁启超及其政治派别产生误解，达到孤立进而帮助清廷除掉袁世凯的政治目标，只是梁启超不确信载沣是否愿意采纳其建议——“未知监国有此魄力能采用否耳”。
实际上，联合清廷新贵打击袁世凯，为康有为、梁启超的既定策略，跟此匿名揭帖是否出自袁世凯的授意无关。而此既定计划大概在1908年3月时即已全面启动。康有为起始主张采用反间计，笼络清廷满洲新贵及汉人干将，孤立袁世凯，进而在宫内散布袁世凯要谋反的谣言，挑拨慈禧与袁世凯关系。
其间，梁启超亦致信康有为建议联合善耆打击袁世凯。康有为早前也认为可与善耆联合，后除了亲自写信向肃亲王善耆示好、攻袁外，亦专门派门徒汤觉顿去游说善耆。不久，汤觉顿写信给康有为汇报善耆情况，“肃邸纯为帝党，自戊戌以至今日，宗旨坚定，经千曲百折，曾不少变……”同时，汤还提及善耆同袁世凯的矛盾，以及善耆为人和对汤觉顿的态度，乃至善耆未来的政治前景，“此人他日纵不能得政权(有醇在，肃或不能不稍逊一筹，然亦难言)，亦必占一重要之位置，可毋庸疑”。最后，汤觉顿表示可与善耆联合，“吾党今日得此人而联络之，天所赐也”。汤这里很乐观，主张将善耆作为一笔长期政治投资来经营。康有为回信给梁启超、汤觉顿等，也认为袁世凯势力虽大，密探众多，但“若从宗室、满人下手，攻之亦不难，彼实在嫌疑之地”。康有为还认为慈禧的多疑性格，也给攻击袁世凯得逞提供了便利。
政闻社之成立，康、梁本已预先向庆亲王奕劻通气，而奕劻“允不干涉吾社”，但政闻社成立后，积极进行立宪请愿活动，给清政府造成的威胁很大。政闻社领导人马相伯也极力主张倒袁。因此，袁世凯对于政闻社的活动非常警惕，打算利用反间计摧毁政闻社，阴谋招降社中重要人物徐碧泉，可惜没有得逞。为此彭渊恂致书梁启超，叙述袁世凯针对政闻社的措施，以及马相伯与《时报》的反袁言论给政闻社造成的困境，主张“吾党”现在“党势脆弱，地不过一隅，人不过数百”，不堪打压，政闻社应该暂韬光养晦，积蓄力量，隐忍待时，“不宜稍露形迹”为他党所嫉。但旋即，政闻社由张之洞出面奏请清廷查禁，梁启超等即怀疑系出自袁世凯背后的阴谋。徐佛苏回忆中亦认为此举是袁世凯劝诱张之洞所为。康、梁同袁世凯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互相视对方为最大敌人。实际上，在立宪问题上，康、梁等立宪派同袁世凯并非没有交集，尽管袁世凯在立宪问题上见风使舵，从个人利益出发有过反复与后撤，但他也有过激进言论和具体操作实践，尤其是在执行地方自治等问题上，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所为，在清末封疆大吏中可能最有成效，不能完全以“伪倡立宪”目之。无怪乎有时论在其罢官后称之为“其所系于国家大局者至巨，亦可谓抱负不凡、卓尔特出矣”！亦有外媒称他“一直负责推动这个大清国的现代化进程”，“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后来，陈寅恪也说袁世凯1907年当上军机大臣后，“其意以为废光绪之举既不能成，若慈禧先逝，而光绪尚存者，身将及祸。故一方面赞成君主立宪，欲他日自任内阁首相，而光绪帝仅如英君主之止有空名……”
光绪突然去世，民间纷纷猜测光绪死因。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康、梁等仍怀疑系袁世凯使人所为。康有为甚至写有《揭袁世凯弑君公启》《请讨贼哀启》等，公开揭发所谓袁世凯的诸多罪状，如戊戌告密、致八国联军侵华、废立、通匪等，号召有志者讨伐和诛杀袁世凯这样的乱臣贼子，并希望摄政王载沣同保皇会联合讨伐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还一度打算发电报给各省总督，呼吁诛杀袁世凯，“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以伸公愤”。
十二月中旬，袁世凯失势去职，被迫“回籍养疴”。梁启超得知后，立即上书善耆，表达自己的喜悦与希望：“监国英断，使人感泣，从此天地昭苏，国家前途希望似海矣。”他进一步希望清廷趁热打铁，“宜速以明诏宣其罪状”，防备袁世凯东山再起，因袁世凯罪大恶极——梁启超在上书中认为：甲午以来诸多外祸、内乱皆由袁世凯而起，其掌权十几年，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欺君误国，还勾结外人与革命党，罪无可恕。在上书中，梁启超还献策，希望清廷不要为袁世凯去职事大肆株连，更要广招人才，招安革命党人，消弭革命。与此同时，康有为也配合梁启超，直接上书载泽，明确将光绪之死归因于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谋逆所致，历数袁世凯辜负光绪和朝廷的种种罪行，以及诛杀袁世凯对于“两宫”特别是对于“先帝”光绪的重要安慰作用，乃至对于举国官民的示范意义。
稍后，康有为又致信梁启超，通报清廷中枢对袁世凯的立场，因无实据，清廷最高决策层不认为光绪之死系袁世凯所为，“北中不欲正名，极不欲认弑事”，康有为也无进一步证据，他所依据的只是汪大燮见他时的“密告”，为此，康特意询问梁启超有无进一步的袁世凯毒杀光绪帝的证据，“不审有铁证否”？以便提供给载沣，借刀杀袁。
袁世凯
不仅如此，康、梁亦在自己所控制的报纸新加坡《南洋总汇》上，制造袁世凯弑君舆论，刊载袁弑君报道，接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旧历)又刊载“北京特电”，揭出所谓要立即除掉袁世凯的光绪“遗诏”：“即日下午一点三十五分钟接北京访员专电云：德宗皇帝弥留之际，遗下硃谕密诏约五百字，首句云‘朕醇亲王长子也’，结句云‘袁世凯宜即处斩’。”该报并在电文后加按语：“观此电，则先帝自知遭袁毒手，遗密诏于摄政王，令斩袁世凯，以正其罪恶，彰彰明甚。袁世凯毒弑之阴谋渐渐发露矣！袁之正明国法，为期当不远矣！请拭目俟之。”但是，康、梁这样制造袁世凯弑君议论的效果似乎不太显著，还招致时论的批评与怀疑，认为有关报道前后矛盾，不合常理，实际是在造谣与发泄私愤，“离于事实”，“为一党之言，妄逞一时之意气，胸臆者矣”！
故此，康、梁的努力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尽管康、梁同包括载沣在内的清廷新贵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但袁世凯还是得以全身而退，留等以后东山再起、收拾残局。更为关键的是，以康、梁为首的立宪势力尽管在私下渠道同清政府新贵往来频繁，且在社会上以和平形式推行立宪请愿活动，然而他们热切盼望的开放党禁、尽速立宪以抑制革命等期望并没有达成，清廷新贵只是开复已故的翁同龢与陈宝箴原官而已，所谓“‘六君子’的抚恤，先生(梁启超)和南海的赦免问题，完全没有提及”。由是，梁启超等人又将开党禁失败的部分原因归于已经失势的袁世凯头上。这样的认识出现，与其说是总结经验教训，某种程度上毋宁说是来自康、梁对袁世凯的忌惮及对其肯定会阻挠立宪的偏见与想象。
针对朝野的立宪吁请，更让康、梁等立宪人士不满的，是清政府采取“阳托其名，而阴反其实”的策略，不但在1910年底严厉禁止国会请愿运动，还于次年四月组成皇族内阁和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彻底让包括康、梁在内的立宪派势力失望。故此，他们甚至想发起“联北军倒政府”计划，以武力手段推翻清廷新贵。但辛亥革命的突然爆发和革命之火的迅速蔓延，迫使清廷宣布开放党禁、解散皇族内阁，并最终启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以图解决危局。康、梁则迫于时势，及时调整计划，也鼓动各地立宪派独立，进而选择“逼满服汉，和袁慰革”策略，居然走上与昔日不共戴天的仇敌袁世凯的合作之路。
（本文摘自张仲民著《叶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和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