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2日，中山大学历史系（珠海）杜丽红教授开设线上讲座，主讲“闯关东：国际竞争视野下的清末东北区域发展”，讲座由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刘德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丁雁南副研究员担任评议人，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马建标教授主持。此次讲座为复旦大学中国近现代史青年读书班2020年第2期，近300余听众参与了此次线上讲座。
杜丽红教授首先解释了“东北区域”与“国际竞争”的定义。“东北区域”的范围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呼伦贝尔、兴安、哲里木三盟，其特征是自然资源丰富、人口稀少，具有龙兴之地的特殊制度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东北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成为列强角力之地。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英日同盟，在国际体系中崛起，东北是其战略目标。东北区域内的“国际竞争”以日本、俄国两国势力为主，双方依据不平等条约，以租界、租借地、铁路附属地为基地，展开了军事竞争、制度竞争、经济竞争、思想竞争、文化竞争、舆论竞争等，而中国此时处于被侵略、被压迫的状态，但仍能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参与到区域内的国际竞争。这一研究正是将政治格局的变动与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构结合起来研究区域，讨论了列强军事侵略和外交强权如何转化为日常统治，如何将其触角深入各地区和社会，如何控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等问题。
西伯利亚大铁路
在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上，这一研究结合了“新结构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经济学和社会学原理。区域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均强调经济活动主体的活动，只有通过这些选择的行为才能出现要素聚集的过程，而这样的过程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例如，东北的土地是始终存在的因素，但如果没有人的生产、没有物种的引进、没有生产程序的出现，土地就无法成为经济的空间。区域发展的初期要素禀赋包括两类：一类就是资本、劳动、技术等外来流动性要素；二是制度、文化、历史积淀和地方政治等区域性内在要素。基于以上概念，杜老师表示，她的研究思路主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讨论东北区域发展中的要素禀赋，如资本、劳动力等，二是强调经济活动主体的活动，这一活动就表现为国际竞争。
杜教授结合以上经济学、社会学概念，对于清末东北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阐释，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东北区域的初期发展。甲午战争之前，东北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处于缓慢聚集的状态。直隶地区和山东地区的劳动力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方式来到东北，与东北原有的土地要素相结合，生产的大量产品不断运往南方。在农产品长途贸易的带动下，农业生产商品化有了较大发展，产地市场、集散市场和出口市场处于成型过程中。但是，此时东北区域要素和经济活动主体的聚集仍非常有限，经济规模较小，区域经济一体化尚未真正实现。
第二阶段是伴随侵略而来的外来资本与技术的输入。杜老师首先以俄国修筑中东铁路为例，说明俄国资本与技术如何引入东北区域。甲午战争之后，俄国人认识到有必要修筑一条贯穿欧亚大陆的铁路，以加强对东亚事务的参与。当时的俄国财政大臣也寄希望于这样一条铁路可以控制中国的陆路进出口贸易，为俄国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在军事和经济的双重野心之下，俄国政府先后拨款约6亿卢布用于中东铁路的建设、维护与运营。铁路的修筑同样要引进技术，俄国修筑中东铁路的材料和器械全部从欧美进口，欧洲的修筑技术和运营管理方式由此引入中国。中东铁路的建设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开发东北，这是由于修筑中东铁路的劳动力基本都是来自山东和直隶地区的中国人，获得较高报酬的中国劳动力将工资作为资本，积极在东北谋生，或开垦土地或采伐森林，成为东北区域发展的劳动要素。然而，由于华俄道胜银行直接发行卢布纸币支付有关中东铁路的费用，卢布逐渐成为东北地区数额最大、流通最广的纸币，由此俄国基本占据了东北的金融市场。
满洲里最早的旅馆
第二个例子是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日本在东北的开发模式具有“计划经济”的特征：1906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以国有企业的形式获得铁路附属地的行政权和经营事业权。相较于俄国的帝国式投资方式，日本更为注重经济效益，满铁计划旨在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交通机构，发展港口、船只、金融机构以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同时日本还试图建设、经营东北城市，作为在东北扩张的基点。日俄战争之后，在中国东北形成了俄国占据北满、日本占据南满的竞争态势，双方分别建立起与世界相连的交通网络，竞相控制东北交通和产品的定价权，并借助于各自银行掌握贸易的外汇交易，从金融层面控制东北的市场网络。
第三阶段是外向型农业经济的形成。尽管日俄的资本和技术大量进入东北，但如果这一区域没有主导产业，资本和技术实际上是无法发挥作用的，东北区域的主导产业就是外向型的农业经济。杜教授首先讲到清末东北区域制度的变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垦荒制的推广。放荒的核心是将国有土地以一定押租（荒价）租给个人，由其经营，一定年限后升科，向国家缴纳租金。19世纪末，东北官府多次改变招垦政策，从旗丁垦荒、退伍兵垦荒，招徕民户垦荒，转而移内地农民安居东北。从1887到1911年，东北人口从515万增至1841.6万，1887-1914年间耕地从3008万亩增至13403万亩，成为满足市场需求的必要土地和劳动基础。
主讲人继而提出，除土地和劳动力要素之外，市场要素对于经济体的形成也是不可或缺的。日俄贸易公司相继成立，旨在垄断中外贸易，对东北农产品国际市场的开拓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908年，由于埃及、印度和北美种植的棉籽及亚麻仁等油脂原料歉收，而大豆恰恰可以为油脂工业提供原料，于是三井物产将大豆介绍给英国制油厂，彼得堡纳坦索公司第一次将在中国东北北部购买的大豆经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运往英国。东北大豆的国际市场由此打开，1908年至1911年间，东北大豆的市场需求大增，从年均47万吨增至年均129万吨，规模增加近3倍，且国际市场的需求占到总需求的七八成。
第四阶段是东北区域的发展。杜教授指出，正是由于上述东北农产品市场的迅速扩张，促使整个经济从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进，尤其是中心城市出现专门从事商品交易的中间交易商，大量的贸易活动集中在哈尔滨、大连、长春、营口和奉天等城市进行，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国际竞争促使东北的自然资源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物质技术系统以特定方式结合起来，处于农耕社会的东北迅速发展出铁路交通网络、城镇网络和农产品市场体系，形成以农业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现代经济开始出现，区域的经济空间结构和二元经济结构都已成雏形。
随后，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刘德斌教授进行点评。他表示，现有的西方主义的国际关系，基本都以欧洲的历史经验为基础，这远远无法解释现实问题。在国际关系学的领域，历史社会学的参与十分重要，杜老师的研究能够在历史学研究中引入社会学、经济学视角，这非常值得称赞。刘老师认为，杜老师的创见之一是将俄罗斯、日本也纳入闯关东的群体之中，正如杜老师所讲到的，日本和俄国客观上把当时最先进的基础建设的设施和技术以及资本投入东北，于是东北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一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奠定了东北经济发展的基础。
刘德斌教授特别强调了“东北现象”这一现实问题，这一专有名词原本是指改革开放之后东北从以前的“老大哥”、“长子”逐渐落伍的过程，刘老师指出，这一现象可以一直追溯到杜老师讲的这一历史时期，并且以杜老师所讲的国际环境来衡量这一现实问题也是十分必要。“东北现象”有自身原因，也有外部因素存在，如何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如何让东北走出现在的困境，不仅应当考虑采取怎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要回溯到19世纪末期来重新考虑，重新改造，重新建设。此外，刘老师还将现代国家划分为“已建构国家”、“再建构国家”和“建构中国家”，表明正是在杜老师所介绍的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得以进行自我的“再构建”，由此改造自己、焕发新生。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丁雁南副研究员的点评首先围绕自己在东北的实地考察展开。丁老师表示，只有在东北，才能看到中国有如此开阔、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的区域。东北其实是文明接触的前沿，我们平时所使用的“边疆”这一词汇，暗含了中心的边缘的关系。但如果以东北为中心的话来看，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元、前沿的地区。结合历史地理学科的研究，丁老师提出三点看法：第一，可以尝试使用与“闯关东”相比一个更为中立的词汇形容东北的移民过程，东北作为一个场域如何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如何接受本国的移民，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动态过程。第二，从18世纪到19世纪，印度、孟加拉包括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南部，都经历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如果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跨国比较，那将是非常激动人心的。第三，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海参崴港、旅大港等在近代东北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俄罗斯和日本的的殖民计划来说，他们是如何选定这些地方，背后也有很多故事值得深度挖掘。
他还提到，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史学界海洋史的发展越来越繁荣。海洋带来的视角与传统以陆地为中心的视角发生的碰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而东北自身拥有肥沃、丰饶、广袤的内地，同时在周边又有两个重要的港口，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这样的视角给我们带来启发。
主持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马建标教授进行了补充。他提及前不久美国马里兰大学宋念申老师“发明无主之地：帝国、殖民和国际法语境下的东北边疆”讲座。他认为 “无主之地”这一提法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无主之地”当然可以看作是一个帝国主义的视角，因为这些土地当然是中国的，但在100多年前，东北地区人烟稀少，俄国人和日本人到达之后，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感觉这是一个“无主之地”，这有点类似于美国西部运动。所以从这一角度，他表示非常同意杜老师所讲内容，来自山东等地的农民是很伟大的，主观上他们是出于个人生存移民东北，但从客观上确实对于东北这样一个中国主权神圣不可分割的区域，这些背着包袱靠脚走进东北的农民，是有很大贡献的。
最后，针对三位学者的点评，杜丽红教授也进行了回应。对于国际关系学的视角，她表示19世纪的东北一方面面临着开发，另一方面又是面临着一个现代的植入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植入中，东北要面临的工业化、市场化等多重建设的状况，所以东北对于区域研究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标本。关于外向型经济转型的跨国比较，她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并表示希望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对东北有更多的了解，对于资料和其他方面能够有更深入的思考，能够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的研究。此外，杜教授还回答了听众提出的关于东北放荒、农产品收购、旗人边缘化、鼠疫、英国所扮演角色、如何建构研究脉络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