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史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并非显学。无论是研究者的数量，还是研究著作的出版，都很难令人满意。在已经出版的英国史著作中，仅有阎照祥《英国史》（人民出版社），钱乘旦、许洁明合著的《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等有限的几本可读。
阎照祥的《英国史》简明扼要，在体裁格式上，作者受到宋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启发，运用“讲故事”的办法，注重讲清时代更替、政治沿革和重大事件的原委。同时，又借鉴国外一些简明史的写法，有意补定了一些多年来常被国内有关史作忽略的社会文化史方面的内容，以图增加历史的厚度、真实感和可读性。此外，作者尽量顾及《英国史》的学术性。既注意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又尽量就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关于英国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评判，如“光荣革命”的性质、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宪章运动失败的原因、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两党制的形成等，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钱乘旦、许洁明合著的 《英国通史》，凝聚了作者长期治史心得，反映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新成果；阐述了英国的兴盛之道，透视了其成功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揭示了英国民族的禀赋和创造力，展现了其所开创的现代文明；各章之后的作者话语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言近旨远。
而英国人缩写的英国史，国内引进出版的著作并不多见。目前，仅有大卫·休谟的六卷本《英国史》（吉林出版集团）以及托马斯·麦考莱《麦考莱英国史》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等。大卫·休谟是苏格兰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英国史》的写作耗时15年，总计210万字，叙述了从凯撒征服不列颠到1688年“光荣革命”这段时期的英国史。史学大师爱德华·吉本称休谟为“苏格兰的塔西佗”。《麦考莱英国史》所述英国史事始于詹姆斯二世时期，恰好上承大卫·休谟的著作，记述的主要是1688年“光荣革命”前后17年的历史，浓缩了千年英国的历史命运，不但是英国自诺曼登陆以来的传统命脉，而且更是未来英帝国雄风的发轫。此外，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克莱顿·罗伯茨等人合著的《英国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综述了从史前到本世纪之初的有关英国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政治的历史。著者的叙述不仅包含了史学的核心——解释功用，而且援用了学界在研究英国史方面最新的观点和方法。
与英国史著作相比，讲述欧盟的中文图书更少。《欧盟概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作者，英国人约翰·平德是欧洲学院荣誉教授。本书简要介绍了欧盟的由来，由最初的6国发展至现在的27国，从而成为欧洲国家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代言人。此外，欧盟的主要机构是如何运作的？欧盟在国际事务中有何影响？欧盟的明天又将如何？作者剖析了这些复杂的问题，带领读者走进欧盟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奥利维耶·科斯塔、娜塔莉·布拉克著的《欧盟是怎么运作的》（增补修订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介绍了欧盟的实际运作方式，以及履行职能的过程。周弘主编的《欧盟是怎样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既回顾历史，又解读现实，汇集国内欧洲问题权威专家的论文，试图从欧盟的经济力、世界影响力和地位、运行规则、意识文化、中欧关系等角度向读者全方位展示欧盟这一独特的有机体。
戴维斯的《欧洲史》（上、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以时间为主线由快到慢逐渐推进，第1章覆盖了长达百万年的史前时期，而在最后一章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本书出版当年为止的46年间的历史。诺曼·戴维斯捕获了所有的历史事件：罗马的崛起与衰落，阿拉里克人和阿蒂拉人的大举侵略，诺曼征服，罗马教廷的权力斗争，文艺复兴和改革，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欧洲崛起为世界权力中心以及它因陷入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而走向衰落。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内容的选择、重新安排和表现方式，它把传统的叙述体与独特的特写结合在一起，使鲜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跃然纸上。
牛津大学教授J.M.罗伯茨的《欧洲史》（上下卷，东方出版中心）以编年体的形式，描绘了欧洲从冰川期开始到21世纪的历史蓝图，详细介绍了欧洲形成的地理特点，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欧洲历史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影响。
欧洲的断代史著作中，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专家布伦丹·西姆斯的《欧洲：1453年以来的争霸之途》（中信出版社）是完整记录欧洲500年权力争夺史的史诗巨著，展现历史背后惊心动魄的权力博弈。托尼·朱特的《战后欧洲史》（四卷，中信出版社）聚焦于1945年至2005年的欧洲历史，本书出版后赞誉如潮，获奖无数，被誉为“关于战后欧洲历史的最佳著作”“短期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而基思·罗威的《野蛮大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描绘了二战之后一片仍然被暴力缠绕的大陆，在那里，有相当部分民众仍未相信战争已然结束。他勾勒了道德败坏的沦亡景象以及永不餍足的复仇渴望，这是长期冲突的后遗症。他描绘了种族清洗和国内战争，这些事件撕裂了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普通民众的生活。他还描绘了重新建立的世界秩序，最终为这片支离破碎的大陆带来稳定。他告诉读者，上述情形存在于整个欧洲——东欧如此，西欧亦然。作者提醒中国读者：“中国人对日本的怨恨仍然萦绕不去，一如欧洲人对待德国那样。这种恨意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无可避免的。但这种怨恨并非总是有所裨益，而且经常会妨碍各国外交官为解决当今现实问题所付出的卓越努力，而这些问题与我们共同的战争记忆也许无甚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