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连环画危机如何解?从《山乡巨变》反观原著

连环画作为一种艺术形态,承载了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近年来连环画发展却遭遇瓶颈,许多传统连环画家都意识到,随着时代发展,连环画必须要与时俱进,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创新和突破。

7月11日,围绕“两个人的《山乡巨变》——从连环画看原著”,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教授蔡小容展开线上讲座,作家毛尖担任主持人,华东师大教授罗岗担任学术主持。这也是大夏读书会·丽宝“连环画与社会主义文化”系列讲座的首场。

《山乡巨变》:两个人的传世之作

周立波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写于20世纪50年代末,完整描写了湖南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刻画出富有时代特性的人物群像。1961-1965年间,由贺友直绘画的同名四册本连环画出版,原著与绘本笔法相似,气韵一致,被评论界认为是文与画相得益彰的典范。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8 年精装新版《山乡巨变》,附录册收录贺友直先生的创作谈和多篇评论文章节选。图片来源:蔡小容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8 年精装新版《山乡巨变》,附录册收录贺友直先生的创作谈和多篇评论文章节选。图片来源:蔡小容

在蔡小容看来,充满画意是《山乡巨变》这部长篇小说给予读者的第一观感。周立波文笔极富情致,带有湖南特色的山水田地、村舍景物、男女老少在他笔下生成为清秀的视觉印象。他在作品创作过程中努力摆脱早期作品的欧化语言痕迹,致力于钻研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并糅合民间口头文学,最终形成富有民族风格的白描手法,小说语言便体现这种风格:清新朴素,凝练自然,细腻明快。

而贺友直也两次推翻西洋明暗画法,在中国绘画的线描中寻到艺术呈现的恰切方式。周、贺二人异曲同工,都找到了最适合表现山明水秀的湖南乡村的艺术笔法,即白描/线描,从而绘本与原著达到气韵上的通感。

“第一次画的稿本是有明暗的,画好以后,我自己也觉得我画的这个东西不像周立波同志的原著和在湖南农村所感受到的情调气氛。领导当然也通不过。于是我就再到湖南去,去了几天跑回来又画了一遍,还是不行,很苦。后来感到老是自己关起门来苦思冥想不行,于是看了些中国传统绘画,《清明上河图》、《明刊名山图》、《水浒叶子》等。”——贺友直 图片来源:蔡小容

“第一次画的稿本是有明暗的,画好以后,我自己也觉得我画的这个东西不像周立波同志的原著和在湖南农村所感受到的情调气氛。领导当然也通不过。于是我就再到湖南去,去了几天跑回来又画了一遍,还是不行,很苦。后来感到老是自己关起门来苦思冥想不行,于是看了些中国传统绘画,《清明上河图》、《明刊名山图》、《水浒叶子》等。”——贺友直 图片来源:蔡小容

另外,周立波写《山乡巨变》,贺友直画《山乡巨变》,都曾去往故事的发生地湖南益阳进行过三年时间的“深入生活”,所以二者客观、真实地留存了当时农民较为普遍的对合作化的心理。也正是由于在艺术上追求现实主义的高度真诚和努力。

“对照原著看绘本,身为画家的贺友直,对原著的理解相当精准,这反映在贺友直对人物形象的精当设计上。”蔡小容表示。刘雨生的面相和善,谢庆元的眼神就有些阴戾;陈先晋和亭面糊的年纪和打扮都差不多,但这两人决不会混淆,一个扎实沉稳,一个谑虐诙谐;菊咬金只是心事重重,秋丝瓜则有点让人胆寒。

这些人物与原作者合拍、不偏差,贺友直出色地把文字人物翻译成了图画人物。画笔是另一种语言,比文字更加直观,体现了画家对文学原著的理解准确而深厚,甚至超过某些文学评论家,唯其如此,加之其画功,他的《山乡巨变》才被视为连环画的登峰造极之作。

此外,连环画对山村男女之间爱情的旖旎、清甜之感把握得也十分精妙,这样的处理将爱情从严峻急切的政治空间中开拓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来,那就是艺术的、审美的空间。例如在小说中盛淑君和陈大春的接吻情节,小说原文为:他回答了,但没有声音,也没有言语。在这样的时候,言语成了极无光彩,最少生趣,没有力量的多余的长物。一种消魂夺魄的、浓浓密密的、狂情泛滥的接触开始了,这种人类传统的接触,我们的天才的古典小说家英明地、冷静地、正确地描写成为:“做一个吕字。”

对于这段抒情文字,贺友直的画笔旖旎、温存,不仅反映在人物身上,也反映于景物中。在蔡小容看来,这与画家的年龄与状态也有关系:贺友直在画《山乡巨变》的时候,还不到40岁,笔力成熟却不显得过于老辣,能表现出乡村生活的淳朴清甜。原作者和画家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都处于艺术上的巅峰状态。凡此种种,使《山乡巨变》成为两个人的传世之作。

贺友直在翻看《小麦的小人书》。张立宪摄

贺友直在翻看《小麦的小人书》。张立宪摄

连环画的衰落背后是体制和话语体系改变

晚年的贺友直始终关注连环画的发展和传承,他曾不止一次讲到,海派连环画将来要往绘本方向努力。在他看来,所有的画面、文字都服务于讲故事和传播,绘本是最好的语言。

画家顾炳鑫之子、动漫艺术家顾子易分析了近年来造成连环画发展困境的三层原因:其一,连环画的存在形式被80年代日益兴起的电视媒体所取代;其二,此前的连环画创作十分注重文学性,都会经历一个“文学小说—改编脚本—连环画”的转变过程,这意味着好的文学决定好的绘画。贺友直后期自编自绘的连环画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挣脱了连环画必须要根据文学剧本再创作的约束,根据自己的想象开拓出更大的艺术空间。

其三,80年代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整个连环画创作突然走上了跑马连环画创作,即消费性和商品性冲击艺术性,许多人开始为了赚钱而画而非为了创作而画,这也成为80年代连环画逐渐式微的重要原因。

《山乡巨变》封面 图片来源:蔡小容

《山乡巨变》封面 图片来源:蔡小容

在罗岗看来,连环画的衰落并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要从体制层面探寻更深刻的原因。1970年代末,《连环画报》出现的一系列探索性绘画,成为连环画事业的一次“回光返照”,此后整个体制走向衰落。从事连环画艺术创作人数的减少或许只是困境的表层现象,最大的问题在于连环画失去了其发展阵地和背后支持。诞生连环画生动活泼艺术力量的土壤、艺术家灵感来源的场域已经不复存在。

贺友直自画像 图片来源:蔡小容

贺友直自画像 图片来源:蔡小容

毛尖表示,贺桂梅在关于《山乡巨变》的评论中曾提到,不是因为存在着“全中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才有了对它的文学书写,而是文学书写创造出了这一想象的共同体。连环画这一创作机制的关键,也在于画家和书写世界的关系。“画家书写现实一样地创造了这一想象的共同体,而且画家与其写作对象之间、与世界之间也有一种新的透视关系在确立。连环画在逐渐被现代社会遗忘、遭遇巨大危机的背后,亦是制度和社会话语体系的危机,这是值得深思的。”

“连环画与社会主义文化”系列讲座由中华艺术宫、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华师大出版社、大夏读书会、丽宝读书会等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特别策划。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主任刘亚军介绍,上海旨在将连环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保护,探索连环画在新时代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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