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云冈学”建设座谈会在山西太原召开，会议采用视频会议与现场座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庆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吕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等参与座谈会。与会的省内外专家围绕云冈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云冈石窟造像
赵瑞民（山西大学文博学院教授）：云冈学是人为学科，与“红学”、“郦学”属于一个类型，以研究对象为学科，从哪个方面、哪个角度去研究都是可以的。“红学”，她是以研究对象为主题形成的学科。“郦学”，研究者把《水经注》作为一个学科，它不叫“水学”而叫“郦学”，这就是人为学科。说起“红学”——《红楼梦学刊》，红楼梦本身是部小说，但是从各个角度都能研究。所以云冈石窟也可以从各个角度做研究，与考古学有关系，与历史学同样有关。
云冈学以考古学研究为主，也是美术史重要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也与佛教有关，从专家队伍来看，美术史方面和佛教史方面需要加强，从这两方面开展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云冈主题就是佛教造像，应该有佛教史方面的专家参与。80年代五台山成立了佛教史研究，整合五台山佛教研究力量，联合起来做云冈的佛教研究。齐聚诸多方面的专家，组织专家深入讨论，制订研究规划、课题，联系研究队伍。如此，出一批成果后，云冈学的规模就基本成形。
云冈石窟佛造像
张庆捷（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云冈学的学科建设，首先要考虑它的研究对象，对象分核心内容和扩展内容两种，前者应该是以云冈石窟佛教、历史、艺术、文化遗产、古建园林、保护传承、地理环境为主要研究方向。考虑到云冈石窟只是个佛教石窟寺院，云冈石窟的产生和发展，它的动力不是云冈石窟的寺院本身，而是位于东部的平城。实际上，云冈石窟是北魏皇室集全国之力兴建的，它是北魏平城政治文化和信仰的产物，因此扩展的“云冈学”内容，理当包括北魏平城的历史文化和北魏时期的所有遗存。它应该涵盖如下领域：一是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佛教石窟寺院及其宗教艺术；二是平城遗址及其北魏墓葬；三是北朝历史和物质文化研究；四是民族汇聚与北魏族群大数据。
云冈石窟是北魏时期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民族融合、中西交流的结晶。因此，“云冈学”一定要继承北魏的优秀传统，具备开创性、多元性、开放性和多学科、跨领域的特点。
狭义的“云冈学”在体量或内涵两方面都逊于敦煌学，但广义的“云冈学”完全可以媲美敦煌学。现在云冈学的学科建设，需从最主要内涵抓起，首先应当设定几个科研方向，争取几年内能出成果。根据现在情况看，近期出成果的最大可能性还在云冈石窟研究院，科研人员和配套机构等基础较好，可以在《云冈石窟全集》的基础上继续做《云冈编年史》、《云冈石窟分类全集》和《云冈石窟洞窟调查报告》，完成《云冈山顶佛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和《云冈窟前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同时在科研过程中带出一批年轻学者，至于中、长期成果，应该放眼于全省乃至全国。
另外，“云冈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阵地，敦煌有《敦煌研究》，云冈石窟研究院也该把以前的《云冈石窟研究院院刊》改为《云冈研究》，并改变以前内部发行方式，申请正式刊号，以便能吸引和及时发表有关成果。资料中心也需要考虑，云冈资料中心需要大大拓展，收集购置一切与“云冈学”有关的资料，为深入研究做好准备。“云冈学”的形成只能在发展中完善，其定义、方法和理论，都须在实践中探索和充实。
1933年，梁思成、刘敦桢等赴云冈石窟考察途中
杭侃（山西大学副校长、教授）：首先我先读一段中国佛教考古的创始人、北京大学的宿白先生在论及云冈石窟的重要性的时候说的一段话：“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它石窟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恰好给我们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对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世纪后半叶到7世纪前叶）进行排年分期的标准尺度。因此，云冈石窟就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云冈学研究核心内容是云冈石窟本体，要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进行扩展。现在中国的大型石窟能拿得出来的考古报告也只有日本人的十六卷本中有。近些年，云冈石窟研究院所做的《云冈石窟全集》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日本学者的不足，但是严格意义上讲，这还不算是考古报告。基础报告相当于看病的病历，所有的研究要以此为基础。考古报告做出来才能加深云冈研究，云冈的研究目前主要还集中在石窟本体，宿先生所说的云冈的影响之广我们现在也没有充分做出来。宿白先生给予云冈研究很高的学术期待，云冈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云冈研究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有待我们去开展，有很多领域需要我们多学科合作加以深入。
云冈学研究扩展内容应该是平城时代和平城时代以前，包括怎么样形成统一的局面。这涉及很多方面，比如里坊制度，比如形成石窟的这批开凿者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这就要与城址、墓葬等资料结合。二十四史大家都翻来翻去，中国史要深入，就要依靠地方史的研究，所以云冈学在学术上要有引领意识。
此外，云冈学的建设要有一个中长期的规划，加强研究力量、学生的培养。除正规学校培养人才外，还要组织课程对全国石窟寺人员进行一个专业培训，希望可以延续宿白先生曾经在云冈组织的全国佛教考古人员培训班，这是一个很好的扩大影响的方式。
云冈石窟第19窟佛像
云冈石窟第20窟的大佛
李书吉（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对于“云冈学”，我谈三点认识。
一是要解决组织问题，如设立高级研究所，或是设置在大学里，没有组织其他工作就难以开展。
二是要解决经费问题，比如敦煌学的研究，经费可观。
三是要发挥好云冈石窟的优势 。首先是石窟本身的优势，例如宿白先生所提出的“云冈模式”。模式很重要，是以国家力量推行的。其次北魏佛教的发展在中国佛教史上处于巅峰时代，佛教在当时是国教，只有北魏时代如此，像教是要起教育作用的，这是一种优势。另外，不可否认的是，通过丝绸之路，云冈石窟受到了犍陀罗、秣菟罗的影响，也受到了希腊文化等的间接影响。中国的佛教文化也影响到了日本等国家，这种影响并不是从唐代才开始的，而是从北魏便已经开始了，北魏的佛教与唐代的佛教之间是有所联系的。最后云冈石窟的新征程新发展，还需进行更多的会谈，需要更多的力量加入。
云冈石窟佛造像中的禅定手印
吕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敦煌学的发展，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最初就是一个很国际化的研究。我认为故宫学的发展过程是另外一个可以参考的案例，故宫学的研究对象包括故宫的所有建筑、收藏的上百万件藏品、宫廷的历史文化以及相关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故宫博物院的历史等，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目前来看，故宫学的发展是持续的，有一定影响力的。故宫学是以故宫为中心，辐射沈阳故宫、承德避暑山庄、颐和园等与明清宫廷有关的皇家遗存。故宫与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对故宫长期进行研究的学校构成学术共同体，促进了故宫学的发展。
云冈学与故宫学建设初期情况有些类似。从实践操作角度来讲，首先要设置一个云冈学的中心机构，确定出研究对象，整理出研究资源。云冈学的涵盖范围应该包括石窟艺术、佛教传播历史、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史、文化学研究、考古学、北魏时期的城市及寺院建筑的研究等。云冈学的核心一定是云冈石窟，还要将大同区域内的历史文化遗存，特别是将北魏平城也作为重要研究对象。这一时期从历史文化研究方面还存在许多缺环，尤其从建筑史的研究角度来讲，这一时期是城市发展、建筑成熟的关键时期，但是恰恰这方面研究比较少，材料比较缺，希望云冈学在这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填补空白。
从敦煌学和故宫学的建立发展的经验来看，云冈学要以云冈石窟研究院为核心来构建，因为只有云冈石窟研究院才是真正会全力从事云冈石窟研究的单位，所以要解决云冈石窟研究院行政级别的问题。敦煌研究院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全力地推动敦煌学的发展，与它的行政级别是密不可分的，敦煌研究院作为一个厅级单位可以避免它受到一些其他影响，提高行政级别对于云冈学的发展有很大作用。
另外，一份很好的专业期刊可以吸引专业研究成果的发表，集中云冈相关的研究成果。以故宫学为例，一份《故宫博物院院刊》，定位为专业期刊，它的品质已经相当高了。另外一份《紫禁城》，定位为科普刊物，它对于社会了解故宫学及相关内容，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掌握的知识，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在当前学科建设的初始阶段，首先要整理汇集以往的学术成果，然后通过各种平台来宣传这些成果。
还有，要推动云冈学的发展，云冈石窟研究院应该与山西大学建立学术共同体，在省里支持下招收一些云冈学的研究生，针对云冈学建设要求开展课题研究，在短期内获得一批有针对性的成果。此外，云冈石窟研究院应该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对重大项目进行攻关研究，有助于在云冈学建立初期形成一些有份量的成果。云冈石窟研究院还应该争取国家文物局研究基地、石质文物研究保护基地等。
云冈石窟中的塔柱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云冈学和敦煌学有很大区别。敦煌的特点，一是石窟数量众多，很多细节值得去挖掘；二是有大量写本，不仅涉及到汉文，还有西方学者擅长的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梵文等多种文字，有一些是属于印欧语系的，全世界都在参与其研究，这些使得敦煌学很长时间内在国际上作为一门显学发扬光大。云冈石窟的研究历程与敦煌不一样，最初是日本学者在研究，有图录和调查报告，现在国内研究成果也很多。云冈学要作为一门学科，其建设仅仅依靠石窟是不行的，不能就云冈谈云冈，云冈石窟是主体，但更要建立云冈学的学理，这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要确立云冈学的研究对象。比如敦煌学的研究对象有石窟、写本、简牍等，目前仍有未进行考古发掘的墓葬等内容。与云冈有关的所有内容都应该被囊括到云冈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云冈石窟，云冈地区的历史、地理、水系、遗产保护、石窟寺考古、大同地区考古，云冈的相关历史文献和碑志材料等。要界定云冈学的研究范围，是云冈石窟本身，还是云冈镇或大同地区，亦或是更广的塞北地区，这需要历史、地理、地方史志学者共同研讨，可分为核心部分、边缘部分、相关联部分。云冈学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学科，要带动周边，要把云冈石窟和其他石窟关联起来，做对比研究等。
其次，在确立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对云冈学术研究史进行系统的、全面的梳理。文献资料一定要整理出来，要建立云冈的史料丛刊、图录，还有云冈学杂志。从各个视角进行学术研究史的梳理，是为了奠定云冈学研究基础。
再次，要有研究的理论方法，从方法论上要重视起来。从中西交通、丝绸之路、游牧与农耕、民族学等多方面切入来看云冈石窟的建设以及平城的城市建设、人口的迁徙等，把云冈学做大。现在跨学科合作发展成新学科的现象在高校中比较多，云冈学要吸收和借鉴敦煌学、龙门学的优点，并发现和总结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把云冈学的学理建立起来。
云冈石窟第12窟南壁明窗顶部
李淞（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一个学科做的好，要有基础，有研究对象，比如敦煌学抓住了两个点，一个是文献（藏经洞），另一个是壁画。云冈学的基础是有的，解放前有日本人的16卷本考古报告，解放后有宿白先生的系列文章，现在又有云冈石窟研究院的20卷本《云冈石窟全集》。云冈的特点在于雕刻，在中国石窟中是独一无二的，与龙门石窟相比，云冈石窟的大像更完整，保存状况更好，时间也非常集中。
一是要放大它的优势，挖掘其特色。除艺术审美外，在雕塑史方面，要将云冈石窟作为中国雕塑史甚至是世界雕塑史上的亮点，做更多的工作。
二是要建立数字技术研究所，与网站一体化建设。云冈石窟的雕刻是立体的，每个角度都是不同的风貌，要利用数字技术记录和还原石窟，对云冈进行现状展示和历史展示。不仅记录当前的状况，也要利用数字技术对不同时期石窟的风貌进行追溯，比如昙曜五窟在建造之初、建造过程、建造完成后是什么样子；第3窟为什么停工，在初唐时如何继续营建等。数字化的成果要通过网站展示，使全世界都能通过互联网感受云冈，获得对云冈不同角度的认识。这项工作需要数字技术专家、艺术史专家、雕刻家等共同完成。
三是要加强国际合作，开展海外流失文物调查。这方面云冈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们不仅要找到流失文物在洞窟原来的位置，还要利用数字化复原其完整的面貌，可以与美国芝加哥等海外力量合作。
四是要办云冈学杂志。荣新江老师也提到了，办杂志是非常有必要的。敦煌有《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两个杂志，来推动敦煌学的研究。云冈的期刊也要继续推动，网站要建立数字图书馆，发布研究成果，方便大众检索。
五是要举办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推动研究深度，扩大云冈的影响力。
云冈石窟中的飞天造像
冯培红（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我觉得云冈学这个话题很有意义，我的专业是敦煌学，但是对于云冈来说，像荣新江老师说的一样，敦煌学与云冈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知道中国的四大石窟会把大足或麦积山列入其中，大足有大足学，大足研究院各方面做的比较好。云冈可以将大足作为参照对象，像云冈、大足能够成为“学”，地方政府和学者的共同推动是非常重要的，云冈学的建立一方面与学者自身的努力分不开，比如云冈学的积累，《云冈石窟全集》的出版，另一方面与政府的努力分不开，尤其是地方政府。希望云冈学成为敦煌学、大足学这样的成功学科，所以山西省政府任重而道远。希望山西省政府、云冈石窟研究院、各大高校、研究机构及文博机构共同去推动，只有合力才能胜利。
云冈学应该考虑自己的定位，建立一流学科，考虑学科体系，云冈学应该放在考古学名下，同时综合历史、艺术、宗教、文物保护等多学科内容来做。从最近20多年来看，高校都比较重视学科建设，如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都是重视学科建设，只有有了学科建设才能有基地、平台、学位点等。从具体机构来讲，山西省应该建立研究机构，至少建立一个云冈学学院，在高校设立多个研究所。学科的发展要有依托，云冈石窟研究院要与大学合作，因为云冈石窟研究院不能独立招生，就像敦煌研究院与兰州大学合作一样，云冈石窟研究院要与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大同大学进行联合共建，招收硕士、博士生。山西大学、北京大学可以在云冈石窟研究院设立博士后工作站。关于本科生的培养，大同大学可以招收人文精英班，利用本校的老师开展云冈学相关的课程，以网课的形式利用外校的学者传授云冈学。其次，云冈石窟研究院要申请国家文物局的基地，省部共建的高校基地。
教学和图书馆也很重要，当前应该编写《云冈学概论》，《云冈石窟概论》，至少办两类云冈学的刊物，刊物不用很厚，但是要多，数字图书馆也很重要。云冈学建设要开启云冈模式，比如在云冈石窟研究院设立云冈高等研究院，在大同大学、山西大学设立分院，定期邀请国内外学者到云冈做研究、交流，扩充云冈学基础队伍。除了引进学者来到山西省内，我们也可以走出去学习，如联合其他石窟研究院成立中国石窟联盟，进行人才交流，提升自身研究水平。利用一带一路春风，扩展云冈学研究内容，如云冈石窟与亚洲佛教世界、云冈石窟与丝绸之路石窟、平城与草原世界、鲜卑与中华世界等内容，期待云冈学与敦煌学能够比翼齐飞。
云冈石窟中的塔柱
张先堂（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云冈学的发展，应该借鉴敦煌学、大足学发展的经验，我提几条建议：
1.要进一步深化云冈石窟的考古研究。现在出版的《云冈石窟全集》还是偏重于图录的丛书。今后应该有计划地编撰、出版全面系统的云冈石窟内容总录，编撰、出版包括所有石窟全面系统的文字记录、测绘图和图片等基础信息的考古报告，为国内外学者开展云冈石窟研究提供全面系统的基础资料。
2.编写出版《云冈学概论（导论）》，在总结以往云冈学研究历程、成果的基础上，梳理明确云冈学的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材料、研究方法、学科领域、研究成果、研究史等，确立云冈学在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领域的学科地位。
3.编辑发行云冈学专业期刊，作为发表相关学术成果、促进学术交流的平台。
4.定期或不定期举办云冈学国际学术会议，使国内外学者互相沟通学术信息、交流研究成果，借鉴研究方法，结识学界朋友。
5.在山西省有关高校如山西大学、大同大学建立“云冈学”学院和相关研究系科，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重点培养考古学、美术史、图像学、历史文献学、民族史学科和相关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并逐渐推动在国内外高校形成制度化地培养云冈石窟研究相关学科、方向的研究生，为云冈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支撑。
6.云冈学研究应该像敦煌学研究一样走出国门。在学术上应该加强云冈石窟与古代犍陀罗艺术、与印度佛教石窟艺术、与中亚、南亚佛教历史文化的关系研究；在文化上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学术界、文化界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合作举办有关艺术展览、举办相关国际学术研讨会，使云冈学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为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做出贡献。
云冈石窟16到20窟
张焯（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今天这个会议我们聆听了国内一流专家对“云冈学”建设的宝贵建议。从我本人来讲，开阔了视野，增加了知识，也找到了差距。对于云冈学的发展，这么多年来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和敦煌相比我们有我们的不足，一是我们没有像敦煌那么多写本，二是我们洞窟里没有像敦煌、龙门有那么多题记。文字记载少是云冈的弱点，这个弱点是由其优点所导致的，因为它是皇家工程，皇家工程不容许私人在上面留存那么多题记。
从云冈研究、云冈学的建立来说，云冈本身文字资料少，造成了云冈学创建的劣势和高难度。但是云冈也有云冈的优势，比如云冈学的意义，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云冈石窟是展示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自信之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种意识和精神。
我们发现，云冈石窟的佛像所体现的北魏时代精神是什么风貌呢？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创新的、喜悦的、阳光的、阳刚的，是积极的、向上的、正气的，也正是当下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强国，走向世界文明之林所需要的一种正能量正气象。因此对它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的所有石窟中，云冈石窟是唯一的皇家石窟，北魏皇家集中力量用64年时间就把石窟雕凿出来了，而龙门的雕刻用了400年，敦煌的营建更是用了1000年。从这个角度上讲，云冈石窟是皇家工程，它代表了国家的艺术，这是其它石窟所不具备的。
云冈是世界文化艺术主脉的一个分支。云冈石窟的艺术源流，以犍陀罗艺术、秣菟罗艺术、新疆风格等观点最为流行。犍陀罗艺术又是来自何方呢？它是后希腊时代的艺术。也就是说，世界艺术从埃及起航，到两河流域，到希腊、罗马、波斯、印度、中亚，再到云冈，这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云冈石窟的世界意义。
今年疫情期间，我突然想编一本书。契机是台湾海云大师，曾经他说想编一本关于中国大佛的书，邀我写云冈的昙曜五窟大佛像，我认为这个题目还是很有意义的。在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云冈大佛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华最早出现的大型的佛像。而这种大型佛像来自于何方呢？宿先生研究来自于克孜尔。如果再跨过葱岭往前推，在中亚也有大佛；再往前，在希腊罗马、波斯也出现大型的神像；再往前推，公元前四五世纪的时候，在埃及有大量法老的形象，比云冈大佛更大，这是世界最伟大的形象创造，有一条较清晰的脉络，云冈就处在这个脉络的东端。当然，中国历史上，在北魏营造云冈石窟之后，特别是隋唐，尤其是唐代武则天时期，佛像也被大量建造，到宋元以后，大型佛像就很少了。就是说，云冈石窟处在一个关键节点上，世界文化流入到云冈、传播到中国，是很有意义的。研究云冈，不仅仅是研究云冈石窟本身，还研究世界艺术的发展，研究世界不同艺术的特征，这里边图像学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云冈可以建设成为一个大学问，一个多元文化的大学问。以上内容，是我个人的一些理解。云冈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考古工作非常重要。主要项目有92—93年窟前考古，以及本世纪初张庆捷老师带队的山顶考古。正因为云冈缺少文字记载，这些考古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用考古成果来讲述云冈历史。近些年，我们也在对原来参与92—93考古工作的人员和资料进行重新梳理，也要求张庆捷老师必须把山顶考古报告完成。考古报告，是对云冈历史的一种挖掘说明，没有考古报告，云冈的历史就不清楚，历史不清楚，其它的学问就没法深入。这项工作非常重要，计划在两三年内完成。
二是云冈的保护问题。建国70年来，云冈一直在抓保护工作。建国之初，开始策划洞窟的大型维修。周总理1973年视察云冈后，进行的三年维修保护工程，解决了洞窟的稳定性问题。后来解决环境的污染、煤尘、粉尘、酸雨问题。本世纪一是解决山顶渗水问题，二是窟檐建筑的修建使得窟内保持恒温恒湿，环境更加稳定。现在逐步转入到日常性预防性的保护中。
三是队伍建设问题。云冈学的研究和发展，需要人才，需要全国甚至国内外研究单位和人员的支持。敦煌研究院编制有400人，云冈研究院编制130人，实有70余人，搞学术研究的只有30-40人，而且我们没有招人自主权，通过人社局招聘进来的人员又不一定符合要求。我们也设置了一些补充措施，在几个保护中心下设立公司，通过公司用聘用制的方式解决部分人才问题，但力量还是太弱，希望以后能够得到改善。
四是资金不充足。去年云冈的门票收入是1.3亿，我们用了8000万。敦煌呢，是门票收入约3亿，国家文物局拨款，以及其它一些基金给到约1个亿，总共有4个多亿的资金。希望能够帮助解决资金的问题。云冈人也一定会努力，把“云冈学”做好、做大、做强。
（本文据云冈石窟研究院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