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先生
学界往往存在一种现象，那就是学者大多只会写严谨的学术论文，而对于轻松快活的文体似乎并不拿手。而要找出能够“双栖”的当今学者，顾农先生肯定是其中著名的一位。顾农先生是文革前的“老北大”，他是研究魏晋文学史的大家，然而先生志趣远非学术所能羁绊，其思想自由，文笔随意亦非学院派所能模拟。顾先生晚年的创作也出现了“井喷”现象，一年几十篇文章见诸期刊与报纸，令学界青壮年望尘莫及。他最近的小品文集《谈非常谈》（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版）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初看题目，《谈非常谈》有点怪。这确实并非常人所理解的“常谈”，而是“用闲谈式的随笔，将可谈与不可谈之物之事一一呈现”（刘克定《总序》）。老子说过：“道可道，非常道。”之所以有这样的困惑，一则因为言难达意的表达困境，二则因为讨论对象“道”的混融，不可确指。顾先生几十年来“一直聚精会神，没有打盹”（《自序》），所以把生平读书行路的收获与感慨形诸笔端。这不仅是个人人生旅途的感慨，心路历程的见证；也是国家命运变迁的佐证，以及自己对人生与学术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讲，《谈非常谈》既非旅行的散文所能概括，也非文史随笔所能涵盖。
该书分三辑：《掩卷深思》《文心深处》《且行且歌》，以及附录访谈一篇。文章保持顾先生一贯的风格，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而务求发自心灵深处的感悟，以及对生活与社会的真切感受。顾先生当初是学习鲁迅作品而成长的，而对于鲁迅的不足也多有自己的思考，并且言之有据，不失分寸。例如文中指出“《狂人日记》是主题先行”，“因为急于表达主题而显得过于紧张，倾向过于外露，艺术上缺乏余裕”。（《〈新青年〉上的鲁迅小说》）以《范爱农》的虚构成分讨论散文能否虚构，“这样写显然是虚构，是运用误会法构成冲突”，然而“差就差在虚构过头”。（《〈范爱农〉的虚构成分》）如果不是一个常年涵咏鲁迅与具有深厚文学理论修养的人，怎么能说得出来的断语？对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主旨的理解，顾先生则不仅从细读诗歌文本本身，而且结合鲁迅的审美风观，认为鲁迅“一向欣赏健美的鹰隼”，从而得出结论：“健翮”是鲁迅对郁达夫的评价与期待。（《郁达夫与诗》）虽然是一个小问题，然而背后却是知识体系的支撑。
相比第一辑的严谨而言，第二辑则更为自由，相当于“书话”——关于书的文章。唐弢对书话写作提出的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顾先生则进一步打破了以往对书话的“四点式”，不主张书话有所谓正宗之谈。这些书话或分析书中内容，或谈师派传承，或谈作者独得心得，或谈历史渊源。如谈周汝昌《千秋一寸心》就强调“感发”——同作者一起感受生活；谈黄裳的书话，就指出与清人黄丕烈的相似与变化。顾先生指出鬼对酒不避忌，甚至会对人吐唾沫。这些话题很有意思。对于失之偏颇的观点，顾先生也委婉而善意地指出。而且提出“容忍不以为然的东西，别人才有自由”。（《散文史也可以这样写——读〈中国散文五十年〉》）
顾先生文中真正的旅游文章就是第三辑。顾先生“文革”初始作万里游，但始终对游山玩水兴趣不大。作为书生本色，顾先生的游记也多学术关注与会心之谈。香山红叶很有名，但真正的红叶很多时候没有“货”。由此顾先生想到年轻时候香山野炊的趣事：烧火丫头被烟熏的泪流满面，没洗干净的锅把红叶异化成一股菠菜味，种种情景，历历如画。（《香山寻叶》）因为云雾的原因，所以爬黄山没有惊惧。顾先生指出：“不明真相帮助人们勇敢前行，而见事太明反而可能让人悲观以至失去行动的能力。不‘云里雾里’而仍能勇敢无畏、一往无前，才是真正的英雄。”（《“云里雾里”》）在乔家大院他想到“生存的空间一小，四维空间也就不大了”，这也够深刻。游绍兴土谷祠，他想到的是鲁迅创作时的缺陷，似乎有点大煞风景。不过好在“人文本身就是一道风景”。（《后记》）其实，顾先生在三辑中展示的也恰是一道学人风景。
顾先生学习、工作一直在学校，但是该文集却没有学院派的气息。顾先生推崇鲁迅先生的轻性论文。而顾先生的文章也多如此，也就说少用点别人的东西，多谈自己的新意。或许为了避免陈言，所以顾先生文章只就自己所知所感而言，甚至不惜文章是否主题突出与篇幅完整。为了文章的自由度的发挥，顾先生主张不必过于执着粘滞，因为“一味死死地抱着中心或主题，容易使文章显得干枯乏味、容易吃力，读起来也没有什么兴味”。（《鲁迅文章之开合擒纵》）比如第二辑的《文章是老师的好》一文，写了王力先生上课时的严肃，《龙虫并雕斋琐语》里的活泼，尤其是引述《穷》文所展示的奇趣。通过寥寥几笔，把建国前后的大师形象素描给大家看，比一本正经的传记似乎更为真实。这些文章多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没有羁绊，自由挥洒。
顾先生研究魏晋文学，而其文章也具有魏晋风度的自由。顾先生待人平和，并无魏晋人之放诞。然而他的行文却往往出人意外，写编扬州风景的散文选，想到吴组缃其人其文，并不多做引申，戛然而止，让读者自己品位。顾先生之所以能如此自由行文，其实与其深厚学殖密切相关。顾先生生于书香门第，在北大多得名师授课，尤其是陈贻焮先生指导他研究魏晋文学。而当时“文革”使得他滞留北大七年，耳濡目染，自然有得。顾先生的学殖还来源于他的“现代效率”。他在任职期间就注意收集资料，所以到了晚年才能厚积薄发。他说：“今天来讲经典，非有充分的准备不可，不掌握大量的文献并加以分析就不能讲透。”（《顾随先生讲〈论语〉》）虽然文集不是讲经典，然而每谈一点，其背后都是知识储备的体现，所以才能短不谫陋，妙趣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