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致使意大利和德国各自统一，又以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瓦解为代价，在巴尔干和东欧催生出一些独立国家。欧洲犹太人仍在为自己面临的困境寻求解决办法：在东欧，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不被接受的外来团体；在西欧，虽然他们已经取得充分的公民身份和权利，但反犹主义势头不减。一次次民族复兴运动为犹太人树立潜在榜样。适用于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的模式，说不定也适用于犹太人。
日薄西山的奥斯曼帝国被所有国家视为“欧洲病夫”，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夺走它的一些领土。许多犹太人开始构想建立一个国家实体来恢复正常生活，以此解决犹太人问题。
鉴于犹太人近两千年来一直梦想返回以色列地，建立犹太国家的首选地点自然就是那里。巴勒斯坦已经有可观的犹太人口，其中有西班牙的塞法迪难民的后裔、中东国家近来移民的后裔，以及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受各种宗教运动影响而从欧洲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后裔。在犹太复国主义兴起前，那里的犹太人口不断增长，到1860年，犹太人开始在耶路撒冷城墙外新建居住区，这些街区如今已成闹市区。虽然生活方式仍旧遵循传统的宗教和经济模式，但人们对建立农业定居点产生兴趣，特别是在1870年世界犹太人联盟创办一所农业学校以后。
寻求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
摩西·赫斯的《罗马与耶路撒冷》首次明确表达了建立犹太国家的希望，此书于1862年在德国出版。东欧的利奥·平斯克吸收这一理念，写出《自我解放》（1882年）；一些希伯来语媒体作家如埃利泽·本耶胡达（见下文）也接受这个理念。然而，正是1881年俄国的集体迫害（见第八章）才直接催生出一些统称为“热爱锡安”（Hibbat zion）运动的犹太民族主义组织。这一运动起源于东欧犹太人，大部分东欧犹太人已经对融入主流社会感到绝望，正因如此，东欧的犹太教育、传统生活、民族凝聚力都异常强大。在这些组织中，第一个组团向巴勒斯坦移民的组织是“比卢”运动（得名于《圣经》中一句规劝“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的首字母缩写）。
西欧犹太人总体上仍坚持融入非犹太社会的解放理想，并不完全沉浸于犹太传统，他们对犹太民族主义要么冷眼旁观，要么积极反对，不过他们也承认这或许能解决东欧同胞的问题。然而，把犹太复国主义理念转变成一场国际运动的，却是一名同化了的匈牙利犹太人。西奥多·赫茨尔（1860—1904年）似乎不太可能成为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他是生活在维也纳的作家和记者，对犹太教几乎一无所知，倒是很推崇法国，视之为具有进步与启蒙思想的国度。作为维也纳一家报社驻巴黎的通讯员，他对德雷福斯事件暴露的法国反犹主义深感震惊，遂将余生致力于寻求犹太人问题的全球解决方案。他在著作《犹太国》（1896年）中力主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在小说《新故土》（1902年）中预言这个国家能够取得的社会及技术成就。虽然他在西欧犹太人中知音寥寥，但东欧犹太人却对他推崇备至。
1897年，赫茨尔在瑞士组织召开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会议的高潮是达成了一项决议，声称“犹太复国主义立志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受公法保障的民族家园”。赫茨尔想让奥斯曼苏丹批准他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未果后转而与英国谈判，希望英国同意在乌干达建立犹太人定居点。这一计划暴露出赫茨尔的想法与东欧犹太大众的民族感情大相径庭，他们愤怒的反应一度削弱了他的领导权。但英国最终退出谈判，赫茨尔又恢复在巴勒斯坦创建犹太国家的计划，毕竟那里是犹太人的发祥地，是他们一直魂牵梦绕的归宿。
与此同时，“比卢”的移民加入自15世纪奥斯曼征服以来就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各色犹太人的行列。他们想要建立农业殖民地，为未来的犹太人定居点打下基础，同时也为所有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迈出重要一步。他们满怀理想主义，但缺乏必要的实际技能，若非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给予大量财政援助，他们肯定会失败的。
与犹太民族主义一同兴起的，是希伯来语作为口语的复兴，这是犹太民族在现代取得的杰出的集体文化成就。希伯来语作为口语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没人再讲，但在犹太历史上仍作为书面语言广泛使用。与基督教世界的拉丁语不同，对希伯来语的了解并不限于神职人员或富裕的精英阶层。为了适应缺乏正常国家制度的现实，犹太教早就规定，终生坚持用《圣经》最初所用的语言学习《圣经》和拉比传统是所有犹太人的宗教义务。不光神职人员，所有犹太成年男子每天都要朗诵复杂冗长的希伯来语祈祷文。大多数犹太人的学校教育以学习希伯来语开蒙，继而记诵长篇希伯来语文本。因此，自古以来，在传统犹太社群里，即使文化程度较低者也保留着大量被动习得的希伯来语知识。正因为希伯来语知识在东欧犹太人中相当普及，犹太“启蒙者”才能在18世纪晚期使用希伯来语，向东欧犹太大众传授数学、自然科学和地理等现代学科。我们看到，到19世纪中期，希伯来语已用于诗歌和小说创作。
作为现代欧洲人，赫茨尔一度设想犹太国家的语言是德语或俄语，但鉴于语言在当时兴起的各种民族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过更传统教育的东欧犹太知识分子和活动家自然转向希伯来语。希伯来语运动的推动者是埃利泽·本耶胡达（1858—1922年），他一生致力于恢复犹太人民的故国和语言。1881年，他搬到巴勒斯坦，告诉妻子从此只用希伯来语和她交流，遂开始了他复兴希伯来语的奋斗。在语音上，他采用巴勒斯坦当时广泛流行的塞法迪发音，这至今仍是希伯来口语的基础。
希伯来语复兴
现代犹太人最辉煌的集体成就，甚至可能比以色列建国更卓著，就是复兴希伯来语。从来没有其他语言可以像这样在长时间不说后还能复兴。
19世纪后期，东欧充满理想的年轻犹太复国主义者受希伯来语的强烈吸引，把这门语言视为自己努力重建的民族身份的基本组成部分。他们还使用希伯来语，强使自己与东欧犹太小镇中基于意第绪语的文化决裂。他们认为，在让犹太人重新成为故土上劳动与耕耘的民族的尝试中，复兴希伯来语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产物。这也与将巴勒斯坦作为所有流散社群的犹太人共同家园的概念相符；希伯来语可能只是书面语言，但它是所有犹太人唯一的共同语言。这一事实也反映了19世纪耶路撒冷的真实情况，说阿拉伯语、意第绪语和拉迪诺语的犹太人在该城混居，他们经常用共通的书面语言希伯来语进行口头交流。
在19世纪后期，希伯来语有几种发音传统并存，它们部分可追溯至古代，部分受当时犹太人所说希伯来语口语的影响。在复兴希伯来语的早期，耶路撒冷有大量中东犹太人，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所普遍使用的希伯来语发音（被不准确地称为塞法迪发音）就占据上风。但是，从20世纪早期开始，成批到达的阿什肯纳兹移民无法掌握某些对习惯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而言很容易的发音。因此，现已成为标准希伯来语的塞法迪发音，实际上是阿什肯纳兹、塞法迪和中东发音特点的综合体。
希伯来语复兴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找到词汇，既能满足日常需求，又能表达在常见的古代文本中阙如的现代概念。为了应对这类问题，1890年成立了希伯来语委员会（后于1953年由希伯来语学术院接替），它从《塔木德》和中世纪希伯来语文学中搜寻植物、工具、服装和家具等领域的词汇。委员会还创造新词。这门语言的结构有利于这项工作。像其他闪族语言的词汇那样，希伯来语词汇通常由三个辅音词根构成。元音、前缀和后缀根据相当规则的模式来修饰这些词根。一旦需要一个词表达某个古代不存在的新事物，往往可以找到一个古代词根，再利用这些标准模式之一，造出一个新词。
例如，表达铁路列车的单词就是从古词根r-k-b中提炼出来的，它出现在包含骑术概念的词语中。《圣经》中有动词rakhav（骑）及名词rekhev和merkava（战车），《塔木德》中有动词hirkiv（连接），于是现代希伯来语有了rakevet（火车）。在某些情况下，说希伯来语的人只是借用外来词汇，如表达学院的akademya和大学的universita。有时外来词已被新造的希伯来语单词替代，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informatsya（信息）就已让位给meda，它是用普通的意为“知道”的希伯来语词根新造的，而且更符合常见的希伯来语名词结构。有时会从外语中挪用动词，再套上希伯来语的动词模式，比如tilfen（打电话）和gilven（激励）就有很自然的希伯来语“感觉”，尽管它们都源自外语词根（分别来自英语的“to telephone”和“to galvanize”）。希伯来语学术院仍继续就拼写、发音、语法和词汇等问题辩论与裁决，并且不时发行词典，为专门领域提供语言学指导。
虽然希伯来口语已有几个世纪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但它是天然纽带，一头连接着巴勒斯坦当时占多数的塞法迪犹太人，另一头连接着随早期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的到来而不断增加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因为希伯来语是一个有着不同方言的民族所共有的传统语言。本耶胡达将希伯来语作为世界犹太人联盟设在耶路撒冷的学校的教学语言之一，又出版希伯来语报纸和期刊讨论犹太话题与一般话题，并根据需要创造出许多希伯来语词汇。他耗时多年编纂了一部长达17卷的希伯来语历史辞典（他去世后才出版），虽然其中有些部分今天已显过时，但它仍是最全面的希伯来语辞典。他还成立希伯来语委员会，并担任主席，这是今天以色列国家语用仲裁机构——希伯来语学术院的前身。在前无古人的发展中，本耶胡达的努力终于结出硕果，经过反复辩论和争议，希伯来语终被采用为新生犹太人家园的语言。
第二波移民潮持续了十年，它是由1903年俄国的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失败共同促成的。这些移民大多是理想主义的先锋，致力于社会主义，以及将希伯来语变成犹太人的日常语言。他们的代言人是A.D.戈登，他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宣扬以下理念：只有通过劳动的有益力量和回归自然，犹太人才能复兴。这些移民发展出以色列特有的农业组织：集体定居点（kibbutz，基布兹）和合作定居点（moshav，莫沙夫）。从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产生出一些政党，它们后来联合成马帕伊（Mapai）党，即当今以色列工党的前身。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以色列建国后（1948年后），巴勒斯坦犹太社群的领导人都来自这些政党：如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第二任总统伊扎克·本兹维。1909年，第一座犹太人城市特拉维夫在巴勒斯坦建立，如今已是以色列的大都会。
犹太人口的增长和犹太农业定居点的扩张导致当地阿拉伯人的反对相应加剧；在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后，这种反对与日俱增，有组织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出现。犹太人定居点的安全形势江河日下。
一战后的中东局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对英作战。由于担心阿拉伯和犹太的民族主义者煽动暴乱，土耳其在巴勒斯坦的总督贾马尔（Jamal）帕夏大肆抓捕和驱逐许多犹太定居者。他以破获了一个效力于英国的犹太间谍组织为借口，迫害犹太定居者，而不问他们是否支持间谍活动。1917年12月，英国将军埃德蒙·艾伦比进入耶路撒冷，犹太人把他当作解放者夹道欢迎。
在整个一战期间，阿拉伯和犹太的领导人一直在牺牲土耳其的利益，争取英国对各自民族抱负的支持。哈希姆家族是以侯赛因酋长（emir）为首的阿拉伯权贵家族，它对土耳其开展破坏活动（由人称“阿拉伯的劳伦斯”的T.E.劳伦斯与英国协调），以支持英国的战争行动；作为回报，他们得到承诺，可以在战后实现阿拉伯独立，建立一个哈希姆家族统治的王国。犹太人组织犹太军团代表英国作战，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费尽心思，努力说服英国政府在巴勒斯坦地区解放后承认当地犹太人的权利，允许自由移民，并承认那里犹太复国主义机构的合法地位。哈伊姆·魏茨曼在这项工作中卓有成效，他是化学家，因发现合成丙酮的方法而对战争做出重大贡献。这些努力在1917年终于换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的正式宣言：“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成此目标实现。”就在艾伦比将军解放耶路撒冷前一个月，《贝尔福宣言》受到全世界犹太人的热烈欢迎。但英国对犹太人和哈希姆家族分别做出的承诺相互冲突，为未来几十年中东地区的冲突埋下祸根。
战后，英国从新成立的国际联盟那里得到包括约旦河两岸在内的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委任统治的目的是执行《贝尔福宣言》，同时保障这一地区其他群体的权利。委任统治当局成立了犹太代办处，它将与委任统治当局合作，通过鼓励犹太人的移民和定居来创建犹太民族家园。犹太代办处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由魏茨曼领导）密切合作，实为英国控制下的犹太准政府。在整个委任统治时期，犹太代办处由工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主导。
战后出现了第三波犹太移民潮，主要由来自波兰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先锋”（halutsim)组成，他们投身于农业和体力劳动，疏浚沼泽，建立集体定居点（基布兹），推动希伯来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始于1925年的第四波移民潮并非受意识形态影响，而是由逃避波兰反犹主义的难民组成。这一时期在巴勒斯坦成立了一批犹太机构，如哈加纳（防卫组织），希伯来工人总工会（Histadrut）以及希伯来大学。在这十年里，以弗拉基米尔·雅博廷斯基为首的右翼运动“修正主义者”也在壮大，他们和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分庭抗礼。在20世纪30年代，雅博廷斯基领导的修正派和逐渐被大卫·本古里安掌控的工党之间的矛盾日益白热化。最后，修正主义者退出哈加纳，转而建立一支独立的修正派军事力量，即伊尔贡。
阿拉伯人越来越反对犹太人的存在。这种反对有许多理由。当地贫困的阿拉伯农民（fellahin）住在一些大家族拥有的土地上，这些家族生怕现状有任何改变，他们尤其担心涌入巴勒斯坦的西方犹太人会输入欧洲政治制度，给农民带来代议制政府的理念。在巴勒斯坦普通阿拉伯人看来，犹太移民不像是想要在历史家园上重建民族身份的古代中东人的后代，而更像是又一次入侵的西方殖民者。以伊斯兰教的观点来看，犹太人的日益增多改变了该地区的宗教面貌，而犹太人争取主权的诉求，又冒犯了伊斯兰教认为迪米只配恭顺屈从的观点。最后，阿拉伯人听命于奥斯曼帝国达四个世纪之久，如今又处在英国控制下，他们此时正在发展自己的民族主义抱负。1929年，侯赛尼穆夫提的煽动性宣传激起严重暴乱，在耶路撒冷、采法特，特别是在希伯仑，造成多人死伤。为了安抚阿拉伯人，英国人暂停了犹太人移民。
但是，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迫害造成犹太人不断向巴勒斯坦移民，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愈发紧张。以英法为一方和以德意为另一方之间的对抗也日益升级，巴勒斯坦本已紧张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正如第六章所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视德国为天然盟友，可以与其联合反抗令人憎恨的英法殖民政权，而德国纳粹政府的官方反犹政策，正好道出阿拉伯人怨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心声。随着欧洲战云密布，英国人急于安抚阿拉伯人，以免危及自己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因为那里不仅有重要港口海法，而且靠近苏伊士运河。这些考虑使英国人的天平越来越向阿拉伯人倾斜，犹太人的分量越来越轻。
20世纪40年代以色列的游行场面
分割巴勒斯坦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政治处境艰难。尽管英国显然已成为敌人，但犹太人必须与之合作，以打败德国人，否则德国人的胜利将彻底结束犹太人的历史。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犹太人仍希望通过与英国积极合作，为战后创造有利条件。许多巴勒斯坦犹太人为英国而战；犹太旅在1944年成立，它的旗帜上有一颗黄色的大卫星。然而，1942年德国军队在利比亚战败后，犹太人和英国政府的关系再度恶化；英国限制犹太人获取武器，并将从欧洲向巴勒斯坦运送犹太难民的船只遣返。其中好几艘船沉没，数百人丧生。
战争结束时，欧洲难民营中数以万计的犹太难民的困境，使所有人相信有必要开放巴勒斯坦以接受犹太移民，唯独英国人和阿拉伯人无动于衷。导致英国在战前偏袒阿拉伯人的地缘政治因素此时仍然有效，只不过随着冷战的开始，苏联取代德国，成为英国的对手和阿拉伯人的后台。满载着难民的船只摇摇欲坠地从欧洲抵达巴勒斯坦，但英国人要么将它们遣返，要么拦截在公海上。修正派向委任统治政府宣战，开始实施破坏计划；而一个更极端的组织即斯特恩帮，则通过政治暗杀与英国人斗争。1946年6月，数千名犹太人被捕，犹太人的武器被收缴；作为报复，伊尔贡炸毁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许多政府机构在那里设有办事处。
犹太代办处和巴勒斯坦的其他官方犹太机构与这种极端主义划清界限，既出于道德及策略的考量，也因为修正派的单独行动威胁到他们的权威；他们协助英国人展开抓捕，导致犹太左翼和右翼关系破裂。英国当局以大规模抓捕来回应暴力活动，并在塞浦路斯为非法移民设立拘留营，这些非法移民当时刚从德国死亡集中营获释。在哈加纳的帮助下，有些难民船逃脱英国的封锁；出现了几次戏剧性的对抗，其中最著名的是蓬头垢面的难民和登上“出埃及号”轮船的英军之间的战斗。不出所料，英国的强硬态度甚至让犹太温和派都变得更加反对英国的委任统治，并使犹太左翼和右翼重归于好。巴勒斯坦的领导层此时团结一致反对英国的政策，英国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实际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由于没有能力调停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利益之争，恼羞成怒的英国决定撒手不管，将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将巴勒斯坦重新划分为两个主权国家：犹太人的国家由加利利东部、沿海平原和内盖夫组成，耶路撒冷由国际共管，其余部分将成为阿拉伯国家。这一动议得到美国的支持，还出乎意料地得到苏联的拥护。1945年在开罗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事务为己任，宣布将用武力抵制分治。英国宣布将不会协助实施这项决议。分治计划的执行工作便留给巴勒斯坦犹太人和全世界犹太人。英国委任统治结束的日期定在1948年5月14日星期五。就在这一天，犹太代办处负责人大卫·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告，一个犹太国在巴勒斯坦建立，这就是以色列国。
本文摘录自《犹太人三千年简史》，[美]雷蒙德·P.谢德（Raymond P. Scheindlin）著，张鋆良译，宋立宏 校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