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数据显示，2019年少儿图书码洋达到了269亿，在所有品类书中稳居第一。市场繁荣的背后，儿童文学的内容和品质往往牵动着家长们的心。
最近几篇刷屏的儿童文学中涉及情欲和暴力描写的片段截图，就传递出了家长们的不安和焦虑。澎湃新闻此前就儿童文学与“禁忌书写”的问题采访了南开大学的王帅乃，她对此次引发争议的片段进行了深入分析，也谈到了这些描写背后长期被遮蔽的性别偏见问题。
在此次的圆桌讨论中，澎湃新闻继续邀请了儿童文学研究者、浙师大副教授常立、“童书育儿法”创建人、首师大副教授陈苗苗和剑桥儿童文学硕士陈伊潇，以及电子工业出版社编审潘炜，四位业内人士共同探讨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的审美和写作伦理问题。
小朋友在书店内看书。人民视觉 资料图
儿童文学的趣味性和引导性冲突吗？
剑桥大学儿童文学硕士陈伊潇认为，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文学本身应该是一个传达美的美学范畴的艺术呈现形式，同时阅读这件事情，作为享受文学这一艺术形式的主要途径，本身应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让人觉得很享受的事情。”因此，她觉得让孩子开心，让孩子享受文学作为艺术本身带来的美的感受是儿童文学最主要的功能。
让陈伊潇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之一是市面上儿童文学日益加重的工具导向，这让儿童文学几乎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教辅书”。她认为市面上相当一部分的儿童文学其实是“糖衣炮弹”，看似是以儿童为中心创作的让他们感兴趣的故事“糖衣”，实则是成人想要借此机会无孔不入地向孩子灌输一些他们认为孩子应该学习的知识“炮弹”，“我们（成年人）总是急于去扮演一个‘高高在上’的引导者的角色，在故事里处处铺设要告诉孩子的道理，而这种‘糖衣炮弹’一旦被孩子发现，反而会引起他们的反感，甚至有可能让他们从此讨厌阅读这件事。”她指出，过分重视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正在异化文学之美。
而首师大副教授陈苗苗认为，儿童文学最后的落点还是在引导。“以善为美”是作品永恒的评判标准，一个作品可以写一些调皮捣蛋的情节让孩子开心，但是好的作品需要引导儿童人格发展健康，成为健全的社会一员。儿童的道德发展是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儿童文学中的人物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孩子在结局中看到一个坏行为受到惩罚了，他知道这件事不能做，就慢慢学会自律了。”
好的作品可以趣味性和引导性兼得，陈苗苗拿瑞典作家林格伦的经典作品《长袜子皮皮》举例，“其实当年刚出版的时候对其中调皮捣蛋的行为争议很大，但我们看到皮皮最后常常会有一个反思，这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好的引导”，她拿爬山类比，“阅读的过程对孩子来说其实是一个曲折的成长的过程，也更符合儿童对事物接受方式，既符合他的兴趣，文章又是有起伏的。”
电子工业出版社编审潘炜也从业界的实际操作中肯定了儿童文学需要一定的引导性。“我选择出版童书的时候会对书中的价值观做一个评判，是否弘扬了真善美的精神，传达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而对于一些悲情的东西，可以从积极的层面去引导，希望最后能够调动孩子勇于面对困难，战胜困难的勇气。”
“高空走索”的儿童文学
剑桥大学儿童文学硕士陈伊潇提出，儿童文学创作者与儿童之间需要“同理心”，作家需要”蹲下来“和孩子沟通，知道孩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她借用Bishop提出的儿童文学作为“镜子，窗口和玻璃门”的理论，“这个‘镜子’是指儿童文学能够让儿童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比如我小时候看《马小跳》系列就感觉是在看我自己的故事；‘窗口’是指儿童文学为儿童展现了世界和人生的多样性，比如说小朋友通过阅读《哈利·波特》系列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么他/她可以在阅读中体验不一样的人生；‘玻璃门’强调的是那种参与感，小朋友通过阅读打开了那扇门，在想象中成为了故事里的人。”她进一步指出，好的作品应该是三者兼得的。
陈伊潇也不认为成人不能书写出真正的儿童，“诺德曼认为，每个人都由儿童成长过来，只要他/她潜得够深，他/她是可以回到童年时期的。”她认为作家在进行儿童文学创作的时候，需要努力回想起自己儿童时期的感觉。“《小王子》里面也有一句话，‘每一个大人都曾经是小孩’，其实是一个意思。”
除了为孩子写作，浙师大副教授常立还认为儿童文学作家应有创作的责任感。“儿童文学学者诺德曼认为，儿童文学本质上是为想象中的儿童写作的。因此写作者需要经常问问自己：你想象中的儿童是什么？你期望未来的儿童成长为怎样的儿童？”他进一步指出，“成人和儿童之间，成人拥有明显更多的权力与能力，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成人写作者不但要为想象中的儿童服务，也要为现实中的儿童负责。”
同时，常立把儿童文学的创作比作一个高空走索游戏，指出儿童文学比成人文学更难写。“它需要省略——化繁为简，更需要丰富——以简驭繁，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大家想象中的儿童各自不同，所以有人会认为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和保护儿童的观点相冲突，但对尊重、理解、热爱儿童文学的写作者来说，两者之间并不冲突，它只是对写作者的技术要求更高了。”
儿童文学的纠错机制亟待建立
陈伊潇强调儿童自主选择的权利。“西方比较多的家长会把小朋友直接放到图书馆或者书店的儿童区，让他/她自己去找想读的书。”她进一步肯定了上海市的做法，包括建立专门的儿童图书馆，在公共图书馆和书店设立独立的儿童阅读区等，“孩子们在阅读区会去自主地找到自己想读的书，这样一个场合的存在也会让他们有机会和同龄人进行关于阅读感受的交流。”
同时，常立认为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家长这个角色，他把儿童文学称作特殊的文学，因为儿童文学的作者并不直接面对儿童读者，而是隔着孩子的家长。他给家长们推荐了几本介绍儿童文学书籍的书：彭懿的《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典》、《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和韦苇的《世界儿童文学史》，建议家长自己去购买和阅读书中提到的作品。他接着给了两条选书的参考建议：“一是尽量选择有助于发展孩子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儿童文学书籍；二是尽量选择具有儿童本位儿童观和现代文明观的儿童文学书籍。”
首师大副教授陈苗苗对儿童本位的看法包含了儿童与家长两个方面。她指出儿童产品是有两种视角的，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但儿童本位实际上是对这两者两个视角的一个均衡、综合性的一个考量，它是把两个视角牵起来的桥梁。儿童视角在创作的时候会考虑到儿童的一些兴趣，从儿童熟悉的领域中取材情景与对话，做到让孩子喜欢看。但是儿童本位还包含着成人视角，这意味着要考虑儿童的精神发展阶段，考虑什么作品更适合他的心理状况，给他更健全、更健康的引导。
潘炜博士则呼吁建立儿童文学纠错机制，“在出版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一本书如果在市场上受到很多家长的质疑，那会受到来自市场的驱逐。确实存在问题，那作者和出版社就会受到来自家长的抵制，作者的声望受到影响，也将得到市场机制的程罚。”国内没有相应的惩罚机制，也没有一个反馈的渠道。他建议童书行业可以效仿其他行业，建立一个市场反馈机制，“比如建立一个家长评审委员会，让来自不同行业不同的层次的家长一起，从保护我们的孩子角度出发，探讨一本书是否适合儿童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