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被誉为个体心理学之父，是与弗洛伊德、荣格并列的现代心理学的开创者。《人生的动力》一书是阿德勒的传记，心理学家爱德华·霍夫曼遍查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原始档案，深入采访了阿德勒在世的子女、亲友、同事，耗时四年完成，勾勒出个体心理学从诞生到发展再到发扬光大的历程。本文摘自该书后记《个性的陷阱》，由澎湃新闻经北京天略图书授权发布。
并非所有人都对阿德勒去世的消息感到难过。在维也纳，听说小他14岁的死对头先于自己离世后，年老体衰的弗洛伊德感到非常高兴。看到《新自由报》的讣告里对阿德勒的褒奖，弗洛伊德无疑感到十分恼火。二人断然决裂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弗洛伊德仍旧在为阿德勒胆敢发起反对他的心理学运动而憎恨他。当阿诺尔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对阿德勒的去世表示遗憾时，弗洛伊德尖刻地写道：“对于一个来自维也纳郊区的犹太男孩来说，死在苏格兰的阿伯丁已经十分不简单了，这证明他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的确，对于他在反驳精神分析方面的贡献，他的同时代人已经给予了他丰厚的回报。”
这一嫉妒与敌意很快就被世界形势的发展所淹没。1938年3月1日，纳粹入侵并迅速占领了奥地利。阿德勒的几位医生同事，如鲁道夫·德雷克斯和奥尔加·克诺普夫，已经听从了他的建议移居美国。活跃在维也纳个体心理学会的其他人，如雷吉娜·赛德勒和莉迪娅·西歇尔，也在希特勒夺取政权后立即离开了他们的祖国以追寻自由。
还有一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卡尔·菲尔特米勒夫妇起初逃往法国，后来又逃到西班牙，并在那里被监禁数月。在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才最终到达美国。还有很多人死在了遍布欧洲的纳粹集中营里，比如阿德勒的老搭档玛格丽特·希尔弗丁和达维德·奥本海姆，以及他的妹妹伊尔玛。
战争结束后，阿德勒的一些非犹太人同行在奥地利恢复了他们的专业工作。比恩鲍姆和诺沃托尼（Novotony）帮助重新启动了德语版的《国际个体心理学杂志》，并开始定期举行谈论会。随着菲尔特米勒重新担任教育学院院长，阿德勒参与设立的一系列与学校有关的项目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战争结束后不久，菲尔特米勒和比恩鲍姆等最早与阿德勒一起致力于教育改革的改革者们大多都去世了。
自1933年克鲁克香克去世后，英国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心理学运动。虽然阿德勒在1936年和1937年所做的两次巡回演讲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但回头看去，这主要还得归功于他的个性与国际声誉。阿德勒去世后，个体心理学在不列颠群岛的发展相当有限。
阿德勒生命的最后10年大部分在美国度过，那里的情况也没什么不同。阿德勒去世后没几个月，芝加哥的《个体心理学杂志》就停止了出版，他的很多著作也很快绝版。从这一意义上说，他的大量著作、媒体报道和全球演讲都只是表面上的繁荣。阿德勒离世后，我们很容易发现，奥地利之外的个体心理学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其创始人来吸引关注和保持活力。
就此而言，理想主义的阿德勒掉入了“个性的陷阱”，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他自己挖掘的陷阱。他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成功地吸引了美国听众和媒体的关注，以至于他没有意识到，引发这一反应的并不是他的理论体系，而主要是他亲切、充满魅力的个性。阿德勒的治疗方法也是如此。无论他在哪里出诊或咨询，就算戴维斯和法林这类见多识广的患者也对他的医术印象深刻。但是，他们所关注的并不是阿德勒的治疗方法，而是他作为一位伟大治疗师的品质——他热情、乐观，并且能够激励患者在生活的挑战中成为最好的自己。
于是，讽刺的是，所谓的“个体”心理学的命运到头来确实只系于一个“个体”——它的创始人。或许阿德勒太谦虚了，不敢把自己看得这么重。或许，当他在异国他乡老去时，他无法接受个体心理学后继无人的现实。或许，他的狂热追随者中无人敢告知他这一点。
这一情形背后存在许多不为阿德勒所控制的原因。长期以来，他的一些追随者一直试图将个体心理学纳入国际强权政治。纳粹主义与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很快摧毁了他在这些国家所辛勤推动的变革。到阿德勒移居美国时，他已经年逾六旬，而且他也失去了他在维也纳时所拥有的忠诚于他的专业圈子。同时，美国在1930年代陷入了大萧条，时代的焦点已经从心理学彻底转向了经济与政治议题，比如用以解决社会紧迫问题的“罗斯福新政”。
尽管如此，阿德勒对心理学大众化的强调至今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与弗洛伊德和荣格相比，阿德勒在推动其理念进入普通家庭和学校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要多得多。在这些地方，大多数人都能受益。他致力于推广的三大方法——自助、父母培训和教师培训——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虽然阿德勒可能会谴责今天的人们在这一方面的商业化做法，但是，看到个人、夫妻和家庭都能通过书籍、杂志、报纸和电子媒体极为方便地获取心理学知识，他一定会备感欣慰。
当然，阿德勒的许多理念已经被科学乃至文化主流所吸收，比如补偿与过度补偿、出生次序对人格的影响，以及早期自卑感与自尊感对我们日后在学业、社会关系和职业成就方面的决定性作用。阿德勒认为，婚姻和子女养育总是涉及权力问题。这一重要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特别是在家庭治疗异军突起之后。不过，这些理念几乎没有例外地很少被归功于阿德勒，他的著作也很少有人阅读。
不过，在其创始人去世后的几年里，个体心理学也没有完全消失。包括小说家博顿所写的半授权作品在内的几部传记把他的名字留在了公众的视野里。1938年，新近译自阿德勒德语作品《生命的意义》的《社会兴趣》一书成功出版。两年后，鲁道夫·德雷克斯在芝加哥成立了一个活跃的当地团体，并且创建了一本个体心理学国际通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个体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Inpidual Psychology）在1950年代发展成为一份受人尊敬的专业期刊，它极大地推动了正在美国方兴未艾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其主要理论家有罗洛·梅、卡尔·罗杰斯和亚伯拉罕·马斯洛。他们三人后来都承认，阿德勒是他们的思想来源之一。他们强调了他的哲学立场，即，人类总是以目标为导向，因此绝不能只把人类理解为一连串生物冲动。
正如马斯洛在去世前不久的1970年所说：“在我看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一年比一年正确。随着证据不断出现，它们越来越有力地支持了他对人的理解……特别是……他对人的整体性的强调。”
维克多·弗兰克尔从纳粹集中营中幸存了下来。他回到维也纳生活，并因推动存在主义精神病学或他所谓的“语言疗法”（logotherapy）的发展而引发了巨大的影响。弗兰克尔钦佩地将阿德勒描述为“创造性地反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第一人。他借此取得的成就不亚于哥白尼所推动的转变。人类不再被认为是驱力与本能的产物、棋子和受害者。……除此之外，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也可以被视为一位存在主义思想家，以及存在主义精神病学运动的先驱”。同样地，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也认为，阿德勒“第一次提出，神经症患者的问题根源不是他的过去，而是他杜撰的过去”。
近年来，阿德勒心理学开始走上了复兴之路。如今，美国和德国有两本国际期刊刊载关于个体心理学的跨学科文章。阿德勒的多本著作已经再版，他的许多早期德语文章也在被翻译为英语并发表。他的一些理论观点正在重新受到重视并被实证研究所验证，比如早期记忆对成人的意义。阿德勒重视父子（女）联结（father-child bond），视其为健康家庭生活的重要方面。随着男性与女性开始寻求新的关系模式，他对这一联结的强调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正变得日益显著。就此而言，在其欧洲同行中，几乎无人像阿德勒一样如此呼吁彻底改变家庭与工作场所中的性别角色。多年来，阿德勒一直倡导把性格塑造（特别是培养更为强烈的社会兴趣）融入教育过程。实践证明，这一做法很有先见之明，因为青少年暴力犯罪已经开始败坏许多公立学校的风气。
今天，在美国、中欧等地，阿德勒心理学机构和治疗培训中心的数目都在稳步增长。虽然阿德勒肯定不喜欢弗洛伊德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大过自己的现实，但是，看到自己一生的心血已经被证明对世界有如此大的贡献，他很可能也会感到心满意足。
《人生的动力》，[美]爱德华·霍夫曼著，美同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