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西哥的淡水湖里生活着一种白化蝾螈，有一阵子，这个物种吸引了动物学家和研究动物演化的学者的注意。那些有机会在水族馆中观察过这种蝾螈的人，会为它的幼儿的、几近于胎儿的外表而感到震惊。它相对巨大的脑袋，没入了它的身体，它的皮肤是乳白色的，在口鼻上和持续活动的鳃周围隐约有灰色的和鲜艳的蓝色、粉色的花纹；它的细足前端是花瓣形的肉掌。
白化蝾螈
起初墨西哥钝口螈被分类为一个终生维持一些两栖动物的幼体阶段特有的典型特征（比如用鳃呼吸和水生环境）的独特物种。尽管有着幼体的外表，但它完全具有繁殖能力这个事实，无疑证明了它是一个自主的物种。直到后来，一系列的实验才表明，在这个小蝾螈身上施用甲状腺激素，就能引发两栖动物的正常的变态。于是，它失去了它的鳃，并且，在发展肺呼吸的同时，它也结束了它的水生生活，并发展成虎纹钝口螈（Ambystoma tigrinum）的成年实例。这些环境可能诱使人们把墨西哥钝口螈分类为演化的退化的一个案例，分类为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的一次失败，这个失败使蝾螈放弃了它的存在的陆生部分，并无限地延长了它的幼体状态。但近来，恰恰是这种执拗的幼体主义（幼体性熟或幼态持续），提供了一把新的、理解人类演化的钥匙。
现在，人们认为，人不是从个体的成年体，而是从灵长类动物的幼体（就像墨西哥钝口螈那样，这个幼体早熟地获得了生殖能力）演化而来的。这将解释人那些形态学上的特征，从枕骨腔的位置到耳郭的形状，从无毛发的皮肤到手脚的结构，这些特征与成年的类人猿不一致，却符合类人猿胎儿的特征。在灵长类动物身上是暂时性的特征，在人身上变成了最终的结果，这因此而以某种方式，在血与骨中，形成了一个永恒的孩童。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个假设还支持一种新的、理解语言和体外传统的整个领域［后者比任何基因印记都更称得上是智人（homo sapiens）的特征，但直到现在，科学看起来都还在本质上缺乏理解它的能力］的进路。
让我们试着想象一个幼儿，和墨西哥钝口螈不一样，它不仅维持了它的幼体环境，保留了它不成熟的形式，而且，可以说，它还如此彻底地被抛给了它自己的幼儿状态，它的细胞的特化程度是如此之低而全能性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它为了坚持它的不成熟和无助，而拒绝一切特定的命运和一切确定的环境。动物不关心它们不被铭写在其生殖腺中的体细胞的可能性；与人们可能的想法相反，它们才一点儿也不关注这个必死的东西（体细胞是每个个体身上无论如何注定要死的东西）呢，它们只发展固定在基因代码中的那些无限可重复的可能性。它们只注意规律——只注意被写（在基因里）的东西。
另一方面，幼态持续的幼儿，则会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况：他有能力注意未被写下的东西、任意的和不被编码的体细胞的可能性；在他的幼儿的全能性中，他会狂喜地被压倒，被抛出自己——不像其他生物那样被抛入一个特定的冒险或缓解，而是第一次，被抛入一个世界。他会真的聆听存在。他的声音依然不受一切基因的成规的束缚，并且他绝对无物可说或表达，作为自成一类的动物，他可以像亚当一样，用他的语言命名万物。在命名中，人与幼儿期联系起来了，他永远与一种超越一切特定的命运和一切基因的召命的开放关联。
但这个开放，这个在存在中的呆若木鸡的停留，不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和他有关的事件。事实上，它甚至不是一个事件，某种可以在体内记录，并在基因的记忆中习得的东西；相反，它是某种必须保持绝对外在的东西，是和他有关的“无”，和因为这样而只能被交给遗忘——也就是说，只能被交给一种体外的记忆和一个传统——的东西。对他来说，问题在于准确地想起“无”：在他身上发生或自我显现的“无”。但这个“无”，作为“无”，也先于一切在场和一切记忆。这就是为什么在传递任何知识或传统之前，人必然得先传递这个无思（svagatezza）本身、这个不定的开放本身——在这个无思、这个开放中，像具体的历史传统那样的东西才变得可能。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种看起来琐碎的论证来表达这点：在亲自传递某物之前，人必须首先传递语言。（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成年人不可能再去学习说话；第一次进入语言的是孩童，而不是成人，而尽管智人有四万年的历史，他最属人的特征——习得语言——也依然与一种幼儿境况和一种外在性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谁，只要他相信特定的命运，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地说话。）
真正的灵性和文化不会忘记人的语言这个原初的、幼儿的召命；而那种为传递不朽的、编码的价值（在这样的价值中，幼体持续的开放，在一个特定的传统中，再次关闭了）而模仿自然的生殖腺的尝试，恰恰是堕落的文化的特征。事实上，如果说有什么把人的传统和基因代码的传统区分开的话，那么，区分二者的确切来说正是这个事实，即，人的传统想要拯救的，不只是可拯救的东西（物种的本质特征），还有那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拯救的东西，那反而已经丢失的东西；或者这么说更好，那被当作一个特定的属性来占有，却恰恰因此而不可遗忘的东西，也就是说，存在，幼儿的体细胞的开放——只有世界，只有语言，才配得上它。理念和本质想拯救的是现象，那曾经存在的不可重复的东西；而最符合逻各斯的目的的，不是保存物种，而是复活肉体。
在我们内部的某个地方，那个漫不经心的幼态持续的孩童，还在继续着他的王的游戏。正是他的游戏，给了我们时间，使那永不落幕的开放对我们保持微开的状态。而大地上各色的人和语言，都以各自的方式，为保存和抑制——在多大程度上保存，就在多大程度上推迟——而看守着那个开放。各种各样的民族和那许许多多的历史的语言都是虚假的召命，在它们的召唤下，人试图对他不可容忍的声音的缺失做出回应；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说，它们（人的这些尝试）是注定没有结果的，试图把握不可把握的东西，变成——这个永恒的孩童——大人的尝试。只有在那一天，当原初的幼儿的开放真正地、令人眩晕地如是地被把握的时候，当时间终于完成的时候，人才最终有能力建构一种普世的、不再延迟的历史和语言，并停止他们在各种传统中的徘徊。这个人类对幼儿体细胞的真正回忆被称为思想——也就是，政治。
本文节选自[意]吉奥乔·阿甘本著，王立秋译，《散文的理念》，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