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在西班牙偶然接触了一个精神分析组织。奇怪的是，这个组织的分析师是一群阿根廷人。他们不仅给病人看病，还教授课程、撰写诗歌、组织诗歌朗诵会。西班牙友人告诉我，西班牙人对阿根廷人的刻板印象是：他们大多是精神分析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困惑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多年后，当我到阿根廷访学时，谜底终于揭晓了。一次，我与当地朋友约见面，他告诉我，明天要去看精神分析师。我十分关切地询问他出什么事情了——在中国，有严重精神困扰的人才去看医生。他跟我解释道，这在阿根廷稀松平常，中产阶级经常去找精神分析师，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患了严重的精神疾病，而是精神上出现了类似感冒的症状，工作单位也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要求，一般都准许请假。我听了感到十分诧异。而当我翻看阿根廷的旅游手册，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帕勒莫街区被称为“弗洛伊德村”，阿根廷被称为“世界精神分析之都”，才恍然大悟，原来精神分析已经和阿根廷社会融为一体了。
精神分析在阿根廷的传播
在西方，随着现代化、世俗化的快速行进，人的生存境遇与社会互动都与以往大不相同，人们尤其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危机，他们通过弗洛伊德学说的释梦等方法，尝试寻找内心的“潜意识”，用非理性的本能冲动来解释人的行为。正统派认为，弗洛伊德掀起的是一场文化革命；宗教届与科学届则极力反对这一做法，前者认为这是在鼓励不检点的私人行为，后者则认为这没有任何治疗效果，也不可能成为科学的学科。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实证主义陷入危机，这给医学界的替代性治疗理论腾出了空间，精神分析开始以实证心理学的面目登场。随后，这套理论也很快转化为一种致力于文化诊断和社会诊断的工具，为一系列打破父权制文化、反对社会异化和精神桎梏的反抗行为提供了知识依据，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弗洛伊德派精神分析从维也纳传至苏黎世，从英美法再传播到西语世界。当时，阿根廷是拉美国家中最为发达和欧化的国家，社会发展、城市化和民众受教育的程度较高，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崇拜欧洲文化，这让阿根廷成为接受精神分析的肥沃土壤。
精神分析在阿根廷的传播始于二十年代，弗洛伊德作品的法语版本开始进入阿根廷，引发了学界和医学界的大争论，大多数人对其持有负面看法。直到三十年代末，随着一批欧洲的精神分析师移民到阿根廷，精神分析才逐渐获得了正面的形象。阿根廷正统精神分析的创始人，西班牙人安赫尔·嘉尔玛（Angel Garma）积极推进弗洛伊德派的治疗方法，一些本地的精神病学家也有兴趣在治疗中尝试使用这些方法，这两批人共同成立了阿根廷精神分析协会，更系统地制定行医方法、技术和道德规范。许多大学自五十年代起开设心理学专业，并教授精神分析，这样一来，精神分析为知识阶层所广泛接受。当时，在一众精神分析师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是一个创始人为梅兰妮·克莱恩的精神分析支派。在克莱恩学派的影响下，大学培养了一批倾向于接受精神分析方法的新心理学家，新的治疗方法也逐渐得到应用，甚至进入了公立医院，为大众进行心理治疗。
阿根廷精神分析之父安赫尔·嘉尔玛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阿根廷陷入了反抗与镇压的漩涡中，可以说是激情大过理性的时代。随着新左派的兴起，精神分析和政治的关系、精神分析是否应该投身社会与政治等，都成为行业内争论的中心话题。协会正统派成员认为该学科为个人提供服务，不应涉足政治；一部分激进的成员则认为，专注治疗个人的精神分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帮凶，协助人们温顺地服从于分配的不公正，他们提倡，精神分析应成为分析社会现象的工具，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和剥削。这些争论导致了阿根廷精神分析协会的分裂，激进成员反对体制性协会的资产阶级性质，主动选择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尝试为底层民众提供服务。在反叛思潮盛行之时，拉康派精神分析理论因其反体制的特征，在阿根廷格外受欢迎。阿尔都塞对社会的分析就是受到拉康派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阿尔都塞思想在阿根廷的流行也间接推进了拉康派精神分析学说在阿根廷的影响力。
1976年上台的军政府禁止了精神分析的治疗和活动，因政治原因流亡的医师将拉康派输入流亡地，如巴西、墨西哥，西班牙等。我在西班牙遇上的阿根廷精神分析师，也是这一时间流亡去西班牙的。自八十年代开始，阿根廷精神分析协会已无法垄断精神分析师的培养工作，各种各样的派别在协会体制之外进行教学。除了传统的克莱恩学派，新的思潮也不断被引进，如温尼科特、科赫特、克恩伯格等，甚至拉康的异见者也都在阿根廷找到了追随者。
今日，阿根廷的精神分析负有盛名，全国共有四个相关协会加入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该行业从业人数仅次于美国，每百万人就有29个国际协会认证的精神分析师；而且这里是世界上拉康派分析师最多的地方，数量堪比法国。阿根廷的精神分析医师还积极向外输出影响，培训了西班牙和拉美其他国家该行业的从业人员，一位有华人血统的精神分析师特蕾莎·袁，曾到访中国，与医院合作，积极向中国推广这种治疗方法。
特蕾莎·袁《中国精神分析崭新的开始》
在阿根廷，精神分析价格不菲，消费群体却不仅限于有购买力的中产阶级，底层民众也可以在公立医院享受免费或廉价的精神分析服务，儿童体检中也包含精神分析的内容，甚至监狱每周都给犯人提供一次精神分析服务。除此之外，精神分析早早地就进入了文学、电影、电视、广播、报纸等领域，各大报纸都有心理学专栏，在这里，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几乎成了同义词，弗洛伊德的漫画形象在报刊中如庇隆、格瓦拉一样频繁地出现，“俄狄浦斯情结”、“压抑”、“无意识”、“投射”等词汇进入了大众日常话语之中。
精神分析之于阿根廷的AB面
为什么精神分析能在阿根廷获得如此惊人的发展呢？其中的缘由与阿根廷民族的构成相关。阿根廷曾引入大量的欧洲移民，第一代移民在适应新国家的过程中，与自身的传统价值观和文化发生断裂，常常带有思乡的忧愁情绪，并将社会地位晋升的希望过重地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导致下一代的反叛与独立，造成许多家庭冲突，精神分析可以解释和调节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此外，这些移民的后代对阿根廷的认同比较薄弱，他们的心愿是回到祖上的故乡。许多戏谑的称谓，如“阿根廷人说着意大利语、自认为是英国人”，阿根廷人是“迷失在潘帕斯的欧洲人”等等，都体现了这种思乡与失落的心态。精神分析在阿根廷历史上起到了社会凝聚的作用，为个人提供一种自我感知和社会关系的象征范式。
除了社会凝聚的作用，精神分析理论还经常被知识分子用来分析民族特性。著名作家埃斯特拉达（Ezequiel Martínez Estrada）的小说《透视潘帕斯》就是采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对阿根廷民族特性进行悲观地剖析，将民众眼中富裕的国家描绘成肤浅的、浮动的、没有真正的形态，将英勇的高乔民族形象塑造为一群孤寂的迷途羔羊，还认为政府充斥着腐败，因此，他认定潘帕斯这片无垠的平原是没有出路的。他将这种现象的根源追溯到西班牙殖民时期：西班牙人的掠夺、投机和贪婪，给阿根廷人带来了自我欺骗、孤独和道德衰败，以及挥之不去的文明包装下的野蛮。这种负面的描写——尽管夸张，却是对盲目欧化的民族心态的一记重击。直至今日，阿根廷人经常在暗地里说，“我们跟那些拉美人可不是一回事”，这正体现了阿根廷民族身份想象中的欧洲“镜像”与现实生活中的荒芜身份之间不可弥合的创伤性割裂，但不得不承认，这一割裂也成了他们的民族特性之一。
埃斯特拉达《透视潘帕斯》
精神分析在历史上还起到了疗愈民众的作用，提供了从私人生活领域介入公共生活的路径。例如，军政府时期使用的暴力，尤其是“强制失踪”这种手段，给民众带来恐惧与无从表达的悲伤，精神分析给受害者家属提供了慰藉和支持。再如，2001年阿根廷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银行挤兑和许多商品的短缺导致经济一度退化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这使得阿根廷的富裕形象一落千丈，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新型精神分析转而深入社区为民众服务。另一方面，延续六、七十年代的思潮和实践，精神分析也直接介入公共政治生活，提供对现实的解释。严重的经济危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一些精神分析师一跃成为媒体上分析时局的权威。他们采取“否定”“防御机制”等心理因素来解释这场危机，把危机的根源追溯到军政府时期和民族劣根性，认为阿根廷人民对军政府的暴行有一种无意识的自责，而且具有受虐的倾向，因而对梅内姆政府的判断有所失误，才导致了今日的悲剧。
阿根廷人热爱精神分析，精神分析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们从中寻得暂时的慰藉，为心理和行为找到一些合理化的解释，体现出他们高度自省和理性的优点；另一方面，他们有可能过度关注“症状”（即对现象所作出的社会和家庭方面的结构性解释），从而忽视个人自身的因素。因而，看似自省的阿根廷民族，却因过度“清醒”，忽视了面对现实处境调整自我的能力，这并不利于改善个人和国家的状况。过度强调结构性和外部因素的解释，将问题都推给“他者”和“结构”，结果只能是陷入被害者心态和高度个人主义中无法自拔。作为个人来说，难有乐观的心态，心情如探戈曲子一般，总是带着忧伤；作为民族集体，一旦发生危机，会将问题归咎于来自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对其结构性的依附，一切来投资的强国都是帝国主义剥削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是不怀好意的，却不去反思，除了在左右两极政府和政策之间摇摆，自身是否有需要改进和调整的地方。因此，“精神分析之都”的标签对阿根廷是好是坏，结论因人而异。无论如何，一如探戈和高乔文化，精神分析是阿根廷人集体身份想象的一部分，是他们世界观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理解阿根廷人的精神分析爱好，也是理解阿根廷人的一个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