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美] 贾雷德·戴蒙德，曾楚媛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4月版，98.00元
在全球疫情蔓延、社会动荡撕裂的当下，贾雷德·戴蒙德的《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中译本（原作名: 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2019，曾楚媛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4月）非常应景，难怪在出书一个月内就第四刷。全球动荡，危机爆发频仍，国家与个人应怎样应对？如何自救？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卖点，畅销是应该的。去年4月，书还没出来，戴蒙德在英国接受《卫报》和《观察家》杂志撰稿人Andrew Anthony的采访，像是为即将出来的新书做点宣传。采访者称这部著作是“大杂烩”历史课，所谓“大杂烩”指的是他的观点和立场。比如，他反对民族主义，但支持对国族身份的认同；承认外来移民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新鲜血液的补充，同时也反对大规模的移民；他担心气候变化，反对破坏环境，同时又与石油和采矿公司合作；他是资本主义的忠实拥趸，却又极力反对不断增长的经济不平等。他说戴蒙德自己明白这本书会引来很多反对的声音，“但也有一种可能——这种核心价值的坚守性与灵活性的混合能引起政客们的注意，对处理个人和国家危机也必不可少。”（参见《界面新闻》，2019，4，29）一年过去了，我不知道这部著作是否已经引起政客的注意，但是受许多读者的欢迎则是肯定的，因为“危机”与“自救”实在是吸引人的话题。
全书开头的第一段就说，“心理治疗师积累了大量关于解决个人危机的案例和见闻，并试图从中找寻规律。那么，这些结论可否帮助我们找到化解国家危机之道？”（“序言”）说得很直白，这就是把心理医师、历史学家、政治观察者和励志演说家等不同角色糅合在一起提出来的危机对策论。在作者看来，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之间存在一致性，只要能在危机中化险为夷，就能实现朝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剧变”。戴蒙德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总结了十二个应对危机的步骤，认为可以把它们优化之后应用到“国家”层面。这十二个因素或步骤是：一，承认危机；二，接受解决危机的责任；三，确定危机的边界；四，求助外界；五，借鉴榜样；六，自我力量/国家凝聚力；七，诚实地自我评估；八，应对危机的经验；九，耐心；十，灵活性；十一，核心价值观；十二，个人约束条件/国家地缘限制。戴蒙德认为，一个国家在应对“国家危机”时的反应，跟一个人应对自己“人生危机”时的反应，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他选择了自己比较熟悉的美国、日本、德国、芬兰、澳大利亚、印尼和智利七个国家，通过分析这些国家历史上的危机，论证了这套危机解决方案的可行性。但是在我看来，如此重大的议题、如此开阔的视野和如此复杂的国家与民族的差异性，实在很难在历史叙事、现实分析和心理治疗这三种不同维度之间找到很扎实的思维与叙事的平衡点。对那些在宏观与微观叙事的合理平衡、比较性研究的可比性逻辑以及历史语境的重现等方面有较高要求的读者来说，也可能会有更高的阅读期待。
按照戴蒙德的自述，“本书是针对七个现代国家在数十年间所经历的危机和选择性变革进行的一种比较性、叙述性、探索性研究。”（“序言”）这是很不错的设想。这里的关键词是“危机”与“选择性变革”，经历过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的历史转折的读者应该不难体会这两个词的历史份量。联系到今天全球性的危机四伏，这两个概念的现实意义更加沉重。戴蒙德认为，在危机面前需要有选择性地进行改变，“这里的关键词是‘选择性’。个人或国家不可能完全改变和抛弃过往的一切，这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的。……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鼓足勇气识别那些必须改变的方面。这就要求个人或国家找到符合自身能力和自身条件的应对危机的新方法。与此同时，他们要划清界限，明确那些对其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绝不可以改变的元素”（“序言”）。那么，究竟什么是“对其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绝不可以改变的元素”，他没有接着讲。但是在“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和“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中都有“核心价值观”这项因素，就是在危机面前，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都绝对不能改变的元素。比如他认为对个人来说，有些核心价值是宁死也不能改变、毫无商量余地的（20页）；对国家来说，也有同样的不能改变的核心价值观，比如“英国的铮铮铁骨来自这样一种核心价值观：‘我们绝不投降’”（26页）。我们熟悉的历史上所有伟大民族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有一句口号：“不自由，毋宁死。”这就是在危机中无论结果如何都不能改变的核心价值观。还有就是，在法西斯文化专制猖獗的危机形势中，反法西斯的新闻工作者、文人知识分子选择“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同样也是事关戴蒙德所讲的危机中的“选择性”与核心价值观。可惜的是他没有继续讨论选择与代价的问题，没有深入分析英国人选择“我们绝不投降”可能要付出的流血牺牲的代价，因而使危机与剧变中的“选择性”与坚持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缺乏进一步的正义伦理和底线立场的支撑和论证。
在“序言”中戴蒙德谈到第四章“全民的智利”的时候，说看过这本书手稿的美国朋友都认为，“讲智利的这章内容是全书最可怕的部分，皆因一个民主国家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全然转变为一个残酷的独裁国。”如果说这是危机中的“剧变”的话，那么更可怕的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在皮诺切特将军于1973年9月11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智利民主政府之后，竟然无人能预见到皮诺切特那种史无前例的统治的残酷性，也没有料到这种恐怖局面会延续十七年那么长。在今天不难想象的是，当年智利人在面对危机和剧变的时刻，对失去曾经拥有自由与民主的悲怆之情、对未来黑暗岁月的迷惘与恐惧、对个人力量能否战胜危机和改变未来的忧虑，是何等的无助和绝望。这些都是戴蒙德力图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危机应对框架的时候没有完全忽视的精神与情感议题，就像人们熟悉的那歌曲里唱的：“把拥有变做失去/ 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 迎接光辉岁月/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 自信可改变未来/ 问谁又能做到。”
戴蒙德在谈到美国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类似民主危机的时候，也表现出深刻的敏感性和想象力：“我认为在美国有可能发生的是，执掌美国政府或州政府的党派将不断对选民登记加以操纵，往法院里塞满串通一气的法官，从而利用法庭来质疑选举结果的合法性，然后诉诸‘执法机关’，利用警察、国民警卫队、储备军或者军队去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这正是为何我认为政治极化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307页）这样的政治想象在近来美国社会发生的政治动荡中已经不会显得太荒诞了。在美国危机问题之后，是第十一章“世界将去往何处”，这一叙事发展正是今天人们普遍思考的重大问题。戴蒙德说，“我认为，以下四个问题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文明造成破坏。我根据这些问题的可见程度而不是重要性进行了降序排列，它们依次是：核武器的爆发式增长、全球气候变化、全球资源枯竭，以及全球各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也许有的人会加入其他的一些因素，譬如伊斯兰教激进主义、传染性疾病的出现、行星之间的碰撞，还有大量生物灭绝的现象。”（335页）他在去年初还没有预见到一年之后发生的全球性新冠肺炎，但他毕竟是医学院的生理学专家，在后面的论述中也谈到“近几十年，那些可怕的致命性新型疾病主要是通过游客，从地方性疾病肆虐且公共卫生条件欠佳的落后国家被带到发达国家——例如霍乱、埃博拉病毒、流感、(特别是）艾滋病等。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上升。”“新型疾病的传播是全球化进程带来的一个意外后果”。（362-363页）
美国读书界有两篇书评不妨一读。5月《纽约时报》书评专栏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当您身处危机国家时该怎么办？》（作者：Anand Giridharadas），作者形象地称本书属于“三万英尺的书籍类型”，即以三万英尺高空的视角写作，和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等人的著作一样适合放在机场书店。顺便要说的是，该书中译本的封底就有平克的推荐语。文章认为戴蒙德相信并运用解决个人危机的十二种因素来探索解决国家危机之途，承认其中有些因素是相通的，而有些则比较紧张。另外，文章指出书中存在很多史实错误，而这当然影响了人们对作者的历史叙事的信任。我对这个问题也比较关注，因为在这样的宏观历史叙事框架中，史实细节的错误往往难以完全避免，这就更应注意核实以尽可能减少错误。可能是考虑到读者的面向，该书内文没有任何注释，这对于包含大量信息、数据的历史叙事来说需要有非常严谨的核实。在书末列出的“拓展阅读”只是“提供那些可能会对读者有价值而且容易找到的文献”（421页），而并非作者在写作中引用的史料来源。作者在“致谢”中提到有三位研究助理“对书中涉及的信息和参考材料逐一核查”，但为什么还是被这位评论者发现那么多的错误？可能是由于助理们只是核查了各种数据，而对于作者以自己的语言讲述的历史事件、公共政策等方面的史实并没有逐一核实。戴蒙德在“序言”中也说了，“档案研究不是我这本书的基础。实际上，我借助对个人危机的研究结果，加上明确的比较方法，再结合自己和朋友的生活经历，为本书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框架。”这当然也是一种值得探索的写作尝试。那位看来比较挑剔的书评作者也谈到戴蒙德在书中很少引用文献资料，却喜欢引用他在那些国家生活的时候认识的那些朋友的话，他认为这也很有问题。但是我发现全书中引用朋友说法的情况并不是他说的那么严重，另外作为当地人甚至是当事人的看法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问题只是需要有进一步的考察、印证。
6月《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书评题目是《心理疗法可以解决个人问题，为什么不能解决国家危机？》（作者：Moisés Naím），文章说戴蒙德试图论述的是，虽然个人和国家之间有很大差异，然而他的方法仍然可以有效地诊断和解决国家危机。但是，在危机中的国家和个人之间是否真的具有可比性？作者认为他的分析还缺少足够的说服力，问题出在三个方面：第一，戴蒙德把“意志力”作为决定个人和国家处理危机的成败关键因素，而这是有争议的：第二是他对利他主义的国际援助的假设往往是不现实的；第三点是在他广泛的研究视野中，没有能够为他的论证提供足够的证据。因此，当他力图把一所心理治疗师学校制定的十二种个人应对危机的因素清单用于应对国家危机的时候，显然存在诸多不适。文章以书中的芬兰、日本、智利三个国家的案例，说明他的国家危机分析与他设置的从个人危机推导出来的因素框架存在矛盾。但作者最后认为从某些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也并不重要，因为他有会讲故事的优点（文中提到他像一位“迷人的晚宴嘉宾”）；他提醒读者关注人类面临的危机，关注与真相相关的历史进程，关注国家危机中的关键时刻，这些都是他的贡献。我想这是可以同意的看法。
读戴蒙德的危机应对理论及历史叙事，我很自然想到埃里克·沃格林( Eric Voegelin) 的《危机和人的启示》（刘景联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年）。沃格林要追问的是造成现代世界危机的推动力量究竟是什么，以及在这些推动力量背后的问题之链。由于有着从纳粹帝国暴政中死里逃生的个体经验，对于沃格林来说，现代世界的无可置疑的最大危机表现为极权政治带来的震撼；这使他和其他欧洲移民一样，无法彻底消除现代意识形态政治的噩梦。在纳粹事件和经验早已成为历史的时候，那种经验仍然延续并造成沃格林所痛切地感受到的存在的危机，沃格林对此的解释是由于“人的工具化”和“政治虚伪性的工具化”。他认为康德理性与道德律令被颠倒过来，人本身变得不是目的，而仅仅是供立法者利用的工具，“这是直到当代独裁统治为止的各种各样的集权主义的新的基本命题”（75页）。当“人是目的”的精神原则至今未能成为社会进步的根本共识和核心价值原则的时候，危机就必然出现。因此，在沃格林看来所有真正的、最深刻的危机都是关于人的目的性的危机，许多人的受苦、沉沦以及这种状况的被遮盖和被无视，就是深刻的危机。用戴蒙德“影响危机结果的因素”中的第一项“直面危机的现实”和第二项“愿意承担责任”来看，对于沃格林所讲的这种关于人的目的性的危机有多少人会自觉意识到呢？有多少人能从以谎言、暴力维系的现实中看到沃格林所讲的真实危机呢？又有多少人在道德上有一种担当责任的意愿呢？对于解决危机的办法，沃格林同样充满了深刻的忧虑感。比如他对巴枯宁等人反抗黑暗的道德勇气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也看到在解决人的危机中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因“人的工具化”而导致的危机甚至使冲破危机的途径也只能是“人的工具化”？这是一个关于革命的最具有宿命色彩的悖论：尽管最理想的革命可以宣称以人为目的，但在实践中无论是发动群众还是搞个人英雄主义，人在其中都只能是工具化的，继续为下一次的革命积累着原因和动力。所以沃格林说：“革命的风暴带着其恐怖和道德的混乱，是一片命运无法知晓的黑暗，人类要在当中摸索前行，去发现新的正义之光。”（279页）。很显然，戴蒙德的危机论与沃格林的危机论完全是在不同层次上展开的。
“沉疴遍地，病魔肆虐，财富聚集，众生危亡。”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以奥利弗·哥德斯密斯《荒村》中的这个句子作为他的《沉疴遍地》的题记，渗透着一位历史学家对当今世界现实状况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包括疫病流行、恐怖主义、种族主义、难民问题、民粹主义、仇外情绪、贸易纷争……世界似乎在一夜之间陷落在泥淖之中。在普遍蔓延的困惑、迷茫和焦虑中，人们甚至已经不考虑“这个世界还会好吗”，而是担心“事情还会糟糕成什么地步？”托尼·朱特曾经说过的，那些深刻的错误已经似乎使我们无法想象另一种可能，思想者面临的考验是如何认识这个沉疴遍地的世界，如何准确地为时代的病灶定位，以及如何探索战胜危机的方向与路径。英国社会学家、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齐格蒙·鲍曼在辞世前不久的一篇文章说，“目前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无法依赖魔杖、捷径或即时疗法就能解决的……我们需要冷静的头脑、钢铁般的意志和巨大的勇气；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真正长远的视野——以及足够的耐心。”（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孙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46页）我相信这是应对任何危机所真正需要的。
戴蒙德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中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会成为重大变革契机”，这是从他的危机理论必然得出的结论。 前几天戴蒙德在参加线上演讲和对话活动的时候所表现的精神状态真的不像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而且他对于新冠疫情的乐观态度听起来也是让人高兴的——他说“这场新冠肺炎危机给了一个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的机会”。虽然我知道在危机面前我们不要被那些名人关于危机的鸡汤格言（如丘吉尔的“永远不要让一场好危机白白浪费”、拿破仑的“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成功即将到来的时候”和尼采的“那些杀不死我们的，必将使我们更强大”）所陶醉，虽然我更宁愿问自己的是，我们是否具有冷静的头脑、钢铁般的意志、巨大的勇气、真正长远的视野以及足够的耐心。
说起来，我更喜欢看到的是少年时代的戴蒙德与他父亲一起在卧室的地图上研究二战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线如何转移，还有他作为鸟类学家如何从直升机上跃下，在人迹罕至的新几内亚岛福贾山顶峰发现了绝迹已久的黄额园丁鸟，以及他到晚年还会去健身和弹奏钢琴。在历史写作方面，1997年他的经典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虽然也引起过“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争议，但是他当年提出“病菌取得的战果，甚至要超过武器的胜利”的结论在今天看来还是有预见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