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既往学界有关戊戌变法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的改革方案和主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海荣所著新书《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1895～1899）》着重考察了1895～1899年清朝统治阶层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而开展的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在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创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实政改革”。本文中，该书责编陈肖寒介绍新书主题，并谈了他的书稿编校感受。
张海荣著《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1895～18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
我与本书的作者张海荣，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曾有过短暂的共同学习经历（2010—2013）。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尽管修改幅度较大，但其中的若干章节和问题，在本书出版前，我已曾多次听作者在不同场合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学术报告（最早的一次可追溯到2010年8月）。也正是由此，我在对作者本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人才培养风格、学术传统都有一定了解的情况下，担当本书的责任编辑进而撰写推荐语，“以编辑之心度学术新星之腹”，自认为还是能稍稍切中要点的。但我仍要郑重声明，以下所论均仅仅属于推介语，而非正式书评。一孔之明，不过字句间渺小得失，后者则理应留待近代史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完成。
本书的选题是一个颇为艰难（然而有意义）的领域。在长久占据主流地位的中国近代史的叙述方式中，“近代”（1840—1919）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应当首先完成推翻封建阶级封建统治历史任务的过渡时期。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清朝的“封建统治者”被认为是“落后的、腐朽的、应该被打倒的”，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代表了当时先进的阶级，是完成此一时期历史任务的主力军，应当唱历史的主角。由此造成的吊诡现象是，1840—1911年本是清史的一部分，清王朝的统治虽不能说仍稳如磐石，但在法理上和事实上均为中国政治舞台主体的情况下，“清朝”反而常常被排斥于主流研究对象之外。过去的近代史著作多注意于代表“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义和团、捻军、西北回民，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早期近代知识分子（如王韬、郑观应等）、维新派，乃至孙中山，而较少关注清政府本身。特别是在1894—1911年这段时间，对维新派、革命派的研究，超过（甚至一度取代）了对“清朝”的研究，仿佛位于政治中心舞台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而慈禧、荣禄、袁世凯、端方等作为“反面角色”，对其的描写只有内容薄厚的区别，没有实质的研究意义上的突破。1894—1911年的“清史”变成了近代资产阶级的“革命史”和清朝自己的“灭亡史”。即便有以清政府为主要对象介绍其“改革”的研究，也多集中在那些推行维新派改良政策的地区（例如陈宝箴的湖南），探讨的内容是维新派政策在当地的推行情况。幸而近些年来，多亏一些学者的积极呼吁，对清朝本身的研究已经广泛开展（例如清末新政），尤其是几年前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火热，在普通民众中也引起了对改革史的热烈讨论。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讲，19世纪60年代开始有洋务运动（一般认为结束于1894年甲午战争），20世纪初有清末新政（开始于1901年），从理论和常识上推之，清政府似不会也不应独独在1895—1899这五年间突然停下前进的脚步。作为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独缺对此一时段清政府所作所为的重要研究，似是说不过去的。
另外一个不利的局面是，二三十年前，传统政治史研究一度突然陷入低潮。在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概念史（如今中文里又有了新文化史、观念史、生活史等新名词）等的冲击下，政治史成为“旧史学”的代名词，沦于被“批判”的对象。研究传统政治史，一度成了“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正落梁启超的批评之中。如今看来，这无疑是有些学艺不精者对梁启超的过度解读（是否有意，则不得而知），但在当时，似乎研究老百姓的柴米油盐，才符合历史学的真谛。运用报刊资料、田野调查资料、口述资料、民间私人档案（如日记、书信）成为一时风尚，官方档案似乎一夜之间失去了公信力，常常被认为是不大可信的（而且层级越高，其档案越被认为不太可信，例如县衙里的档案好像就天然地比军机处的档案更有说服力。这当然有很大一部分是实情，我也常认为这些批评中有许多真知灼见）。尽管近些年来政治史研究明显回暖，但是研究者对政治史最为倚重的材料——官方档案的真实度的信心，到底恢复到何种程度，还实在不好说。一个总督的奏折，和一个农民的呈状，假如其内容相左的话，我们可以相信哪种史料，不好相信哪种史料，是否存在一种天然的“政治正确”；过于相信下层材料的人，是否低估了官方思想的影响力，过于迷信档案的人，是否有意淡化档案中大量显而易见的不真实的部分，我想即使最顶尖的学者，内心无疑也是希望看到暗合自己设想的材料，而对反面材料多少会有不同的想法。很难保证研究者在使用某一类材料时，不会自然而然地心虚，但因为舍此之外别无他法，故不得不努力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看到的文字（这样的心路，凡是做过研究的人，其实无疑都经历过）。因此这一问题即便是研究者本人，可能也无法面对大众说出最真实的想法。
即使剖开这些大的背景，仅从技术角度来说，横亘于本书作者面前的困难仍至少有以下四点。第一，甲午到辛丑这段时间（1894—1901），本身系晚清史上一段无比重要的时期。在所谓的“同光中兴”中，对内清朝在南方平定了太平天国（1864），在北方消灭了捻军（1868）、平定热河金丹道起义（1891），在西北、西南平定了甘、陕、滇回民起义（1873）；对外虽无太大的事功，但基本可保一方疆土无虞，不致遭受如两次鸦片战争割地、赔款，甚至连皇帝都死于“北狩”途中的窘境，尚称平静。1870年天津教案、1871年琉球事件、1874年日本侵台、1875年马嘉理事件、1877年击败中亚浩罕国阿古柏、1882年朝鲜壬午之变、1884年中法战争、1886年长崎事件、1891年宜昌教案，后来研究者虽可以“上帝视角”指出其中有措置失宜之处，但总体来说清朝均以较小代价平稳度过，同时也为洋务运动的开展赢得了时间。甲午一战，清朝败于日本，在清政府中枢引起的震动，可谓空前之大。按过去的说法，由器物之变转而为制度之变，即由此而起。然而甲午战败后，清朝虽受巨创，但似还不能说已经伤筋动骨、病入膏肓。人人都想弄清楚，清朝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灭亡的。究竟是被革命派“推翻”的，还是自己把自己“改”死的，其根源何在。第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已有诸多先贤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如石泉、李剑农、汤志钧、黄彰建、孔祥吉、桑兵、茅海建等，各在若干领域做出了高水平研究（尚不包括以史料笔记得名的较早的黄濬、徐一士等人，以及多位厚积薄发、将来未必会在以上诸公之下的当代中青年学者），虽可使后进者得以掌握“前沿”信息，有“巨人”的肩膀可踩，然而毫无疑问也极大增加了更加深入研究的难度。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有如此多卓越的研究存在，对于一个年轻的后进学者来说，很容易陷入对前辈叙述逻辑和结论的思维定式中，不知（或者说不敢）还有何处可以发覆，何处可以超越，一旦把握不好，心态上就会自我否定和迷茫。第三，随着档案（包括私人档案）的大量开放，研究者能看到大量过去学人看不到的资料，从正面说，史料扩充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历史细节；但从反面说，由此便限入无穷无尽的史料之海中，如何从中提取有效的信息（即读进去再读出来），非常考验研究者的能力。尤其在此之中，尚有大量书札、日记等过去没有条件阅读，或者有条件阅读但因其他方面的跟进不足，尚未被人破解的史料，这些资料常以手稿（行草书为主）的形式呈现，本就识读不易，何况内中涉及大量机密，多有隐语。虽说解读这些内容，为研究此一领域学者必需之功，但总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训练，有一定的耐心和恒心，方能驾轻就熟。第四，核心人物思想尚不明朗。众所周知，这一时期决定清朝走向、决定中国命脉的最高层人物是慈禧太后，然而关于慈禧太后本身的直接史料，留存下来的极少。即使是清朝的权臣、重臣（如翁同龢、王文韶等），他们在日记、书信里往往也是凭感觉和经验来推测慈禧太后的意图。这样的推测，有时是准确的，但有时可能完全没有根据。如果我们对慈禧太后的想法都不清楚，便由此来对这一时期国家走势的历史进程评头论足，恐怕不会令人信服。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怎样通过其所引用的史料，来把握最高统治者的思想走向，是极见功力的事。作者是否回应并解决了这些难题，应当由读者，尤其是在本领域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们来判断，而不应由我在此评说。
作者在本书的主体部分分改革发轫、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产、兴办银行、整理邮政、革新教育等七个方面，来论述1895—1899年清政府的实政改革，此外尚介绍了作为背景并有前后因承关系的洋务运动。这是否包括清政府甲午战后改革的全部内容，我想应当由作者自己来说明。况且如今的史学研究也并不追求极端的“系统”、“全面”和“填补空白”，而是在解决问题的前提下突出重点，是否“系统”“全面”，“空白”是否值得“填补”，是由事件本身（及其文字载体史料）所决定。如果我们把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作为检验改革成果的标准，那显然这场改革是失败了。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是不是历史的必然，抑或仅仅是一个多种因素促动下的偶发事件，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下，似乎还不能明确。但假如是后者，就给了我们重新评价这场改革的话语空间。关于修筑铁路，我想得出结论是相对容易的，因为清末那时修筑的关内外铁路、芦汉路、津浦路，包括京张路，就是今天京哈线、京广线、京沪线、京包线的前身，其影响是至今看得见摸得着的。而最不好下结论的则是编练新军，之所以对新军的成就难以把握，是因为甲午战后的新军始终未经一战，而有朝一日和假想敌的实战才是检验军队战斗力的唯一标准（和自己比是否进步没有意义，因为并不会和过去的自己打仗）。至于其他部分，如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开矿、设新式学堂等活动都是必经之路，然而在一个政治、经济机体本身停滞（或进展极缓）的国家中，这样的措施是否现实，以及能实施到什么样的程度，我想读者会在阅读中得出自己的观点。
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一个历史事实做出评价，固然也是历史学家的一项责任，但做出评价的依据，首先要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精细、准确的实证研究上，否则所谓的评价也只是空中楼阁。本书的作者尽力在一定的篇幅内将每一件事的来龙去脉讲解清楚。对于把一件事说得“详细”，历来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历史研究主要是讲清楚过程，有没有结论并不重要，当然大多数人还是同意“讲清楚过程”也应当适可而止，因为“详细”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无底洞，但凡多加一条材料，就可以多一分“详细”。但无论如何，使叙述的内容和篇幅尽量和结论匹配，总该是正确无误的。如今的许多研究，结论是提前设定好的，叙述和征引史料，只是一种表面的工作，无非是充够字数而已。在大段的引用和不痛不痒的平铺直叙后，“由此可见”地嫁接到早已设想好的结论上，而根本不在乎两者间逻辑关系是否确实。从我编辑本书的过程中看，我认为作者的逻辑是清晰的，叙述是有理有据而非大而化之、可有可无的，以40万字的体量描述此一研究课题，篇幅也是合理的（甚至如果没有版面要求，再长一些也无妨）。在重要的场景中，展示了核心的史料；在人尽皆知的事实和作为背景陈述的地方，又尽可能地节约笔墨。作者的论述也是持平的、平允的，不急于在“好、坏”“成功、失败”“正确、错误”“爱国、卖国”这样带有鲜明价值判断取向的问题上下直接断语，而是将道理寓于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令读者读完一段，已能自明其意。
如今在学术论著的写作中，常有一种观点，宣称写出来的书应该照顾大多数读者，让不懂的人也能看懂。在大多数时候，我们是赞同这句话的。但有些时候这种观点也会令人苦恼，使作者在写作时产生较重的心理负担——因为过于担忧读者的反响，从而刻意放低自己的姿态，尽量使用一些通俗、符合现代汉语规则的词句，减少文章中一些古典、雅驯、拗口的表达方式（虽然并不引起歧义，且本来是正确无误的）。我想这可能是对“让不懂的人也能看懂”这句话，各人的理解不同。按照我的理解，“让不懂的人也能看懂”是指让非本研究领域，对该研究课题不甚专精的人，在阅读完本书后，能够对这一研究所涉及的历史事实，有一大致的了解和基本的结论；而不是说让对本段历史一无所知的，甚至古汉语识字断句都成问题的，对各类文体文种、政治制度运作方式都不熟悉的“白丁”，也能明白作者的意思。这样的想法既没有道理，也不现实。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读者的“歧视”——它先入为主地把所有读者当成傻瓜，认为读者不可能理解经典。反过来说，如果作者希望把书写得更有“文化墨水”一些，我们也不能说这样的做法就不对。就本书来说，我想作者的文字表述是较为清晰的，遣词造句是偏向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阅读难度并不大。唯一可能妨碍一般读者阅读的，就是文中的大量引文，但这是受制于题目本身的问题。一般来说，政治史的实证性文章，也不宜全用间接引文，或者将引文转述成作者自己的话的方法写作；“写作技巧高超”（skillful）被用于评价此类著作时（有时也包括其他一些历史著作），往往带有些负面的讽刺意味，暗指作者对历史事实本身的研究功力不足，而只能通过“写作技巧”来弥补掩饰。本书是否“好读”“精彩”，也就是“可读性”如何，这一点还应当由广大读者来做判断。
按照如今出版业通行的“三审三校”原则，此书我原应通读三遍，然而作者本身对自己文字近于严苛的严谨认真，居然使我在编校上没有花费太大精力。但尽管如此，在学术出版规模几十倍于过去的今天（主要指品种数），除了作者本人以外（而且还须是对自己作品负责的作者），我可以肯定地说，编辑是读手里在编的书最仔细的人。也正是基于对这本书比较深入的了解，我相信本书出版后，会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后来研究此一领域，乃至研究晚清政治史的学者必然要参考的一本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