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7月17日，苏格兰哲学家、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爱丁堡去世，在他的墓碑上镌刻着这样一句话：这里埋葬着《道德情操论》、《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的遗体。对于大部分著书立说者而言，文稿是一辈子的心血、一生的成就、一世的遗产，期待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但亚当·斯密在临死前，却选择将自己部分著作焚毁。斯密为何要这样做呢？
写作《国富论》时的亚当·斯密 临终焚稿
斯密焚稿，并非突发奇想或心血来潮，早在17年前，他就动过这个念头。
1773年4月16日，亚当·斯密致信大卫·休谟，请求对方做自己遗稿的保管人，他在信中写道：“我必须告诉您，其中除我随身带着的（指《国富论》）外，别的都不值得出版。”他还提醒休谟，“在房间的矮柜里还有18本左右对开的文稿，页数都不多。这些文稿，我想好了，毁掉就是，不必翻看。”在信的末尾，他特意关照：“除非我突然死去，否则这些文稿我一定设法托人谨慎地交给您。”
然而，休谟走在了斯密前面。1776年8月25日，休谟去世。14年后，斯密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按照约翰·雷《亚当·斯密传》记载，“当斯密预感到自己死期将至时，他除了两三篇认为已经写完可以出版的手稿外，他非常急切地要把自己的所有手稿都销毁掉。”他的身体越来越孱弱，但悔恨的心情越来越强烈，他深感“自己做的事情太少了”。用他的原话说：“我原打算写更多东西，我的原稿中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材料，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他既无法完成未尽的心愿，构建庞大的知识体系，连销毁稿件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恳求好友布莱克和赫顿先生来操作。两人一直没有答应斯密的请求，他们反复安慰斯密，盼望他能恢复健康，或是改变想法。但临终前的一个星期，斯密特意把两人叫过来，要他们当面把16册手稿销毁。
对于焚稿的过程，坎南在《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序言有详尽的描述。坎南写道：在受到亚当·斯密的委托后，詹姆斯·赫顿和约瑟夫·布莱克博士参与了焚稿，具体执行者是后者。那时，亚当·斯密的身体已经极为虚弱，“无法亲手做这件工作”。那天早上，朋友到来的时候，斯密高卧在床，那些薄薄的对开页的稿子则放在“玻璃折门的衣橱中”，斯密虽然看得到，但由于病重已经拿不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请求朋友把文稿从衣橱中取出来，“不管是在卧室还是其他地方焚毁。”
一片火光中，上百页文稿灰飞烟灭。
劫后余生
幸运的是，部分文稿并未就此烟消云散，而是劫后余生，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亚当·斯密哲学文集》。1795年，约瑟夫·布莱克和詹姆斯·赫顿在该书序言中记录了该文稿幸存的经历：
“他在去世之前，曾经一批文稿（即收录于此的这些文章）交托给几位挚友，嘱其按照他们以为妥帖的方式加以处置，又将多份自认为不适合向公众发表的文稿自行销毁。经检视，我们发现这批文稿大部分应该属作者生前一度纳入考虑的一个写作计划的组成部分，他曾打算撰写一部贯穿人文科学和优美艺术的历史著作，但他发现该计划工程过于浩大，因此早已将其放弃。于是，这些已经写成的文稿便一直放在作者手边，未予处理，直到他行将离开的时候。尽管如此，他的朋友们都相信，这些文章将使广大读者再度感到作者著述中一贯鲜明的特点：流畅端丽的行文、缜密精确的表达、明晰透彻的阐述。虽说此书的出版未必能使作者已有的荣名锦上添花，但它定能给读者带来莫大的快乐和满足。”
斯密的另一部重要讲稿《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也得以流传，这部讲稿是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任道德哲学期间讲课、演讲的文稿记录，其传世经历很是曲折。
据坎南记录，“1895年月，我在和《牛津杂志》文艺主编一起聊天，当时在座的还有律师查尔斯·麦康诺基先生，我和他是第一次见面。谈话中我提到了亚当·斯密，麦康诺先生立即插话说他家中有一本亚当·斯密法律演讲的笔记手稿，他认为这本笔记极为重要。”坎南看到的笔记本为八开本，高九英寸、宽七英寸半，厚一英寸又八分之一，用牛皮装订，但牛皮盒书脊已不相连，“与其说是由于经常有人翻阅所致，不如说是由于年代久远的关系。”
这部历经百年的笔记本是如何流落到麦康诺基手中呢？据麦康诺基的自述：“亚当·斯密的演讲笔记是如何落入到我叔祖父詹姆斯·阿兰·麦康诺基之手，我无法查明，非常抱歉。从笔记的日期和其他事实来看，它不可能是詹姆斯·阿兰·麦康诺基或他父亲或他的哥哥所记录以后由别人誊清的……因此我推断这笔记手稿一定是从拍卖或其他途径获得的。詹姆斯·阿兰·麦康诺基曾任律师和奥克尼郡行政司法长官，他没有娶妻，死于1845年。（麦康诺基家族的）梅窦班克大厦还藏有他许多书籍。在过去130年间，在梅窦班克庄园的主人中，曾有两位法官和一位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因此，梅窦班克大厦藏有许多法律书籍，其中有的是很笨重的卷册，这些书堆积在屋顶一间小屋的地上，1876年我开始当律师时，得到允许拿去那些我认为对我有用的书，其中有一本就是这本笔记。从那时起，它一直未离我的手。”
尽管这本笔记流落过程颠沛曲折，但终于得见天日。
难舍的书
除却焚毁的文稿，斯密最难舍的莫过于《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这两部书名不仅刻在了他的墓碑上，也深深地铭刻在他心上。那么，对于《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斯密到底更喜欢哪一部呢？
斯密对于《国富论》的喜爱是不言而喻的。如前文所说，他嘱咐休谟，除了他随身带着“这本书”，其他都不值得出版。在斯密一生的创作过程中，《国富论》并非刻意而为，而是妙手偶得。该书成书于他陪同巴克勒公爵欧洲游学之际，按照斯密给休谟信中所说，“您可以相信，我简直无所事事。为了消磨时光，我已开始写一本书。”从1765年前后开始动笔，到1776年出版，《国富论》的写作历经了十余年。1786年，斯密为该书增写了《序论及全书设计》置于卷首，出版了该书的第四版，这也是他生前最后审定的版本。从初版到终版，正好历经10年。
1776年的《国富论》扉页
《道德情操论》则是斯密倾注精力最多，也最偏爱的一部著作。1759年4月，《道德情操论》首次出版，1790年该书出版了第六版，前后跨越了31年。在斯密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将所有精力都用于《道德情操论》第六版的修订工作，这次修订也是该书1759年出版以来规模最大的，也是最具实质性的一次修订，是他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
与《国富论》写于盛年不同，《道德情操论》最后一版新增内容的“极大部分是斯密在重病之下写成的”。1786年至1787年，慢性肠炎一直折磨着他。约翰·雷在《亚当·斯密传》记载道，这种疾病让斯密一度卧床不起，好友罗伯逊在写给吉本的信中写道，“他（斯密）病得很重，危在旦夕。”
1788年春，斯密的病情有所好转。3月15日，他在写给托马斯·卡德尔的信中写道：“现在我告别同事们4个月，目前正紧张地专心用功。我工作的主题是《道德情操论》，该书的每一部分我正在做添加和改正。主要和最重要的增补在第三部分，该部分的论述的是‘责任心’，还有关于‘道德哲学史’部分，由于我生命的期限极不稳定，很难说我能活到几种我已经计划好的和已经写好了一部分著作出版。”
到了1790年春天，斯密感到自己来日无多，他婉拒了几乎所有社会活动，将所有精力用在对《道德情操论》的修订上。3月31日，他在写给托马斯·卡德尔的信中透露：“自从我上次给您写信后，我一直起劲工作为计划好的《道德情操论》的新版做准备。辛劳甚至损害了我的健康。”他不惜牺牲健康，就是希望在临死前看到该书新版问世。所幸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新版《道德情操论》终于付梓。5月25日，亚当·斯密给托马斯·卡德尔写信，其中提到：“拙著12本（即《道德情操论》第六版）及时收到，衷心感谢。在附下的通知中，装订者告诉我，其中有一本不完整，缺少几页。我请求您在寄往苏格兰的第一个邮袋中把缺页寄下。”
这是斯密的最后一封信。一个多月后，他阖然辞世。
《道德情操论》第二版扉页
毕生坚守
斯密一方面选择焚毁部分稿件，另一方面则倾尽全力修订稿件。在这种看似矛盾的选择中，反应的恰恰是他内心的坚守。
1788年3月15日，他在写给托马斯·卡德尔的信中表露了自己的心迹：“我想，我能够做到的最理想的事情是使那些我已经出版的书籍能以最好、最完整的状态留诸于世。我是个迟钝、非常迟钝的作者，每一篇作品在我能勉强满意它之前，至少要写个六七遍。”
无论是临终焚稿，还是生前修订，斯密所做的事情内在逻辑是一样的，即以毕生心血用于追求崇高真理，把“最好、最完整”的作品留存于世。正如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说，“这些崇高的真理在他年轻时离开（格拉斯哥大学）学院之际，第一次激发了他天才的热情，他最后的精神努力也是寄托在这方面。”如果这个目的不能通过修订实现，那么他情愿毁掉它。
因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在看到未装订的手稿和已经装订好的十几本薄纸手稿全部销毁后，斯密并没有惋惜、失落，而是“似乎大大松了口气”。按照约翰·雷的记录，焚稿完成后，朋友们照例来吃晚饭，斯密仍能像往常那样迎接他们。按照以往惯例，斯密也许会陪他们待到很晚，但人们不让他陪着，九点半左右他返回了卧室。走出房间，他回过头来说道：“诸君，我很喜欢和你们待在一起，但我不得不和你们分手，到那个世界去了。”
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能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斯密未能回答。这一幕让人想起2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临别之际，这位古希腊哲人对弟子说：“现在我去死了，而你们活着。究竟谁更幸福？只有神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