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因病逝世，享年91岁。提起申纪兰，估计多数中国人都不会陌生。她是唯一一位连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女性，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化石”。她的去世，基本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谢幕。
申纪兰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关注，主要是她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贡献。1951年，申纪兰所在的西沟村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21岁的申纪兰当选为副社长。她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并克服男社员的反对争取到了男女同工同酬。在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后报道了申纪兰的事迹后，她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争取男女平等运动的典范，并推动了男女同工同酬写进宪法。
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感谢申纪兰。今天中国的女性地位和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程度，不仅远远高于日、韩等东亚文化圈国家，而且高于大部分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正是以申纪兰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功绩。
1986年9月，申纪兰与县供销社联合办起一座罐头厂。申纪兰（左）和工人一起检查罐头质量。
被遮蔽的历史：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
历史上的女权主义运动，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主要以中产阶级妇女为主体，她们要争取与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利和法律地位，这就是自由主义女权。对这种同一性公民权利的争取，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题中之意，但是同一性公民权利背后的阶级差异和对立，就在这种运动中被遮蔽掉了。也就是说，不仅有男人/女人的差别，还有资产阶级男人/无产阶级男人、资产阶级女人/无产阶级女人的对立。与男人/女人这种自然生理性的对立相比，这种在阶级结构上的对立是更为根本的对立。因此，在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女权，更关注的是底层劳动妇女的解放。它强调不仅要实现女性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而且要打破私有财产制度和既有的阶级结构，妇女解放运动成为无产阶级阶级解放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当时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就出现了自由主义女权和社会主义女权的分歧。伴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女权也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一方面使妇女得以从封建宗法制度中解放出来，打破了毛泽东所说的“父权”、“族权”、“夫权”对于女性的束缚和压迫，另一方面也推动广大妇女走出家庭、广泛参与社会公共劳动，逐步实现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和平等。曾经饱受压迫但又呆滞、麻木的祥林嫂、白毛女，就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变成了申纪兰、吴桂贤、郭凤莲、郝建秀、戚桂芝……他们打破了传统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性别角色和刻板印象，成为合作社社长、纺织工人、拖拉机手、火车司机、飞行员；她们不仅走出了家庭，而且打破了男性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有的甚至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这场伟大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实现，是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阶级解放为前提的。在农村传统小农经济条件下，作为一家之主和主要劳动力的“父亲”，掌握着家庭的经济权力及对妇女、子女的支配权，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之内无力挣脱。而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个体小家庭的劳动逐步转化为社会劳动，“父亲”的经济权力被打破了，根深蒂固的农村父权制也开始瓦解。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以申纪兰为代表的广大农村妇女得以突破“家庭奴隶制”的束缚，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主体。在城市，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也极大削弱了城市个体家庭中的“父权制”。大量女性进入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提升了他们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改变着父权制家庭中的权力关系。
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劳动和生产的社会化，也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的社会化。在私有制条件下，家庭是社会再生产的主要场所，而妇女则是社会再生产职能的主要承担者。而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原先由个体小家庭承担的子女抚养、教育、婚配、住房、赡养老人等问题，逐步转由社会来承担。如当时在国有企业普遍实行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福利分房、退休养老等政策，以及托儿所、幼儿园等福利设施，几乎实现了除家务劳动之外的所有再生产职能的社会化。家庭职能的弱化，使得妇女的负担大为减轻。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再生产职能社会化之后，子女的入学、就业、婚配、住房等等，都不在“一家之主”的权力范围之内了，个体家庭中的父权日益萎缩。
女性的解放和父权的萎缩，使得男强女弱的刻板性别角色和性别分工也被打破了。女性不再是娇弱的代名词，“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成为当时响亮的口号。女性开始进入以前被认为是只有男性才能从事的工作领域，成为拖拉机手、飞行员、火车司机，甚至从事重体力劳动。印在人民币上的女性拖拉机手，就是那个年代中国妇女解放的象征。而在女性走出社会参与社会劳动的同时，男性也开始逐步承担家务劳动。在80年代以后被主流意识形态嘲讽的上海“小男人”形象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是因为上海是中国工业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地方。大量双职工家庭的存在，使得男性也必须承担一定的家务劳动，从而瓦解了传统的“大男人”形象。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们说阶级革命是女性解放的前提，但这并不代表者阶级的解放会自动带来女性的解放，父权制的瓦解并不是阶级革命自然而然的结果。正像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几千年封建社会残留的男权思想和陋习，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全根除，传统父权制的残余依然可能会嵌入到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社会结构中。比如很多男性在女性参加社会劳动的同时仍然拒绝从事家务劳动，这就导致了所谓的妇女的“双重负担”，但是这种矛盾与传统父权制家庭中对女性的压迫已经截然不同。它不再不是一种对抗性矛盾，而是在男性与女性的良性互动中可以协商解决的问题。
“去革命化”浪潮与女权话语的转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伴随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去革命化”浪潮，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遭受到了很多诟病和指责。这种指责主要包含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妇女所得到的解放是国家自上而下恩赐的，而不是妇女自己争取的——妇女是这个运动中被动的客体，而不是能动的主体；第二，中国妇女解放是以男性为标准的解放，过于强调“男女都一样”而压抑了女性的特点——即所谓的“无性化铁姑娘”现象，这种“无性化”的劳动造成了女性的身体伤痛；第三，毛时代用阶级话语遮蔽了性别问题，父权制问题被以阶级解放的名义被压制了。
在对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指责中，既可以看到传统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可以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后现代女权思想的影响。自由主义在分析问题时，一直坚持“国家/公民（个人）”的简单二分法。这种简单二分法在模糊了个人的差异和对立时，也把国家抽象化了。当分析个人时，我们先要问问，是哪个阶级、或哪个群体中的个人；分析国家问题时，我们也问一句“谁的国家”，哪个阶级、哪个群体的国家。自由主义者只看到了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国家政权自上而下“恩赐”给妇女的，但他们忽略的是，社会主义人民政权的成立本身就是包括劳动妇女在内的阶级革命——以及包含在这种阶级革命之内的性别革命的产物。
事实上，在旧社会受压迫最深的女性，一直中国社会革命的深度参与者，妇女解放运动从始至终都是中国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仔细梳理中国革命史的话，就会发现向警予等早期女性革命者的性别观念都是非常超前的，她们也一直在党内为争取妇女解放和两性平权而斗争。大量女性革命者和劳动妇女的支持和参与，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即使是在建国后，类似于男女同工同酬这样的行动，也是在申纪兰等劳动妇女的积极推动和争取下实现的。因此，与自由主义的启蒙叙事相反，女性一直是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的能动主体——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恰恰是自由主义者把女性消极化、客体化了。
而对所谓“无性化铁姑娘”的批判，一般以超体力生产劳动对于女性身体的伤害为依据。但事实上，在知识精英批判所谓“无性化铁姑娘”的同时，大量劳动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瓦解后沦为了资本的雇佣劳动力，从事着更为艰苦甚至可能会造成终身伤害的体力劳动，但是这部分劳动妇女并没有进入知识精英的视野。事实上，这种对“无性化”的批判，代表着重新获得话语权的女性精英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受益者——劳动妇女的反弹。体力劳动光荣的理念已经被废弃了，劳动妇女重新沦为一种底层形象。城市精英女性不屑于与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妇女为伍，她们需要“以一种性别身份的表演”，来与底层划清界限，提升自身的阶级地位。
对“无性化”的批判，也就代表着“男女有别”的性别秩序的重构。“男女都一样”的口号被废弃了，代之以“女人就要有女人味，男人就要有男子气”，从而使性别问题进入了一种本质主义和“自然化”语境。这种对所谓 “女性气质”的强调，迅速在90年代被新生的消费主义文化所吸纳，进入了一种“‘性化’女人”和“商品化‘性’”的轨道之中。集体主义语境中的劳动妇女形象被解构了，被消费主义塑造出的年轻、美貌、会消费的女性形象所替代。女性的“性”化也就意味着女性的重新客体化，女性不得不重新以男性的凝视和审美来塑造自己的身体和气质。
八十年代以来知识界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批评和解构，使得性别问题从阶级问题中剥离出来，成为了一个与阶级无关的“身份”问题。在阶级视野消逝之后，压抑和束缚女性的社会压迫结构就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女性解放运动就不再是一场针对不平等社会结构的斗争，而变成了一场针对男人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是无力的，也是无效的，其表演性大于实质效果。问题不在于男人/女人，而是在一定社会阶级结构中的男人/女人。
重新发掘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遗产
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转型，女性的地位也开始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在农村，集体生产劳动的瓦解，使得家庭重新成为生产组织单位。在城市，伴随着单位制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在“企业不能办社会”的口号下，原有附属于国有企业学校、医院、托儿所等企业的“社会”职能被剥离了。也就是说，社会再生产的职能从企业/国家重新回到了家庭/个人。尤其是在98年以后，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把本来应该由国家通过公共服务来承担的职责全部推给了个体小家庭。家庭职能的膨胀，使得传统的性别分工再次回归，对“女性回归家庭”的呼吁也不绝于耳。
由于女性在社会再生产领域所承担的过重的负担，资本主导下的市场机制表现出了对女性的严重排斥与歧视。9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整体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但一直呈下降趋势。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某大型集团的副总裁在聚餐时告诉老板自己已经怀孕的消息后，老板当场委婉地逼迫她辞职。一个在职场已经小有成就的精英女性尚且如此，遑论普通职场女性。同时，伴随着市场原则对人类社会关系的深度渗透，女性的身体和性在资本主导的权力结构中遭受到了严重的异化，职场性骚扰和性侵害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当女性的“性化”与个体小家庭所要承担的过重负担交织在一起时，就导致了一种女性的自我物化的现象。缺乏“安全感”的女性在选择婚姻对象时，对于房子、车子、彩礼及家庭经济条件的要求，其本质是把自身物化为用金钱来衡量的商品。这导致了男性世界中对于过于“物质化”的女性的批判，加剧了性别之间的对立和矛盾。社会再生产的私人/家庭化，也造成了女性对于婚姻的依赖和依附。对出轨的恐慌导致了大量“斗小三”的狗血家庭伦理剧，这是女性重新被“性化”与“物化”之后所造成的社会悲剧。
面对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对于女性所造成的伤害，当代女权主义者几乎集体失语。抛弃了阶级视野的当代女权主义，尽管一度表现出非常“激进”的面貌，但这种“激进”仅仅体现在一种夸张的言辞和行为艺术之中，表现在对违反“政治正确”的公共言论的吹毛求疵式的话语批判中。这种典型的“身份政治”式的斗争，既不能揭示出性别压迫背后的社会根源，也无力形成对父权制的集体有效对抗，反而激化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所谓的“女权主义恐惧症”。
而回过头来看，在当代精英语境中以又“老”、又“土”的形象出现的申纪兰，所代表的恰恰是一种前沿的“先锋女权”。它既追求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与解放，也反对男权社会构造出来的刻板女性形象，展现出女性独立的生存价值、避免女性的“性化”与“物化”。在女性权益受到严重挑战的当下，我们也许更应该发掘与继承申纪兰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