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希腊历史学家中，像色诺芬这样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历经城邦由盛而衰整个过程的“世纪老人”，是绝无仅有的。色诺芬《希腊史》记载公元前411秋至前362年夏大约半个世纪的希腊史事。在他所记载的内容中，涉及确切年代的最晚的史实，是色萨利(Thessaly)的提西丰努斯。他统治时期始于公元前358/前357年，结束于前354/前353年。近代古典文献学研究已经确认，色诺芬所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篇”，明显早于《希腊史》的其他部分，其他篇章的写作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50年代，其间大概有过多次修改。因此，《希腊史》应该是色诺芬思想最成熟时期的著作。
毫无疑问，《希腊史》也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但是，千百年来，学者们对这个时代希腊城邦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的理解，却千差万别。国内学术界的传统观点是强调希腊城邦社会经济发展，奴隶数量激增，贫富分化加剧和阶级斗争趋于激化等等。其实，这些看法稍显简单化，也不尽符合历史实际。
雅典长城遗迹
色诺芬生活的时代的特征大致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察。第一，希腊世界格局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发展历程，一个个“霸主”由盛而衰。在希腊诸邦中，资历最深的霸主，无疑当数拉栖代梦(斯巴达)。斯巴达人定居拉哥尼亚之后，不断伺机向外扩张，形成了国土面积和人力资源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自公元前7世纪末起，拉栖代梦人不仅成为南希腊无可争议的霸主，而且依靠其强大的常备军，频频干预希腊其他城邦的内外事务，俨然成为希腊秩序的维护者。据希罗多德记载，为了结束皮西特拉图家族在雅典的僭主统治，他们曾两度出兵雅典。修昔底德认为，正是他们推翻了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大多数城邦的僭主政治。波斯战争给希腊城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对希腊城邦世界的旧秩序造成重大冲击。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雅典海上霸国的崛起。雅典人虽然在陆上很难动摇斯巴达人的霸主地位，却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其海军，一跃成为希腊乃至东地中海地区第一海上强国;他们利用原臣属于波斯帝国的那些希腊城邦急于摆脱波斯人桎梏的迫切要求，使得爱琴海区域以及小亚细亚沿海诸邦先成为其领导下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成员国，继而通过一系列手段使其逐步臣属于雅典人，从而形成历史上的“雅典帝国”(Athenian Empire)。至公元前5世纪中期，在希腊世界，斯巴达、雅典两强并立，前者陆地称雄，后者海上称霸；两强相持不下，经过一系列冲突和战争，大体保持均势，共同维持着希腊世界的“有序”状态。然而，随着双方矛盾不断升级和激化，一场大战势所难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双方的人力、财力、国力不断消耗。到了战争后期，在斯巴达、雅典两败俱伤之际，波斯势力趁机介入，对于希腊世界的局势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波斯人对斯巴达人的支持，对于其最终获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拉栖代梦人在赢得这场战争之后的十年间(公元前404—前394年)，实现了希腊及爱琴海地区暂时的“统一”，被有的学者称为“斯巴达帝国”。但人们注意到，其本已薄弱的国家机构，却并未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有所强化，反而更加力不从心，根本难以掌控急剧扩大的领土。胜利者本该愈加强大，而拉栖代梦为何反而衰弛了呢？这一点令古典作家们百思不得其解。随着科林斯战争(Corinthian War，公元前394—前387年)的结束，这个外强中干的所谓“帝国”，在受到沉重打击之后，很快分崩离析了。于是，希腊再次进入“无序”状态，越发受制于波斯人。公元前387年，波斯国王颁布的“大王和平敕令”表明，希腊诸邦现有秩序的维持，斯巴达苟延残喘的霸权地位，所依靠的不过是波斯国王的一纸敕令而已。成立于公元前378/前377年的第二雅典海上同盟，一度使爱琴海的海上秩序有所恢复，但是从传世的盟约来看，这个同盟也是以不违背国王的敕令为前提的，说明雅典的势力已今非昔比了。“同盟战争”后，该同盟亦名存实亡。在斯巴达、雅典双雄相继衰弛之际，底比斯人一度崛起(公元前371—前362年)，他们在名将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的统率下，多次攻入伯罗奔尼撒，数度重创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但随着伊巴密浓达的阵亡，其霸权也随即终结。色诺芬亲眼见证希腊世界一个个霸主由盛而衰，看到一个个“强人”衰老或离世，看到希腊世界一次次由“有序”变为“无序”，终于使他不能不对希腊世界的前途感到迷茫，或者说，他一时还看不到未来重建希腊世界秩序的希望。公元前362年曼丁尼亚战役之后，风烛残年的色诺芬也许彻底绝望了。“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与人们事先预料的恰恰相反......战后的希腊却比战前愈加混乱和无序了。”
远眺雅典卫城
第二，希腊城邦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到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城邦危机开始出现并且初步发酵。公元前4世纪前期，危机普遍日益深化，在不同城邦，其表现形式也是复杂多样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体”；其社会经济基础是小私有者(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的小土地所有制。色诺芬作为城邦上层集团的一分子，生活在城邦危机这一社会背景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对历史事实的取舍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希腊城邦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发展到鼎盛，同时也初现危机萌芽。其最主要的表现，是公民权、士兵、土地所有权三位一体的城邦社会结构出现某种松动甚至彼此脱节的迹象，如雅典“军事移民”的常态化等，都表明公民个人与公民集体(城邦)、公民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城邦危机的实质，是城邦这种早期国家形态，已经不能适应业已变化了的经济社会基础，或早或迟要被规模更大、统治机构更复杂强大的国家组织所取代。城邦危机的深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通过内部发展，逐步突破城邦原有的经济社会结构，国家机构随之演变和强化;另一种是外表上虽依然保持着城邦基本结构，但逐步失去活力(内部的凝聚力或外部的扩张力)，被其他更为强大的国家组织所征服或者取代。
就个人和公民集体的关系而言，随着私有制的发展(私有生产规模的扩大，私有化程度的加深，个人权势的增长等)，个人与集体的矛盾日益突出，某些权贵人物甚至把个人利益、党派利益凌驾于公民集体和国家利益之上。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如阿尔基比阿德斯(Alcibiades)、克里提亚斯(Critias)、塞拉麦涅斯(Theramenes)等等，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希腊城邦普遍实行公民兵制度，公民集体同时也是一个战士共同体。当兵打仗、保家卫国原本是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然而，随着战争频率、规模日益增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某些城邦军队(如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海军)中异邦人的比例不断提高，雇佣兵制度悄然发展起来。这样，城邦财力的强弱对于军事力量的决定性影响愈益明显。这也是波斯人自前5世纪末起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操纵希腊城邦外交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最主要原因。及至前4世纪，财政拮据困扰下的雅典城邦，很少大规模使用雇佣军，公民兵依然常常担任军队主力，但公民参战的积极性往往取决于国家或雇主的财力状况，这实际上就是公民兵的雇佣兵化。斯巴达城邦危机则属于另一类型。
在古代世界历史上，战争是邦国交往的重要方式。战争、海盗、贸易密切结合在一起，是世界诸区域间联系趋于密切的主要推动力之一。纵观希腊的历史，陆地和海上的征战不仅扩大了希腊人的活动范围，也大大开阔了希腊人的视野。大约自公元前5世纪开始，某些有识之士开始并且逐步习惯于跳出城邦的窠臼，从超越城邦的视角去观察城邦的兴衰，这是“希腊”作为民族、文化和地理概念形成的历史基础。当然，历史上的“希腊”这个概念本身的内涵，也是动态演进的。色诺芬对希腊城邦社会的考察和阐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突出的贡献。
奥林匹亚竞技会赛场入口
第三，从希腊社会精英的心路历程来看，色诺芬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个。与古典时代其他思想家相比，色诺芬的视角有其独到之处。作为有深厚文化素养的雅典贵族，他亲历雅典平民滥权，误国害民。他深爱祖国，渴望她国富兵强，无论走到哪里，这个情结一直植根于他的心头。他后来将两个成年的儿子送回祖国效力，可以为证。
城邦危机时代的思想家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根据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力图开出挽救危机的种种“灵丹妙药”。虽然色诺芬并未像柏拉图那样，以其严密复杂的哲学思辨体系构建其心目中的“理想国”，但他也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在《斯巴达政制》的末尾吐露了心声。色诺芬的“理想国”的主要特点就是具体化、零碎化。柏拉图曾经设计过一个培养“哲学王”的系统工程，而色诺芬则是通过对具体的历史人物的描述抒发胸臆，虚构居鲁士大帝种种“优秀品质”并将其展示给读者。在他看来，假如现实社会中有这样的伟人，何必担心希腊世界秩序大乱?何必担心希腊世界支离破碎而难以统一？又如，他对于理想“宪法”的设想是通过对来库古斯(Lycurgus)立法的赞美来加以阐发的；在他看来，倘若斯巴达人一直恪守古代圣贤的立法，何至于败落到如此地步?再如对理想生活的描述，他不像柏拉图那样设想出公民的理想生活图景，而是通过对酒会、狩猎、耕耘等具体事务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其对那种理想生活愿景的追求。唯其如此，读者们需要将其所描述的各种“景致”拼接起来观察，才会隐约看出其“理想国”的整体构思。只有把《家政论》和《雅典的收入》的相关阐述结合起来，才会比较清楚地看到作者的经济主张;要把色诺芬在《希腊史》中对诸多英雄人物的评述与他对雅典民主的批评、对居鲁士大帝和阿格西劳斯的称颂结合起来，才能大体厘清他的基本政治倾向。
色诺芬是奴隶制时代的思想家，必然带有其时代特征。奴隶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主要就是通过强者对弱者的征服、奴役和剥削来完成的。因此，这个时代的人们崇拜英雄和强者，希望自己的祖国以武力征服他邦，从而实现和平有序的生活。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雅典两强并立时期，希腊城邦总体上相安无事。可是，时过境迁，公元前5世纪末以后，雅典对外扩张屡屡受挫。雅典于公元前378年组织的第二雅典海上同盟，到公元前355年“同盟战争”结束时也名存实亡。作为一位雅典人，色诺芬退而反思:雅典平民如果不剥削同盟者，难道就不能实现富足和强大吗？基于此，他在《雅典的收入》中提出了改善雅典财政状况，增加雅典收入的种种理想化途经。如以优惠政策吸引外侨前来雅典居住和经营，授予外来经商者以诸多特权等等。
色诺芬的作品中表现出明显赞赏斯巴达、贬抑底比斯的取向。这是理解色诺芬《希腊史》后五卷内容的关键。但是，如果据此断定色诺芬不热爱甚至背叛自己的祖国，似乎也有些简单化了。城邦危机的重要表现，是人们的爱国情感和集体意识日趋淡薄，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荣誉、真诚和友谊;雇佣兵制度在公元前5世纪末起逐步流行，雇佣兵行为最明显的特征，简单地说，就是“给钱就打仗，有奶就是娘”。既然强者代表公理，色诺芬在政治上崇敬波斯人及其先王居鲁士大帝，称许斯巴达先前立法者来库古斯以及现任国王阿格西劳斯，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在他的视野中，波斯是近200年来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斯巴达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者，是当时希腊世界传统秩序的维护者。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是，他获赠的那片土地，恰恰是拉栖代梦人对外扩张的直接结果。至于他对底比斯的看法，有的研究者指出，与其说是色诺芬个人的偏见，不如说是那个时代希腊人共同的偏见。虽然斯巴达、雅典和底比斯都有称雄全希腊的野心，然而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底比斯人无疑是一种僭越，而斯巴达人则正当得多。在希腊诸邦中，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它长期居于斯巴达、雅典之下，陆军弱于斯巴达，海军不如雅典，属于“二流”强国。公元前5世纪末希腊与波斯交恶以后，人们更是念念不忘他们的历史污点—波斯西征希腊时，底比斯人曾死心塌地投靠波斯人。更为严重的是，底比斯的崛起势必打破希腊人长久以来所默认的陆(斯巴达)海(雅典)对峙、势力制衡的传统格局，这似乎被视为一种不可接受的僭越。
色诺芬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作《希腊史》的。作者没有明确申明其写作动机，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希腊史》前两卷乃是对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未竟之作的续写，大概也是最先完成的部分。这两卷记述了公元前411—前403年交战双方的主要军事外交活动，特别是与波斯的外交关系，至雅典战败投降结束。这部分内容相对独立，主要战事都发生在伊奥尼亚地区及其附近岛屿，史称“伊奥尼亚战争”。（本文摘自色诺芬著、徐松岩译注《希腊史：详注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