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周报我们关注新冠疫情影响下来到危险关头的美国高等教育、“黑命攸关”运动与巴勒斯坦反殖民运动的相似之处以及美国愈演愈烈的极右暴力。
大学教育价值几何
适逢毕业季，教育公平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又一次甚嚣尘上。近日，《纽约书评》刊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史教授乔纳森·齐默曼（Jonathan Zimmerman）的《大学教育价值几何》（What Is College Worth）一文，针对美国高等教育中的高辍学率、巨额助学贷款、低收入阶层学生被忽视等积弊以及疫情带来的新挑战进行了深度剖析，在给出了一条可能出路的同时，也指出了教育不公背后就业市场的结构性不公等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存在。
高辍学率：整个国家的丑闻
齐默曼首先指出了一项和人们的一般印象大为不同的事实，在美国近三千所四年制高等教育机构中，只有46所大学的录取率在20%以下。18岁左右高中毕业，进入这些前百分之1点几的精英大学，度过四年寄宿制的大学生活，学习人文或科学而不是为职业做准备的专业，这是一种例外的特权，而非大多数人的常规。
在美国，大约70%的高中毕业生会进入大学，其中40%会去几乎不提供住宿的社区大学；超过四分之一的本科生年满或超过25岁；大多数学习商科、健康科学或其他有明确职业规划的专业；如果他们最终能够完成学业，平均时间为6年。事实上如David Kirp在《大学辍学丑闻》（The College Dropout Scandal）一书中所说，接近40%的大学生最终没有拿到学位。3400万美国人（超过全美人口的10%）修过大学学分却在毕业前辍学，他们失业的概率是毕业生的两倍，助学贷款违约的概率是毕业生的四倍。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在齐默曼看来，这不仅仅是高等教育的丑闻，而是整个国家的丑闻。我们喜欢把大学想象成一种平等主义的力量，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大学教育却巩固甚至扩大了贫富差距。这些年里，一个大学学位在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了中产生活和自给自足的必要条件。而不断上涨的学费和不断减少的政府补助让许多美国人失去了获得学位的机会，其他人则不得不求助于使其家庭和未来背负沉重负担的巨额助学贷款。而大众媒体往往热衷于报道富有家庭的教育之痛：例如为了进入心仪的顶尖学府修习六到八门大学预修课程的有钱高中生的焦虑抑郁；甚至不满足于请人辅导SAT，一些绝望的家长通过贿赂帮孩子伪造体育特长生身份以及考试成绩，诸如此类。现在，高等教育来到了危险关头，新冠大流行加剧了种种不平等，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大学关闭后陷入了无处居住又无法离开的困境；即便回到了家中，也经常没有电脑、稳定的网络或者可以安静上网课的空间。如果秋季学期仍然采用线上教育，很可能有更多的学生辍学。
学生贷款：低收入家庭的债务危机
在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中，只有那些就读于顶尖大学的人能够避免在毕业时身负大量债务，因为这些学校足够有钱可以提供客观的奖学金。但很多穷学生在顶尖大学面临着额外的挑战，如Paul Tough在《最重要的那几年》（The Years That Matter Most）一书中所写的那样，这些学生通常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进入顶尖大学的他们不得不学习那些对他们来自富裕家庭的同学而言宛如第二天性的学术技能：如何在课堂上做笔记？如何形成学习小组？如何和教授互动？当其他人在春假时飞回家或去度假，这些囊中羞涩的学生留在宿舍为吃饭绞尽脑汁，因为学校食堂通常会关门。与此同时，他们的大学经历经常会在他们和家人之间造成隔阂，后者对他们的成就既羡慕又鄙夷；很多人受困于“冒名顶替综合征（imposter syndrome）”，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不应该来到如此纯净的地方。
美国的学生贷款总额近期达到了一万五千亿，超过了信用卡债务的总额。学生贷款的违约率高达22%，超过了住房贷款。随着特朗普政府对营利性大学放宽限制，这一比例很可能继续上升。根据《美国大学生的贫困化》（The Impoverishment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一书作者、经济学家、前大学校长James V. Koch的研究，即使不违约，毕业时背负学生贷款的人拥有房产、继续深造以及进行退休储蓄的可能性更低，他们进入婚姻、生育子女的时间也会更晚。债务负担在有色人种尤其是女性中尤为普遍。5个非裔美国大学生中有4个负债毕业，他们背负的贷款数额平均比白人学生高70%。部分是因为他们更多地就读于营利性机构。根据社会学家Tressie McMillan Cottom在《低端教育》（Lower Ed）一书中的计算，2008年入读营利性机构的低收入家庭非裔和西班牙裔女性学生比入读四年制公立大学和非盈利私立大学的总人数更多。因为营利性机构精简了申请联邦贷款的流程，这笔钱还可以用于房租、育儿和其他各种美国穷人和工薪阶层为之挣扎的支出。有学生表示在线课程受到很多营利性大学的学生欢迎，因为他可以重复利用之前课程的作业，这样就可以在不减少白天工作时间的情况下拿到学位了。
学生贷款危机缘起1980年代，彼时联邦政府坚定地用贷款取代了给学生的政府津贴，把此前的公共责任转嫁给私人。与此同时，州立法机构劫掠了高等教育预算用于支付道路建设、监狱和其他据称更紧迫的事务。公立大学通过调高学费来弥补收入落差，一些州的学费涨到了每年3万美元。美国家庭被要求从孩子出生起就开始为大学投资，但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这并不现实，在2013年，只有3%的家庭投资了享受税率优惠的教育基金。家长不得不在孩子上大学时增加房屋贷款，和孩子一起通过各种贷款拼凑出上大学的费用。《负债》（Indebted）一书作者、人类学家Caitlin Zaloom采访了160个美国家庭，谈他们为了支付大学费用付出的努力，他们陷入了一场“社会投机（social speculation）”——投资大学却不知道如何最大化其回报。好工作需要大学文凭，他们是应该借钱让孩子读昂贵的学校还是应该选择便宜的？成本应该由学生、家长还是两者共同承担？
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十分之六的美国人认为高等教育“走向了错误的方向”。现在是否还能够调转方向？作为一名精英大学的教授，齐默曼认为这些大学的作为并不值得骄傲。尽管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顶尖大学都是私人所有私人运营的，但它们仍然从公共财政中获利，比如巨额捐赠的税费豁免。这些学校常常为学生的种族和族裔多样性感到自豪，但却从不提及宣传册上那些不同肤色的学生都是来自富裕阶层。正如哈佛经济学家Raj Chetty指出的那样，顶尖大学中三分之二的学生来自收入占前20%的家庭，只有4%来自低收入阶层。有钱人的孩子在精英大学扎堆的现象引起了很多批评，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Daniel Markovits认为美国上层阶级利用高等教育以精英体制为掩护将特权传给下一代。Koch在《美国大学生的贫困化》一书中就曾指出，大学之所以招收更多的富裕学生而不是贫困学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者的平均成绩和毕业后的工作收入往往较低，而这会影响学校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排名。公立大学的确受到了经费削减的影响，但学费上涨的程度实际上超过了弥补损失的需要，然而富裕的经费往往被用在篮球联赛、体育设施和新的博士生项目上，而不是用于帮助贫困学生。而在一些公立学校，富裕家庭的学生只要满足一定条件仍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因此一些情况下他们实际支付的费用反而比贫困学生更少。
可能的出路：教职工的“自愿联盟”
Tough在《最重要的那几年》中提出，大学为贫困学生做得远远不够。佐治亚州立、长滩州立大等少数几所大学通过为初代大学生和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导修课、小班教学和特别顾问急剧降低了辍学率。他们也采用了数码“轻推（nudge）”，例如给挂科的学生发短信提供帮助、发成功的少数族裔学生描述自己最初遇到的困难的视频等等。然而很多学校为做到收支平衡而殚精竭虑，顾不上为处于危险境地的学生留出额外资源，另一些学校则因为有学生退学后很容易招收新学生而对此并不在意。即便大学考虑到这些学生为了上大学欠下了巨额债务的学生想要提供帮助，也往往会遇到来自教职员方面的阻碍。由于教职员的奖励主要与文章发表挂钩，他们不会积极地参与到提高学生表现的工作中去。无论是小型的文理学院还是大型的研究型大学，教授的头衔和薪资都取决于他们投入科研的时间，埋头教学的教授赚得是最少的。也就是说，教职员缺乏经济和职业刺激来帮助本科生，甚至是去了解学生们面临的问题。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Kirp和Tough都在书中褒扬了德克萨斯大学的化学家David Laude，他成长于加州中部峡谷的一个工薪家庭，来到位于田纳西州的南方大学（一所富裕的私立大学）时经历了挣扎，任教后在为一年级开设的大班概论课上挂科的学生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家境贫寒，Sat分数低于平均分。为了帮助他们，他设计了一个实验，1999年他将Sat分数较低的学生放在一个小班里，他们会得到来自朋辈导师和教师顾问的额外支持，这些学生最终获得了和仅听讲课的大班学生同样的平均分，第二年他们继续读书的比例也和整个学校的平均比例一致，而在一般情况下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辍学率要高得多。三年后他们的毕业率高于大班中的学生。在被学校评为2012年的“毕业率冠军”后，Laude致力于在整个机构推广这些措施。并不意外地，贫困家庭和少数族裔的学生展现了最大的提升。他的同事、数学家Uri Treisman追踪到了困难学生并在周六专门和他们会面。Treisman同样来自工薪家庭，他的人生道路从布鲁克林经由以色列基布兹农场来到洛杉矶城市大学成为了一名环卫工，在那里一位数学教授发现他在教室外面听课后鼓励他加入了课程，他最终拿到了伯克利大学的博士学位，却从未觉得自己真正属于那里。因此，他对自己课上遇到困难的拉丁裔女生Ivonne给予了坚定的帮助，让她从成绩差到不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到在考试中拿到A，还写邮件祝贺她说“我早就知道你能做到。”在Laude指引下，德克萨斯大学黑人学生的毕业率从37%上升到了58%，与之相对，艾克朗大学的非裔学生毕业率仅为13%。
齐默曼总结上述事例指出，只要有恰当的关心和指导，几乎所有人都能在大学中取得成功。问题在于，很多教授为了逃避自己对学生的学术表现负有的责任，往往把学生的失败归咎于“我教了，他们不学”这种陈词滥调。Kirp书中引用的一项研究指出只有20%的两年制和四年制大学的教授提到学生失败的机制性因素，而大多数人只是指责学生缺乏技巧或不够努力。另外，1977年在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教授中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他们中94%的人都认为自己比同事教得好，即存在加里森·凯勒笔下的沃伯根湖效应——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好于平均水平。Kirp指出，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主动学习（active learning）”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效果更好，即学生在解决问题和互动的过程中可以比单纯听讲学到更多，但很多教授却我行我素地藐视这一科学发现，尽管他们嘲笑那些反疫苗人士和气候变化否认者无视科学专业知识。
一名大学校长告诉Kirp，除非教职员形成“自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数码轻推或是朋辈导师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弱势学生将继续凋零。但联合谈何容易，一些教授只是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教学实践，另一些人担心把过多精力放在教学上会影响科研以及与之相伴的升迁机会，还有人因为课堂人数过多不可能采用面对面的教学方式，遑论半数大学教师都是兼职教授，在几个校园间疲于奔命没有时间和空间和学生见面。
罪魁祸首：不公的就业市场
尽管美国高等教育充斥着各种负面新闻，但数百万美国人仍然愿意为之埋单，为什么？标准答案是出于对未来经济状况的焦虑。大学学位似乎允诺了更高的薪水以及针对失业、紧急医健康状况和其他不可预见的灾难的保险政策。然而像Cottom在《低端教育》中指出的那样，贫困家庭和工薪阶层的学生大多数会选择能够更快拿到联邦贷款的营利性机构，大部分接受者会在这些贷款上违约，上大学追求的稳定生活之梦随着破碎。但Cottom认为“掠食性的”营利性大学在其中的错误仍然比不上所谓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更大的问题在于后者没有创造出足够的稳定工作来支撑美国工人。
除了星巴克等少数几家公司，美国的私营部门并不为员工的高等教育投资，如果雇员有大学学位，那么他们的工资会更高，但他们必须靠自己取得学位。事实上，一些技能证书或是职业训练或许对他们很合适。但Cottom认为，对工薪阶层而言大幅提升最低工资和真正的联邦职业培训项目比任何种类的高等教育都有用。她的一名受访者曾表示，他之所以读营利性大学，是因为他在战场上领兵打仗，要为战士们的生命负责，他需要一纸文凭来证明自己的专业性。而在Cottom看来，这名老兵需要的是不需要学位也能做好自己的工作，这种糟糕的评价体系背后是糟糕的就业市场，而这是无论怎么修补高等教育市场都无法改变的。
对于中产家庭而言，他们倾向于认为大学不只是职业准备，而是为了帮助个人找到热爱的东西并开发潜能，从而成为真正的完全的自己。他们的故事不同于底层，但同样令人心碎。即便在大学生活开始前做了周密的计算认为能够承担经济负担，一旦家中发生变故，仍然会很快陷入负债的境地。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大多数学生倾向于选择更为实际的专业而不是人文教育，19%的美国大学生选择商科，12%选择健康相关的职业，但即便如此未来的职业前景仍不明朗。始于自我求索和探索无限可能性的大学最终令人沮丧地结束于对安全和自给自足的追求。
疫情之后：免费的高等教育是否可能？
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学生们相信还清贷款的平均年限是6年，现实却是20年。尽管还完贷款的大学毕业生在收入、房屋所有和其他方面都好于没能从大学毕业的人，但随着学费和学生债务的不断上升，这个系统还能维持多久？作为对新冠危机的反应，特朗普政府最近宣布至少将联邦学生贷款免息延长六十天，此后总统又表示可能将这一政策延长更久。民众党总统候选人则提议了能够大幅减轻学生债务负担的基于收入的还款方案。拜登还拥抱了民主党内进步派长期支持的方针，承诺为来自年收入低于12.5万的家庭的学生提供免费的大学教育。现在几乎所有联邦和州政府职位的竞选人都争相承诺提升大学的“准入（access）”。
齐默曼显然对此并不乐观：疫情之后是不是越来越多的教学会转移到网络上，真正的学习机会是不是将越来越少？纳税人为什么要支付这笔账单？一个世纪前，美国决定投资免费的公立高中教育是因为美国公民们被说服相信中学教育会对所有人有好处，今天的经济体要求大学学位，而政体却不愿资助高等教育。实现免费高等教育的第一步也应当是让谨慎的公众相信大学应该是一项公益事业。
“黑命攸关”能从巴勒斯坦学到什么？
近日，半岛新闻网发布了Yoav Litvin的文章，作者认为美国的反种族主义斗争和巴勒斯坦的斗争有很多相似之处，从几十年来的巴勒斯坦反殖民斗争中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教训，帮助确保美国斗争的成功。
美国和以色列的白人至上主义、定居者殖民项目有着共同的核心原则、压迫战术、侵略战略、宣传技术和手段。作为这种合作的一部分，美国的警察定期与以色列的警察一起进行训练。事实上，杀死乔治·弗洛伊德和之前的埃里克·加纳所使用的危险的卡脖子的方式，经常被以色列军队施加于巴勒斯坦人身上。
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合作是对联合训练的补充。以色列媒体、自由派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主要的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也参与了对乔治·弗洛伊德死后的抗议活动的抹黑活动，指责他们是反犹太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宣传者声称，“黑命攸关”运动正被用于反以色列的政治运动，将反种族主义活动家表达的反殖民主义原则观点与反犹太主义混为一谈。
所有这一切的背景都是特朗普政府努力推动的反对巴勒斯坦人及其盟友和平抵抗行动的残酷运动。它正式宣布将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太主义错误地等同起来，并鼓励国家层面的运动，将反犹太复国主义、亲巴勒斯坦的活动，包括巴勒斯坦领导的“抵制、撤资、制裁运动”（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s, 简称BDS，2005年开始的一场争取巴勒斯坦人自由、正义与平等的全球运动）定罪。
作者认为，通过将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教等同起来，特朗普不仅为以色列利益服务，而且还助长了白人至上主义和损害了国内的公民自由。 特朗普的做法是将大学校园里倡导巴勒斯坦人权的行为作为替罪羊，并攻击受宪法保护的自由，如抗议和抵制以色列政府发言人、投资和商品的权利。此外，他的政策还支持了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努力，迫使寻求与以色列同行合作的美国公司的雇员签署亲以色列、反BDS的誓言作为雇佣条件。
将所谓的宗教权利与公民权利等同起来的做法，很好地契合了在定居者-殖民者的“命定扩张论”（Manifest Destiny）学说支持下建立白人至上主义父权制伦理国家的目标，这可能成为镇压“黑命攸关”运动等其他反殖民运动的先例。
特朗普
除了美国和以色列那些明确的反动势力之间的合作外，对边缘化社区的持续压迫也取决于自由派资产阶级，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的信中把这群人称为“白人温和派”。这些同谋的温和派宣扬改革的必要性，但却在“实用性”的幌子下破坏左翼革命议程，为进一步巩固压迫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支持。在美国，持续的种族主义、不平等和不公正导致了当前的抗议，这表明自由改良主义者的方法不足以改善边缘化人群的物质条件。
在巴勒斯坦，奥斯陆协定的失败是巴勒斯坦人为改良尝试付出代价的一个明显例子。奥斯陆协定是自由派犹太复国主义者与愿意接受“两国解决方案”等崇高而未实现的承诺的巴勒斯坦领导层之间交易的结果。今天可以看到这种妥协的灾难性结果：种族隔离得到巩固，巴勒斯坦的剥夺和压迫扩大，美国支持的非法吞并即将到来。
此外，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及其在以色列的自由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类似物充当了美国和以色列白人至上主义的宣传者，为一个根本的种族主义制度提供了一个“现代”、“宽容”和“多样化”的外表。
自由主义者坚持不懈地将讨论从对国家日常暴力表现的系统分析转移到孤立事件和革命策略的文明形式上，将他们的盟友关系建立在对非暴力和尊重国家代表和商品的承诺上。落入这个陷阱的抗议活动很快就被自由主义者及其相关的政客用在天空中许诺的改良承诺所利用。当抵抗行为被限制在非暴力的表现上，而更实质性的、更普遍的系统性暴力却被忽视和开脱时，抗议者的反击性行为和往往是自卫性的行为就会被诬蔑。
6月6日，成千上万的人走上特拉维夫街头，抗议内塔尼亚胡政府吞并西岸部分地区的计划。发言人包括联合名单的负责人艾曼·奥德（Ayman Odeh）、自由派犹太复国主义的梅雷兹（Meetz）党的主席尼桑·霍洛维茨（Nitzan Horowitz），还有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特别视频亮相。
作者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左翼”是压迫性犹太复国主义宣传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参与这项工作的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些所谓“自由”派，包括以色列政党、非营利组织和以色列内外的媒体机构，是为了促进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使以色列和全世界的受众能够接受占领、种族隔离和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巴勒斯坦自由派资产阶级，特别是绿线内的资产阶级，往往一次又一次地被这种幻觉所迷惑。
相比之下，BDS运动明智地采用了严格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原则。在明确了解压迫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交叉联盟来抵抗压迫，这种做法吸取了过去反殖民运动的教训，打破了白人至上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父权制等虚构的、分裂性的政治叙事。
认识到各种被压迫民族有共同的敌人，有助于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并有助于开展有原则的草根运动，如BDS和“黑命攸关”运动。
BDS运动所固有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反种族主义的框架为巴勒斯坦人带来了比与白人救世主或自由派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合作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
当前美国抗议的领导人可以按照黑豹党等组织过去的努力，与巴勒斯坦抵抗力量进行富有成果的知识交流。在坚持革命原则的同时避免与反革命者结盟，可以为消除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压迫提供机会。
极右暴力是美国最危险的恐怖主义威胁
《卫报》发布了探讨极右暴力以及如何定义恐怖主义的文章，作者Jason Wilson。极右翼团体和个人的暴力行为已经成为美国执法部门面临的最危险的恐怖主义威胁之一，并引发了一波警告和逮捕与这些极端主义运动相关人员的浪潮。
对极右翼恐怖主义的最新深入分析来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在上周发布的《美国不断升级的恐怖主义问题》报告中，分析了25年来的国内恐怖主义事件，发现大部分袭击和阴谋都来自极右翼。报告称：“自1994年以来，美国发生的所有恐怖事件中，右翼袭击和阴谋的总数在过去6年中显著增加”，2019年极右翼发动的袭击和阴谋占三分之二，2020年占90%。
该报告还说：“极右翼恐怖主义已大大超过其他类型的恐怖主义。”美国第二大袭击和阴谋来源是“宗教极端分子”，几乎都是“受ISIS和基地组织启发的萨拉菲圣战分子”。报告显示，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极左是越来越微不足道的攻击来源。当时，FBI将纵火和其他形式的财产损失定义为国内恐怖主义，这一时期有人称之为“绿色恐慌”（Green Scare）。
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研究是在白人至上主义和反政府极端分子的新一轮恐怖袭击和阴谋浪潮中进行的。
上周一，司法部宣布对一名美军士兵提出一系列指控，包括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这名士兵信奉白人至上主义和撒旦主义的混合信仰，而这些信仰是像Atomwaffen（“核武器”，这个组织总部在美国，已经进入英国、加拿大、德国、波罗的海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旨在通过使用恐怖主义和游击战推翻美国联邦政府、煽动种族清洗和针对非白人的种族战争、建立基于纳粹主义的白人民族主义国家，他们参与了数个大规模谋杀案，计划破坏公共供水系统并摧毁美国大陆输电电网的某些部分， 还被指控计划炸毁核电站以引起核熔毁。自2017年以来，该组织与8起杀人事件和几起暴力仇恨犯罪有关，包括袭击、强奸和多起绑架和酷刑案件。）这样的所谓“加速主义”新纳粹组织的特征。
美国国民警卫队在街头警戒
上周，Steven Carillo因谋杀一名联邦安全官和一名警长代表而受到联邦起诉。与本月早些时候在内华达州因涉嫌恐怖阴谋而被捕的三名男子一样，联邦调查局表示，Carillo认同极端反政府的Boogaloo运动，该运动主要关注取消政府对枪支的监管。
有人建议应该起草新的法律，将这些组织认证为国内恐怖组织。民权非营利组织“西部国家中心”的执行主任Eric Ward说：“我们深深地关注任何类型的法律的想法，创建一个围绕国内恐怖主义的法律定义。目前已经有一些重要的法律可以应对此刻的挑战”。 Ward认为，与其制定新的法律，更需要的是一个负责任的领导层，真正愿意使用现有的工具。“我们经常要用刑事化来应对政治危机。而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但推动新法律的工作是一个持续的过程。4月，乔治·华盛顿大学极端主义项目（GWU PoE）和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最初目的是保护被诽谤的美国犹太人，现则转为确保公平公正对待所有美国公民和制止任何歧视、偏见及仇恨）的一份联合报告敦促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应当前威胁。白人至上主义暴力正在跨国界和跨大洲蔓延，指定其为恐怖分子是应对这种威胁的有力工具。报告概述了白人至上主义恐怖分子的现代策略，以及法律体系（特别是执法部门）应对这些威胁的方式，他们认为这些可以为调查和起诉与右翼极端主义有关的团体和个人提供“更多工具”。报告承认这样的法规会引起“重大的宪法问题”，并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特别是对少数群体成员”。报告还呼吁执法机构之间加强信息共享，增加数据收集和增加资源。有影响力的法律和国家安全学者、国家安全非营利组织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纽约民主党议员Max Rose更进一步呼吁将总部设在美国的有国际联系的团体正式定为外国恐怖组织。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越来越准备将右翼极端分子与伊斯兰恐怖组织进行比较。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报告的主要作者Seth Jones对正式指定恐怖组织提出了有条件的支持，“我仍然认为重要的是要考虑到第一修正案的影响和其他的利弊，但我确实支持认真考虑指定的问题。”他说，指定可以为也调查那些支持这类组织但没有正式成员资格的人开辟道路。
布伦南中心研究员Mike German是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曾调查右翼极端分子，但现在专注于执法和情报监督与改革。他认为制定国内恐怖法规的论点是“国家安全机构”从中东冲突中进行更广泛的调整的一部分，他们意识到“ISIS和基地组织对美国人的威胁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大了，而且整个外国反恐也有点力不从心”。
German认为，联邦当局应该优先调查极右极端分子的暴力犯罪，并在适当的情况下将其称为恐怖行为，但应该利用现有的法律对其进行起诉，同时考虑采取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等替代对策。他还说：“当我在上世纪90年代处理这些案件时，没有人提出我们没有足够的法律权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