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是一个不断变形的对手——一些看起来似乎不言而喻的东西，却是需要训练才能看到的，它们会在政治的压力下扭曲变形。
本文原题How to see race，刊于Aeon网站，作者为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和研究生中心的社会学教授格里高利·史密斯西蒙（Gregory Smithsimon）。2018年，Melville House Books出版了格里高利·史密斯西蒙的《起因……以及它如何不总是与结果对等》（Cause……And How it Doesn’t Always Equal Effect），本文即阐述其新书要旨。经作者授权，本文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王歆祎翻译，杜华校对。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我们觉得我们知道什么是种族。美国人口调查局表示，到2044年这个国家的多数人将不是白人——这看起来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陈述。但种族向来都是个狡猾的东西。
我的学生（包括黑人和拉丁裔学生）现在时常会问我，为什么亚裔（据说）与白人“同化”得比黑人和拉丁裔要快。奇特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曾以永远无法同化为由否定了亚裔的公民身份；快进到今天，亚洲移民却被推为同化的模范。种族坚固无比，能够将一些人关在国家共同体之外，却又如此可塑，让我的学生相信它能解释一个群体表面上的同化。这一事实暗示着种族是一个多么擅长变形的对手。“种族”观念如此根深蒂固而使人缺乏包容，由此造成严重的不公平和不公正。但随着时间推移，种族分类也在发展和转变。
要真正抓住种族这个概念，我们必须接受一个双重悖论。第一个是反种族主义教育者老生常谈的：我们能够看到种族区分，但那不是真实的。第二个更加奇怪：种族有着真实的后果，但我们不能用肉眼看到。种族是一种权力关系，种族分类不是有趣的文化和体征差别，而是把其他人放进一个类别之中，以便去支配、剥削和攻击他们。从根本上来说，种族通过把权力归于肉体而使权力变得可见。我们眼前的种族证据并不是物理事实的视觉痕迹，而是一种社会认知的副产品，在这种社会认知中，我们通过训练，能够把某些特征视为突出的或是重要的。种族是作为种族化过程的结果，而非一种生物学的事实而存在的。
偶尔会有一些历史时刻，种族的制造及其政治含义得到了明确的阐述。美国宪法把人分为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是意图要代替权力的分类：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的人，遭受残酷奴役的人，被作为种族灭绝目标的人。在第一次人口普查中，一个居民被算作一个人，一个奴隶被算作五分之三个人，而印第安人则根本不被计算在内。
不过种族化通常是更加隐蔽的。这意味着我们会看到一些其实并不存在的东西，却看不见真正存在的东西。最强大的一个种族类别经常是隐形的——白人。掌握权力的好处就在于，白人可以想象他们是常规的，只有其他人是有种族的。美国一次早期的人口调查要求人们，如果是白人的话就把“种族”那一栏空着，这也就是暗示只有不是白人才要填上（“B”代表黑人（Black），“M”代表黑白混血（Mulatto））。白人确实是无标记的。
说句简单的有关字体排印政治学的题外话，以免你正觉得奇怪：我通篇把“白人”（white）就写成这样，但是把“黑人”（Black）大写了，也把“印第安人”（Indian）和“爱尔兰人”（Irish）大写了。为什么？好吧，正如作家、活动家W·E·B·杜波伊斯在20世纪早期一场数十年之久的要求将“黑人”（Negro）一词中的“N”大写的运动中所说的：“我相信有八百万的美国人都享有一个大写字母。”（译者注：19世纪后期开始，以杜波伊斯为首的一些黑人精英认为，美国社会在称呼其他的种族和族裔类别时，往往将首字母大写，比如亚裔（Asian）、印第安人（Indian），唯独在称呼黑人（negro）时，将首字母小写，这个小写的“n”是对黑人无端的冒犯和歧视，于是他们要求美国社会放弃这一用法，将“n”大写。）我可以表明我不大写“白人”（white）是因为“白人”很少会上升到一种文化身份的高度——但真实的原因是，种族从来不是公平的，所以把不平等写进我们用以表达种族的单词里是十分恰当的。
把白色人种置于考察视野中，能够显示出种族是多么地强大，即便种族分类并不稳定。数十年间，“白肤色”一直是公民权的明确标准。（严格说来，黑人可以成为公民，但全然不能享有合法的利益；出生于美国之外的亚洲人在20世纪中期之前都被禁止成为公民。）公民权资格被界定为白人，而且自其被写入宪法以来，白人就一直是一个种族类别，不过那个分类里的成员资格发生了变化。像德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这样的群体，在刚到美国的时候普遍被定义为非公民和非白人，然后又变成了白人。我们今天对白人的界定和一百年前有所不同了。
托马斯·纳斯特的漫画在这点上可谓臭名昭著。他的爱尔兰人和黑人滑稽漫画特别地令人震惊，因为那是一种我们今天不再看到的类型。工人阶级的爱尔兰人被戴着皱皱巴巴的大礼帽、穿着蜷缩着的鞋的大猩猩所代表，他们脸上的上嘴唇呈圆屋顶一样的形状，周围环绕着浓密的连鬓胡子。
托马斯·纳斯特的漫画。从1876年开始，南方黑人和爱尔兰裔民主党人在政治上被相互比较，即体现在右图上。凡是自称为“文明历程”的出版物也都难免卑鄙地画起分界线，决定谁是文明的、谁是不文明的。网站截图。
有时，纳斯特会给爱尔兰人配上一个具有同等冒犯性的美国黑人形象，有着硕大的“黑人”（Sambo）风格嘴唇，或许还有一个大屁股和笨重的赤足。现在，几乎没什么美国人脑子里还留有爱尔兰裔美国人应该长什么样的图像。除非他们碰到一个长着红头发、叫奥康诺的男人，或许会想到：“当然！他一副爱尔兰人的样子。”否则，他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纳斯特不仅仅是在勾画令人憎恶的爱尔兰人滑稽漫画，他这种勾画的方式对他的读者来说还显得十分可信。还有一个类似的隐形种族的例子，2014年，报道声称有15%的美国人具有德国血统。这个种族群体范围很广、数量很大，那么让我提一个简单的问题：德裔美国人长什么样？七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是德裔美国人，那么在你碰到的德裔美国人中，有多少是你根据他们的外貌特征辨识出来的？比起更晚的移民群，比如意大利裔、爱尔兰裔和犹太裔，德裔更为隐形。
美国人现在看不出德裔、爱尔兰裔和法裔，但是他们可以做到——并不是说所有白人都看起来一个样。我父母都主要为爱尔兰血统。有一年夏天，我们家在旅行中停留在爱尔兰，得以第一次观览都柏林这座城市。我们还没离开机场，我七岁的儿子就说出了我已经在想的事：“这里的所有人都长得好像爷爷奶奶！”在我七岁的孩子看来，我们家的人长得像爱尔兰的人们。
几年后，我要在高峰时段、巴黎一座繁忙的火车站见一位法国同事，但是我俩都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而那里有数百人。我试图猜测那些进进出出的、等待着的、抽着烟的、发着短信的、转来转去的女人里面哪个是我要见的人，但完全没用。然后我转过身，看到一个街区之外，越过数百的人群，一个女人正朝我挥着手。她认出我来了。在那之前我就模糊地意识到，不管我对巴黎有多熟，我在地铁上还是很显眼——我乘坐着列车、读着法语广告、听得懂列车长的话，可能会感到自己已经相当法国了，但是当我回到家照照镜子，就知道我的脸和我在公共场合看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容貌是不一样的。
后来，我问那个同事，她说她就知道我不是法国人。怎么知道的？我问。她仔细打量了打量我。“下巴。是你的下巴。”她说的时候带着满意的微笑。直到那天之前，我从来不知道还有爱尔兰式下巴这么一回事，但是我有这么个下巴。而且毫无疑问，如果纳斯特在路上碰到我的早期美国祖先，他也会知道他们看起来是爱尔兰人的模样。我们不再能看出爱尔兰人，我们识别不出来，我们不再把这画成漫画。但我们能做得出来。
亚裔的种族分类就像白人一样不稳定，和政治权力纠缠在一起。美国人口普查从1870年开始计算“中国人”（亚洲大陆来的人没有别的分类了）。大约在同一时间，人口调查开始计算一个同样被排斥的群体——美国印第安人，美国宪法已标明可从他们那里征用土地。很明显，印第安人的种族分类从一开始就很不稳定：他们先是根本不被计算，之后被包括了进去，但是被排在白人那一栏——除了在一些印第安人规模很大的地区，他们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分类。
对于亚裔来说，就像保罗·肖尔在他引人入胜的历史论著《统计美国人》（Counting Americans, 2017）中指出的，美国政府统计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但还是把其余的亚洲人空着，在20世纪又添加了“菲律宾人、印度人和韩国人”。“种族群体”显然是一个人为制造的概念，其分类从来都不是全面的，而且时常含混不清。纵观欧亚大陆，美国政府到今天仍然搞不清楚到哪里就不再是白人、从哪里开始是亚洲人。出生在希腊东部和泰国西部的美国人常常不确定要在美国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中填哪一格。种族就好似暴风雨中的海浪和狂风吹动的沙丘，是个不断转化变更的吓人的障碍物。
在二战中，中国是美国的盟友，而日本是敌人。美国军方认定，区分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种族差异十分必要。在一个系列卡通插画中，他们试图教导美国士兵去找什么——去看到什么—— 以便认出一个试图混在中国人里的日本士兵。
美国向士兵宣传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体貌特征差异的宣传品。网站截图。
如今，“如何注意到一个小日本”（How to Spot a Jap）的小册子是个冒犯性的新奇玩物，它们要么用于讲解种族刻板印象的历史，要么被作为反讽的玩意儿印在明信片上售卖。但我们可以从另一种方式去审他们。在《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 1978）中，社会学理论家诺伯特·埃利亚斯研究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关礼仪的书籍，以理解他所说的“惯习”（habitus）的创造过程是什么样的。那些我们今天看来完全自然和必然的礼仪，比如不要在桌子上擤鼻涕，不要用公勺吃饭，或者不要在公共场合打嗝、放屁，事实上都是社会性地教导和习得的行为。
在这些行为开始推行的历史时期，人们依赖礼仪手册来指导他们那些在今天看来对成人来说完全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例如，埃利亚斯在“关于擤鼻涕”这一章中引用了一则“绅士准则”，里面毫不修饰地讲解道：“当你擤鼻涕或咳嗽时，要转过身去，以免落到桌子上。”“不要用拿肉的那只手擤鼻涕。”“把鼻涕擤到桌布上是不得体的。”有些建议有多生动就有多诗意：“擦过鼻子后展开手帕朝里面端详，就好像可能有珍珠和红宝石从你的脑袋里掉出来了一样，也是不得体的。”这么看来，那些看上去完全出于自然的举动，也曾经被明确地教导过。
“如何注意到一个小日本”的传单印出来是要发挥和埃利亚斯所研究的礼仪手册同样的功能，他们试图创造和植入一种将日本人从中国人中区分出来的种族惯习。那张二战张贴画在今天看来十分冒犯人——它粗糙简略，带有简化论的色彩，具有侮辱性——它的确如此。我们觉得，自己能认识到这种荒谬，就没有制作它的那些人那么种族主义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仅仅表明我们现在的种族分类和1942年不一样了。
就体貌而言，中国人和日本人看起来，并不比爱尔兰裔美国人和法裔美国人看起来更“像”或更“不像”。这并不是说不存在统计分布事实上的差异，而是我们对种族的认知是需要习得的；人们所“知道”、所“看到”的突出和明显的东西，是随时间变化的。大多数美国人分不出来走在路上的一个美国白人到底是爱尔兰裔还是具有法国血统，但他们完全不需要那些讲解如何识别种族的小册子，就能判断一个人是白人还是黑人。如果对今天的美国人而言，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区别就像对二战时期的美国士兵那样重要的话，很多人也会认为这种区别同样是不言而喻的。
一眼望去即能辨别的种族区分不必是完美的。人们常常认不出来作家马尔科姆·格莱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是黑人，有时白人也会被误认为黑人。形不形成种族差异这件事跟基因遗传关系不大，我们的“所见”是被政治所形塑的。同样两个群体既可以是可见的不同种族，也可以是分辨不出来的不同种族，而这仅仅取决于对它们进行分类的政治语境和权力关系。
弗朗西斯·盖尔顿是一位现代统计学先锋，但他同时是一位优生学家。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他因在19世纪末发表那些声称揭示了“犹太类型”的照片而变得臭名昭著。在那时，人们相信爱尔兰人、犹太人、日本人、中国人或德国人标志着种族。当犹太人是一个种族的时候，人们觉得看一看就能知道谁是犹太人。今天，很多犹太人很厌恶“有一个犹太‘种族’”这样的观点，并且觉得“有种犹太‘长相’”这样的暗示本身就很种族主义。在曾经的各个时期，美军、托马斯·纳斯特和回归分析统计方法之父都相信存在可以从视觉上区分出来的、能够观察得到的种族，而今天的很多美国人基本都无法指认这些种族，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这些种族分类，肯定不会像他们如今对高加索人、非裔美国人、拉丁裔、亚裔这样的种族分类那么确信。
我觉得让一个来自没有种族的星球的访客按我们今天的种族分类，来区分地球上所有的人，一定非常困难的。如果让他们按视觉给人们分组，在统计学上他们不可能会使用同样一套任意的分类，而且即便详细地为他们描述了这些分类，他们真正给人分类的方式可能也不会和现代美国的方式一模一样。
我们觉得我们能天然地看到种族，但其实这是由社会所建构的。这时，我们是在用第三只眼睛看这个世界。本文开篇提到了那个人口普查预测说，今天的少数族裔将成为美国人口的大多数，这与其说是一个结论，不如说是一个问题：“有色移民将在美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它的答案不仅包括群体之间发生的变化，也包括那些群体内部的成员及其象征含义的改变。应人口统计之变化，白人的各种界限也很可能会发生变动，而它们也确实曾经变动过。
在《白人的历史》（The History of White People, 2011）中，内尔·欧文·平特（Nell Irvin Painter）认为，“白人”这个概念曾经多次扩张，以包含进越来越多的人。首先是爱尔兰人和先前“疑似”的非新教徒，他们在19世纪头十年的后期“获得”了白人身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社会动荡，以及军人与移居的产业工人的实际迁徙，白人身份出现了第二次大扩张。在战时经济中，意大利裔、犹太裔、墨西哥裔等群体的向上流动性加强，并且试图展示他们对盎格鲁-撒克逊审美理念的认同（唯一一个犹太裔美国小姐在1945年加冕），这些都促使他们被重新分类为“白人”。白人包容性的叙事从罗斯福时代一直延续到战后时期。最后，通婚最终瓦解了先前的种族界限概念，很少有美国白人能自信地声称自己只来自一个单一的民族种族（瑞典裔、德裔、法裔），白肤色也不再足以支撑基于单一民族的种族理念。在平特看来，这一最为近期的变化终结了任何有关种族的科学基础，并促使美国成为一个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混杂、更加跨越旧的种族边界的国家。
或许，这种混杂意味着美国终于要对多种族身份感兴趣了。但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并不是因为人口统计数据的变化，而是因为那些持续反抗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活动家们不知疲倦的努力。争取种族正义的运动之所以能获得胜利，不是简单地由于人口数据发生了转变，而是因为在面对一个有组织的替代品时，种族特权无法赋予自己合法性。有很多国家都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即白人虽然占少数，但仍然紧紧抓着白色人种的优越性不放，甚至到了白色人种意味着公民权的程度，那么这些国家就会被少数人统治，并监管着对这个国家大多数的高度剥削。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一个白人是少数人的美国会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或巴西、或危地马拉得到启发：在那些地方，一小群浅色皮肤的人，以把多数人排除在权利之外为代价，享受着诸多特权。
因而，通向正义的路径包括去攻击那种给人们分类的特权，这种分类特权被用来合法化他们的剥削或殖民。这意味着承认并挑战种族分类的基础。这不是象征性地去拥抱多元文化色彩：这是关于权力的，而这种权力太过于狡猾，我们不能指望它站定不动、被人口数据的变化拿下。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去对抗这种种族特权的力量，不管是谁占据着特权阶级，也不论身处何时。幻想着人类与生俱来的多样性将使整个系统失效是毫无益处的。
美国向非白人群体占多数的转变不是命定的，不过这是一次机会。平特注意到，当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我们有可能去想象不同的种族等级。在二战期间，地理和社会的重新整合，把美国多样化的欧洲身份认同归结为“白人”这一单一的种族分类。同样，在19世纪末，亚裔移民的角色单一，那时他们主要是工人阶级，集中在西海岸，数量有限，多为男性。但当移民法开始倾向于技术人员，并前所未有地将大量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级带入更多的美国城市中去，亚裔美国人所遭受的种族限定也发生了变化。
利用转变中的社会状态去颠覆种族等级制，不仅仅关乎挑战种族主义，也是挑战种族本身。这并不是说，在种族歧视仍然大量存在时虚伪地否认种族，而是要共同挑战种族对我们人生的决定权。“黑命亦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试图取消警察在没有合法批准的情况下对非裔美国人使用暴力的特权，它的成功将会破坏警察暴力这一维持种族隔离与不平等的重要手段。一劳永逸地埋葬一些白人对内战中南方扮演的角色所感到的可耻的、错位的骄傲，承认他们的祖先犯下的那些无法挽回的错误，这将意味着什么？坦诚地承认这个国家的每一段种族历史，想想什么样的补偿能够让我们走上通往更伟大的繁荣之路，这将意味着什么？种族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我们许个愿就能送走的。我们必须利用我们察觉到的种族的不稳定性，去重新分配那个让种族永存的权力。
种族从不是静止的。就像社会学家理查德·阿尔巴（Richard Alba）上个月在《华盛顿邮报》中指出的，美国将在2044年以非白人为多数的预测，其实依赖于一种不变的种族定义，不承认人们的种族是会变化的这一令人惊讶的现实。在2010年的人口调查中，有将近一千万人列出的自己的种族身份和他们在2000年列出的不一样了。阿尔巴批评了人口调查的“二元思维”，它把任何带有西班牙遗传基因的人都算作西班牙裔，然后通过人口调查里一种奇怪的问题设计，有效地忽略了他们可以声称的其他任何种族身份。“（一个）多数族裔—少数族裔的社会应当被视作一个假说，而不是注定的结果”，阿尔巴针对2044预测时写道。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当要对抗种族歧视时，我们不能依赖人口统计数据的转变来帮我们做事。如果我们认识到种族看起来很坚固，但不断地变化，我们就能找到另外的方式动摇种族不平等结构的稳定性。
在驱逐种族主义时， 我们需要认清敌人的本质。战胜白人至上主义的方式就是毁灭它。只有当白人不再是有特权的公民身份分类，当白人不再比古老的奥克特鲁恩人（Octoroon，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黑白混血儿）和爱尔兰人有更多的含义，美国才会真正变成“以非白人为多数”的国家。这不是要通过谈论一个想象的肤色融合的未来，来低估我们对文化迷失的焦虑，而是要承认种族身份与权力不平等之间无法解脱的关系。通过努力，或许白人身份的下一次扩张将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