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应该追查那些利用这个目眩神迷的环境来施行不同程度的彻头彻尾诈骗的人。但任何人都不能因为其中时而充斥着夸大其词的报道、利益冲突和不诚实而去责备这个令人目眩神迷的环境本身。这一过热的环境实质上正是对财富的欲望与关于自由、自我表达以及推翻固有权力阶层的浪漫梦想的融合产物。如果没有这种关于自由与革命的浪漫视角，就绝对没有什么值得为之激动的。在这场淘金热中，并没有真正的金子，没有任何有实际价值的原材料，只有一座由非物质的数字比特映射出的空中楼阁。这座空中楼阁需要一些什么东西能让他变得有价值。如果没有一夜暴富的希望，这种狂热也不会获得让它得以传播的动力。改变世界、推翻独裁、表达自我以及一夜暴富，正是在所有这些希望令人目眩神迷的混合之下，诞生了这样一种让人们为之兴奋的效果。
从“信息高速公路”到“赛博空间”以及知识工人的习性
90年代的互联网狂热常常被描述为一种乌托邦。然而，就为一个更好的未来绘制蓝图而言，信息高速公路的设想才真的是乌托邦。与其相反，赛博空间这一名词来源于一本先前的赛博朋克小说——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这部小说描绘了近未来的一个充斥着技术暴力、残酷个性、操纵与愤世嫉俗的不满的世界，一个彻底反乌托邦的世界。《神经漫游者》的魅力来源于浪漫主义而不是乌托邦。它的“网络牛仔”叙事塑造了一个为寻求内心的转化——寻找爱、友谊和意义——而非财富，踏上一场希望渺茫的征程的边缘人物的故事。同时，似乎是为了让他完成内心转化的动机更加鲜明，他也进行了一个内部的重新编程，以实现更好的网络旅行。
对于90年代早期这些操作计算机的白领工人而言，《神经漫游者》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故事线。这条故事线重新定义了坐在键盘前键入命令行这一行为，让它从枯燥的白领日常工作变成一种探索和冒险的行为。赛博空间，将互联网定义为一种空间，一片可以去探险的领地；而不仅仅是一条高速公路，一种通向了解已知信息的方式。这表明知识工作者拥有一种潜在的新的自我定义。信息高速公路听起来很整洁，很顺从也很有序。而赛博空间的内涵则更加黑暗，不受管制，更加可怕——也因此更令人激动。当你在深夜里，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小隔间里的时候，赛博空间展现出它更加诱人的一环。它并没有构建起一个乌托邦，一个完美的世界，相反，它为你提供了一个体验自己成为反叛英雄那一面的机会。
我们倾向于认为浪漫与革命是自发的，它们自身即构成了对自身的解释和动力。然而事实上，这些变化的发生通常处在一些具体的语境中，比如中年危机或者沮丧的失业中产阶级。对于90年代早期的上网行为来说，也是这样。
我们可以从思考90年代早期上网的究竟是什么人着手，来理解为什么赛博空间在流行话语中战胜了信息高速公路。一般来说，在讨论社会阶层与计算机使用这一问题的时候，容易陷入一种有和没有的连续中。在这种有和没有的讨论中，人们的关注点在于扩展计算机使用对于降低社会阶层跨度的作用。关注社会阶层这一阶梯本身也发人深省，对于比尔·盖茨和每天清理你的垃圾桶的清洁工来说，没有台式机他们每天的工作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主要对于知识与专业人员这一阶层而言，计算机是他们工作的一个核心特征。这一群体囊括了中层管理者、工程师、中层政府官员、学者以及记者——这些白领知识工人们。
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那个时候，上网的实践事实上首先是由那些需要自己完成文字处理工作，因而拥有必要的设备和操作经验的人们进行的。研究生和助理教授在大学的校长与教务长之前开始上网；中层经理、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在副总裁和CEO之前上网；中级的记者在编辑和经理之前上网。相对来说这与一般的技术扩散模式并不一样。网络社交是以与影印机类似的模式进入社交生活的，而不是像电话的模式或者是电视的消费分布模式那样自上而下的扩散模式。这种扩散模式也意味着这种对某件重大事情即将发生在社交领域的感受将首先冲击到中层的知识阶层，其后才会影响到高层群体。
而信息高速公路以及它所支持的公司自由主义技术政策可能是合理的、前瞻性的以及经济理性的。但它缺乏一种魅力。开展能够刺激大量计算机网络领域投资的政商合作，进而达成促进信息交流的目的可能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对于办公室隔间里的职员来说，这并不能吊起他们的胃口。
在1995年之前的这几年里，舞台专门为这些中层人员开放，在这里他们欣赏着一幕关于上层的无知与茫然的戏剧。正是这些自己打备忘录、报告、学期论文和新闻报道的人率先感受到了互联网的重要性并看着上层人员艰难地追赶他们。赛博空间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地暗示着这种富有反抗意味的自我认知。这也使它能够更好地捕捉到使用者的快感，以及当他们注意到自己率先进入的秘密世界胜过了他们上级主导的固有生活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开放的可能性。
反文化运动带来的修辞：“他们根本不明白”
《连线》杂志的创始人之一，路易斯·罗塞托（Louis Rossetto）亲身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最初的反文化运动以及它后来在计算机文化中的浮现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变体这两个过程。前一个过程发生在他的大学阶段，而后一个过程则是在他担任一本关于台式机的小杂志《电子词汇》（Electric Word）的编辑期间发生的。他曾说过他是参考早期的《滚石》来设计《连线》的——那个真诚的、有些可笑的、70年代早期的《滚石》，那时候它还在旧金山并将摇滚明星奉为人性精神革命的圣人。罗塞托反复用“他们根本不明白”这句话来驳斥主流媒体的技术报道。这句话是像骇客网站Slashdot和《连线》这些地方宣泄情绪时采用的修辞基本语汇。在时常见诸报端的揶揄那些大致界定的、“旧的”机构以及观点（比如微软、电视网、政府官员、凯恩斯主义）时，这些媒体经常通过含蓄地将他们的读者纳入到知识先锋的方式来取悦他们。正如巴洛乐于指出的那样，你是我们中的一员，是现代的哺乳动物；而那些掌权者则是史前的恐龙。
当一个边缘的社会运动在公众视野中准确预测了领导层的一次重大的历史性判断失误时，它所产生的效果是影响巨大的。而在当局错误判断时正确判断了某件事，是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一项主要的集体记忆。1969年，在全世界的瞩目下，电视台、《纽约时代周刊》和当局的许多官员都改变了他们对于越战的立场。90年代中期，这种记忆是上层错误地预期了互联网的重要性，而到了90年代后期，则是他们错误判断了开源软件的价值。这些时刻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它们开启了破除偶像、接纳新思潮的大门。如果当局在某一件事上的判断是错误的，那他们在别的什么事情上是否也会失误呢？
同时，这种集体记忆为人们划定边界创造了条件。这种边界不见得有益，即区分出“懂行的人”与“不懂的人”。“他们根本不明白”这句话所表明的，正是告诉听众，他或她与演讲者一样，属于懂行的精英群体。而不懂的那些人或许来自五角大楼，来自媒体或者就是你的父母。不管怎么说，指出彼此与其他那些可耻的不懂的人不同这件事总让人感到刺激。
如果在像越战和互联网这些主要事件上采取了正确观点就能使这套说辞具有说服力，那么一般意义上的准确性就不再是一个必需品，甚至不再是让这套说辞生效的先决条件。《连线》仅在创刊号中对互联网本身进行了讨论，罗塞托必须像其他媒体一样，尽快承认互联网的中心地位。更重要的是，一旦一套说辞被建立起来，无论是用什么方法实现的，他就有条件生产出一种有效的扼制质疑的变体。在上文所提到的那场采访中，当罗塞托被问到是否有信仰的时候，他回答“没有”；问到他是否是无神论者时，他回答“不是”，然后他补充道：“这没什么值得想的……我的意思是，我已经超越了这个话题了。”这套“他们根本不明白”的说辞为聪明地扼制这种质疑声音创造了条件。读者和听众在提出批评、质疑和考虑问题复杂性时不得不担忧：如果你表达了疑虑，这可能比错误还要糟糕，这说明你可能是史前的恐龙，因而不再属于这个特权团体。你根本就不明白。
马赛克（Mosaic）时刻：预期带来的快乐
直到1993年年中，使用联网计算机的中层白领人数悄然增长着，其中有不断扩大的一部分人开始使用非营利性、非专属的互联网。这种使用经验又不断受到反文化运动和打破常规精神的影响。然而越是高层的领导，比如CEO和政客们，越倾向于忽视这件事的发生。这样的环境也为一种新的、免费发布的计算机程序——马赛克（Mosaic），第一款成功的图像网页浏览器——提供了一片沃土。马赛克1.0的苹果和PC版本在1993年8月发布，一经发布便在整个秋季如野火燎原一般疯狂扩散。这一程序当即引起了整个市场的惊叹，促使那些每天从事无聊的或者需要全神贯注的工作的办公室职员主动向他们的同事推荐：“你一定要试试这个。”
这就是一切的起点，90年代互联网的狂热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腾飞的。
需要说明的是，马赛克不是第一款网页浏览器，甚至也不是第一款图像式网页浏览器。当伊利诺伊大学国家超算应用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upercomputing Applications）的两名员工：埃里克·比纳（Eric Beena）和本科生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ssen）在大概1992年末决定要做一款更好的浏览器的时候，他们仅仅是跟随了当时的时代热潮，参与到了如火如荼的网络进化中去。他们在第一版Unix系统下的马赛克中的主要技术贡献就是使图像可以在单页中显示出来，这样看起来更吸引人。而另一个重要贡献则是1993年发布的可以用于PC和苹果系统的马赛克浏览器。这些主要是由一群本科生程序员编写的版本让上网浏览变得更容易了。
技术上来讲，马赛克是一款实用但普通的产品，很难说能比得上像SMTP（简单邮件传输协议）和WWW（万维网）这些使上网浏览可行的协议或者是像SLIP（串行线路网络协议）和PPP（点对点协议）这些使用户可以通过调制解调器接入互联网的技术。显然，马赛克也没有底层的TCP/IP（网络通讯协议）这样的包交换协议以及所有那些使这一协议可以在各种电脑上运行的软件重要。马赛克并不是我们能够上网的原因，其他的这些程序和协议才是。马赛克也没有让互联网变得更友好，它只是让互联网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友好了一些。并且，可以很负责任地说，马赛克没有令上网变得更高效，它在获取信息时又慢又笨重，尤其是在早年那些图像功能很弱的电脑上更是这样。马赛克是一款还不错的软件，但在任何意义上，它都不是一款具有革命意义的天才之作。
那么，为什么马赛克成了关于互联网最热门的应用呢？又为什么它直接的继任者网景（Netscape）开启了90年代的“互联网经济”热潮呢？一部分原因仅仅在于累积起来的关键人群与技术群，也就是一部分经济学家所说的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越来越多的计算机支持图形化，其中有足够多的计算机接入了局域网，其中又有足够多的计算机接入到了互联网。同时，上网这件事也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但同样重要的是，比起使用效率，马赛克更加注重给人带来的乐趣。使用马赛克是互联网带来的第一项真正引人注目的、有趣的经历。有些计算机技术人员会通过这样的原因来贬低它：“很多时候，人们使用马赛克仅仅是为了显示他们在自己的计算机上投入了多少钱”，一位软件经理观察道，“你可以叫一个人过来然后对他说‘看看这个’，这有一种爆炸性的吸引力……就像你第一次走进图书馆，在书柜中间穿行，取下来一本本书就非常有趣。但是这种愉悦感一定会逐渐消退下去。”毋庸置疑的是，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网页浏览带来的乐趣起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绝不会消退。
马赛克究竟可以带来怎样的乐趣呢？马赛克并不满足欲望，它激起欲望。科林·坎贝尔提出了一种所谓的“现代自主想象式享乐主义”（modern autonomous imaginative hedonism），这显然是一种现代性结构，它认为获得愉悦的预期本身即构成了愉悦的一部分。这种结构大体上具有典型的消费文化与浪漫主义的特征。坎贝尔认为，个体在这种特定的愉悦形式里所追求的并不是对欲望的满足，而是欲望本身，是一种得以欲望的欲望。与其说马赛克向人们展示了他们想要看的或者说是他们需要的，不如说它刺激了人们去想象他可能会看到什么。早期一种经典的展示网络的方式就是点击卢浮宫网页，然后看着颗粒状的图片缓缓地出现在屏幕上。这样一个操作给人带来的乐趣并不在于它实际展现出来的——一张更好版本的，在很多其他艺术书籍里也能看到的照片——而在于这种体验让观者禁不住去想象：我还能在这里看到什么呢？马赛克实现了一种希望：这种希望与其说是了解某种新的事物，不如说是一种了解新事物的可能。用马赛克来上网的最初一段时间和恋爱的早期或者是革命的最初阶段有很多相似之处。移动光标，点击，然后看着图片慢慢浮现在眼前，这样的过程产生了一种有所盼望的体验，一种充满可能的体验。早期这种梦幻的、欲罢不能的上网体验实际上就是沉浸到一连串的“接下来还有什么”之中去。
非理性繁荣的起源：市场的浪漫化
到了1993年5月的时候，安德森等人正在编写马赛克的代码，而约翰·佩里·巴洛的拥护者和《连线》的编辑们则向中层人员散播着计算机反文化的修辞。与此同时，分散在各地小隔间与办公室中的白领工人们则纷纷在无声中发现了上网的乐趣。然而主流媒体心思并不在这上。就在这个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发表了一篇关于马上到来的联网计算机未来的“技术报道”。在这篇显然是在回应围绕副总统阿尔·戈尔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而产生的狂热的文章中，对互联网只字未提。它开篇是这样写的：
今天，电话、电视和个人计算机的融合开启了一场极具活力的数字革命，这场革命将在世界范围内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方式。这场巨变将为我们带来哪些新的产品和服务？我们究竟在谈论一个多大的市场？克林顿政府又可以做什么，如果确实有什么可以做的话，来促进美国的这些融合技术发展呢？
这是那个时候常规的理解问题的方式——通过产品、服务和市场这些商业术语来进行理解。从这里出发，这篇文章试图从“七位技术巨头”那里寻找答案：比尔·盖茨、购物频道领军者巴里·迪勒（Barry Diller）、AT&T主席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有线电视大亨约翰·马龙（John Malone）、IBM董事会副主席杰克·库尔勒（Jack Kuehler）、手机巨头克雷格·麦考（Craig McCaw）以及摩托罗拉主席乔治·费舍尔（George Fisher）。而这篇文章也是依照这样的假设来组织的：无论未来发生什么，这个未来一定是主要由公司领袖和公司关注点塑造的，或许也会与白宫签发的鼓励性政策之间有一些互动。盖茨预测将会出现一种钱包大小的个人计算机，可以实现与所有家电的互联。其他人则展望了未来可能出现的利润丰厚的在线购物，无处不在的可以服务于商业高管们的多媒体通信，按需求制作的电影，通过有线电视实现的远程教育以及不断发展的无线数据服务。而所有人都对政府的角色表现出了一种矛盾态度，一方面感激戈尔和克林顿政府激发的热情，另一方面又警示政府的决策者们不要阻碍公司的计划。这就是当时这些公司高层的看法。
三个月之后，当安德森和他的同事们悄然发布了第一个苹果和PC版本的马赛克的时候，《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发表了一篇类似的回顾文章。为了符合更复杂的读者需求，这篇文章囊括了更多的技术细节。其中对不同的传输技术进行了比较，比如光纤和窄带接入（ISDN）的带宽和花费问题，文章的访谈对象也更多来自实验室，而非企业办公室。但组织起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假设却和前文中《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那篇报道相类似，文章的主体聚焦于不同的公司以及它们与互联网相关的技术，比较和对比不同的光纤、手机研发方案，同时穿插了一些内部的规则制定方面的消息，比如一般承运人原则（common carrier principle）。在制定这项即将到来的未来技术潜在的应用清单时，这篇报道稍微侧重于信息和技术产业而非购物方面。这些应用包括了：一个断流器盒可以实现让学生通过电子邮件与南极洲的科研人员联系；一名广播工程师利用在线数据库和电子邮件来辅助诊断自己女儿罕见的疾病；或者是一场可以将牙科X光图像发送过整个大西洋的实验；或者一群新泽西的学生可以与俄罗斯的教师进行联系……万维网并没有被提及。
然而，这篇文章提到了互联网。它以一段互联网协会主席温顿·瑟夫（Vinton Cerf）的轶闻开场，温顿在准备一场国会听证会的时候，联系了成千上万的互联网狂热者，指出互联网上蓬勃发展的活动是戈尔所谓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潜在的萌芽。而且，这篇文章被命名为《驯化赛博空间》，并以一位国会议员对巴洛具有象征意味的将在线世界建构为边疆的回应作为结尾。这位议员说到：“赛博空间中的一切都极具危险……这里没有规则，这里就是狂野的西部。”这种带有鲜明巴洛色彩的，具有浓厚象征意味的标题、开篇与结尾——一种狂野的、开阔的、让人兴奋的网络空间——比那些关于公司斗争、教育应用以及竞相发展的技术内容更易于让读者产生共鸣。《科学美国人》的读者可能是特定的某一部分群体，但这部分读者中包括了政客、经理人以及在这一历史时刻很重要的一个群体——记者——记者也属于那些需要自己处理文字的人。
这就是互联网出现在媒体雷达上的时刻。1993年夏秋交际的时候，互联网非常突然地成了媒体的关注点。斯考特·布拉德纳（Scott Bradner），一位资深的互联网专业人士，有些困惑地发现：“互联网忽然就火起来了……只有媒体之神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关于互联网的文章似乎就是现在应该讨论的话题。”他指出：在仅有一小部分人可以上网的1993年秋季，美国主流的出版物上有170篇文章提到了互联网，而在一年前的同一时间段，则仅有22篇文章。他补充道：
所有这些关注都让我们这些一直以来为互联网布道的人倍感振奋。但问题在于我没发现当下这些对互联网的关注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互联网已经在我们身边发展了十多年了。当然，它规模大起来了（全球已有近200万台联网计算机）并且发展得很快（每个月扩大7%），但是它已经保持这样的规模和发展速度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时代》周刊与《新闻周刊》（News week）还在预言面向儿童的全国性录像厅，而不是国际实时在线交互的校园网络的时候，互联网就保持这样的水平在发展了……上个月，我甚至在一趟航班的机上杂志中看到了一篇关于互联网的文章。
随着对互联网的热情不断聚集在媒体上，随着《连线》和约翰·佩里·巴洛利用令人目眩神迷的反文化术语不断塑造计算机网络，随着马赛克在用户数量不断增多的联网计算机上流通，商业群体开始留心这项新的技术了。某种程度上来说，正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被信息高速公路的修辞吸引到了网络这一命题上，这些寻找商机的人又一次被媒体吸引到互联网上就不奇怪了。而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微软的垄断，这样的垄断起到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微软在计算机操作系统领域的垄断象征着一个并不振奋人心的车库创业神话终结。因而也促使那些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企业家们去寻找一些新的叙事。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比尔·盖茨刚刚成为世界首富，而那些在80年代末大量投资了微软的人也收获了丰厚的回报。微软因此既成了一个被痛斥的巨无霸，又是一堂活生生的教学课：会不会又有哪家公司像微软推翻IBM那样，推翻微软？若有的话，这家公司会不会与互联网有关？而那些准确猜测到了接下来这个风口的人会不会获得类似的丰厚回报呢？
再来看网景。吉姆·克拉克，林·康维的学生，图形工作站公司SGI的创始人，那时候是一位并不需要自己处理文字的经理。然而1993年秋天的某个时候，互联网狂热与马赛克进入主流视野的同时，克拉克在试图使用马赛克搜索技术发展的新方向时遇到了阻碍，是他在SGI的一位下属为他展示了如何使用这款网页浏览器。1994年2月，克拉克辞去了SGI的工作，飞往位于伊利诺伊州香槟厄博纳市的国家计算机安全协会（NCSA，National Computer Security Association）找到了马克·安德森。在1994年春季，两人成立了一家公司将马赛克商业化。在前所未有的匆忙之下，他仅仅在一年以后就启动了网景的IPO（首次公开募股）。而这也是到那时为止历史上最为成功的IPO，并在其后成为一系列IPO项目的模型，开启了一场互联网股票热潮。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场规模空前的狂欢就此拉开帷幕。
那么，为什么网景引起了让人如此目眩神迷的关注呢？一部分原因在于网景是一家诞生于硅谷的公司，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吉姆·克拉克在SGI过去的工作经历，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网景雇用了安德森等一群马赛克原始代码的编写者。同时，网景的第一款网页浏览器做得很不错，特别是当公司将启动资金大量投入到加快程序升级，频繁在网上发布免费更新时，它很快就成为最流行的网页浏览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IPO的时候，这家公司还没有利润，甚至几乎没有营收。它的主要产品是免费获取的，同时也没有核心技术专利或者其他什么能让它在浏览器市场中胜出的显著优势，它不过是大约市面上十家想要商业化马赛克的公司之一。
在很大程度上，之所以网景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关注，是因为它采取了一种非常直接的策略：创造一个紧紧围绕着浪漫化、英雄化的计算机反文化建构的媒体叙事，事实证明这在媒体中非常流行。通过这种方式，网景将自己描绘得非常迷人。很早以前，克拉克雇用了一位叫作罗珊·西诺（Rosanne Siino）的公关专员，并要求她将安德森包装为公司里的一位摇滚明星。其后西诺采用了一种以极客时尚为框架来谨慎地培养媒体关注的策略，直接将记者带到这些技术的幕后，向他们展示程序员生活的小隔间有多么混乱，他们会直接在办公桌下睡觉等等。在这些努力下，她成功将安德森打造成了一位名人。1993年，安德森出现在了《福布斯》科技版的封面上，边上肆无忌惮地写着这样一句话：“这个年轻人可以打倒比尔·盖茨。”在这之后不久，《人物》将要做安德森的专访，《时代》也将在封面登出他光着脚的照片。
可以说，如果没有《连线》杂志，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当克拉克雇用安德森的时候，《连线》刚刚成立一年多，那时候充斥着这本杂志的都是些幼稚而夸大其词的内容（罗塞托声称计算机技术正在创造一种“意义极其深远的社会变革，只有火种的发现可以与之比拟”），以及一些不准确的预言（除了仅仅在第一期中提到了互联网，它还声称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的开源软件项目是个过时的而且注定要完蛋的计划）。同时，它吸引眼球的幻彩荧光漆制成的图像和版面有时候根本无法阅读。《连线》杂志并不是促使马赛克成为互联网热销应用的原因。
但确实是《连线》以其独特的方式使马赛克成为热销应用这一故事变得流行。《连线》在1994年10月发行了它的首份副刊，内容就是关于马赛克效应的。那时候马赛克虽然在互联网迷中已经广为流传，但才刚刚开始散布到更广阔的世界。这篇加里·伍尔夫（Gary Wolf）撰写的标题为《（第二阶段的）革命已经开始》的文章并没有像一般的贸易杂志可能做的那样，仅仅停留在介绍一种好的投资项目或者是一种新的技术。取而代之的，是一套通俗的预言和一种对革命性变化、有趣和个人感受的强调。“打破常规的时候，”这篇文章开篇这样写道，“有趣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它是唯一的因素。”在一段标题为“我为什么研究马赛克”的段落里，伍尔夫观察到“马赛克的运行并不顺畅，跑起程序来感觉它气喘吁吁的”，之后他描述了一段在一个新网页上搜寻技术信息的经历，在搜索中他很快便在从一个链接点到另一个链接的过程中分心了，最终他进入到了一位外科医生的个人网页。虽然一个标准的计算机软件使用测评文章会指出这是一种问题，伍尔夫却并没有。“整个经历，”伍尔夫写道，“带来了一种强烈的幻觉，并不是关于信息的，而是关于个性的。”尽管个人计算机将自己塑造为一种办公机器的形象，也因此并不怎么具有个性，伍尔夫却将个性定位在了上网冲浪这一行为中。
然后，仿佛是为了给予网络的个性这一薄弱观点一些正确性，伍尔夫刻画了马克·安德森的个性。其他的记者或许已经采访过公司的高层，但伍尔夫聚焦于这位二十几岁的年轻合伙人，并且注意到了很多个人细节。在网景总部，“去采访地点的路上，”伍尔夫写道，“安德森脱掉了他的礼服衬衫，换上一件白T恤完成了接下来的问答。这样的姿态表明了他是一位打硬仗的人而不是生意人。”同时，伍尔夫聚焦于安德森身上挑战极限的态度。在网景工作，伍尔夫注意到，“（为安德森）带来了一个摆脱另一家他视为邪恶势力公司的束缚的机会——微软”。
通过集中聚焦于网景和安德森，这篇《连线》文章不仅放大了这样的观点：马赛克是互联网上的畅销应用，而网景是它的主要受益者，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一副带有浪漫色彩的眼镜，让读者们可以透过这副眼镜来理解这一现象。正当克林顿政府与国会在各种会议上不断宣传信息高速公路这一诞生于内阁的严肃理念，商人们却在飞机上翻阅《连线》杂志，阅读着像“赛博空间”和“边疆”比喻这样的术语，这种语言在新闻报道和政客的言辞里不断蔓延。如果没有《连线》，我们或许很难想象这样一种弥漫着自由至上主义色彩的对计算机网络的反文化建构竟然占据了主流。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正如后来众所皆知的，这种建构抓住了机遇。成为知识先锋是那个时代核心的社会精神之一。玛丽·米克（Mary Meeker），后来被称为“泡沫中心的女孩”，那时候是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的一名证券分析师。她在网景的IPO中是一名核心角色，同时也是其后一系列网站公司IPO的核心人物。她说：“我记得1995年的时候，我会和马克·安德森交流，数数看有多少人能理解这个东西。我们认为这个数字大概是400人。”就在网景IPO之后不久，一位有远见的年轻人，杰弗里·斯基林（Jeffery Skilling）带领着一家叫做安然（Enron）的冉冉升起的公司进入了一个新领域。安然在这一领域中主要从事能源与互联网相关产品的投机买卖。对于那些斯基林策略的怀疑论者，斯基林的态度被描述为罗塞托式的、嗤之以鼻的，“这世界上只有两类人，一类是能理解正在发生什么的，另一类完全不明白”。同样，这种建构也在政治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1994年夏天，保守派权威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与未来主义者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等人联手，推出了一份激动人心的文件，叫作《赛博空间与美国梦：一部知识时代的大宪章》（Cyberspace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Magna Carta for the Knowledge Age）。这份文件宣称在新的时代中，自由市场与技术将会逐渐废弃政府。这一系列的议题很快将被其后当选的议员纽特·金里奇再度提上议程。
时过境迁，今天我们自鸣得意地去嘲弄这些发展路径，草草说一句“早就说会这样”，是没有什么帮助的。许多深思熟虑的观察者已经认识到90年代末的股价是非理性的了，并且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做出了这样的表述。证据和争议就摆在那里，然而这个泡沫仍旧不顾一切地膨胀。我们当然应该追查那些利用这个目眩神迷的环境来施行不同程度的彻头彻尾诈骗的人。但任何人都不能因为其中时而充斥着夸大其词的报道、利益冲突和不诚实而去责备这个令人目眩神迷的环境本身。
这一过热的环境实质上正是对财富的欲望与关于自由、自我表达以及推翻固有权力阶层的浪漫梦想的融合产物。如果没有这种关于自由与革命的浪漫视角，就绝对没有什么值得为之激动的。在这场淘金热中，并没有真正的金子，没有任何有实际价值的原材料，只有一座由非物质的数字比特映射出的空中楼阁。这座空中楼阁需要一些什么东西能让他变得有价值。如果没有一夜暴富的希望，这种狂热也不会获得让它得以传播的动力。改变世界、推翻独裁、表达自我以及一夜暴富，正是在所有这些希望令人目眩神迷的混合之下，诞生了这样一种让人们为之兴奋的效果。
（本文摘自《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