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病施药一向是基督教的传教事工之一，十九世纪初年开始对华人传教后也不例外。第一位中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前，曾接受短期的医学训练，来华后也在澳门开设过诊所，雇用中国医生看诊。后来在东南亚的伦敦会传教士如巴达维亚的麦都思、槟榔屿的台约尔等人，也曾借着医药辅助传教。不过，这些都是短期或辅助的性质，而专注对华人进行医药传教是从美部会派遣的伯驾开始的。兼具医生与传教士资格的他在1834年到中国，翌年在广州十三行创办眼科医院（Oph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这是所有基督教在华医院的第一家。他又是1838年成立的在华医药传教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主要发起人之一，可说是引介近代西方医学到中国的先驱之一。
但是，伯驾从抵达中国后至开办广州眼科医院以前，曾先到新加坡开办一家“华人眼科医院与药局”（Eye Infirmary and Dispensary for Chinese），为新加坡华人服务八个月之久。伯驾这段经历迄今少有人讨论，但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对于当时刚获得医生资格的伯驾而言，在新加坡悬壶以济华人的经验，是他在华进行医药传教之前难得的实习机会。这不但有助于他在广州开办眼科医院，也是基督教对所有华人医药传教事业的开端，深具历史意义。本文即探讨伯驾在新加坡行医与传教的经历，以及当地华人对西方医术的反应。
伯驾到新加坡的缘由
伯驾是美部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医生，何以在抵达中国后，又转而南下到新加坡？
伯驾
1830年代初，基督教的中国传教情势有相当大的变化。以往二十余年传教士困处广州、澳门与海外东南亚，以等待中国开门的局面虽然依旧，但因为郭实猎一再突破中国海防登陆沿岸各处，又善于利用书刊宣传“中国已经打开”（China Opened）的说法，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传教界掀起热烈浪漫的向往，认为传教活动应该可以扩及广州以北之地。
在1830年代前期就读神学院与医学院的伯驾，正身处这一阵前往中国传教的热潮中，他在1831年10月申请成为美部会传教士时，已表达前往中国的志愿并获得美部会同意。而郭实猎于1833年在美出版的《中国沿海两次航行记》（The Journal of Two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与美部会的月刊《传教先锋》（The Missionary Herald）及裨治文编印的《中国丛报》上，经常刊登关于郭实猎在中国的行动消息与书信内容，这都是伯驾熟悉而向往的事。因此1834年1月他在准备来华期间，才会向美部会提出“到中国东部沿海传教”的要求，而对此有同样期待的美部会也告诉他随时可以进行尝试。所以美部会在他出发来华前夕发给的“工作指示”中，对于他未来可能的驻地只提到天津、宁波等“中国境内便利之处”，而不提广州，当地虽已驻有裨治文等三名传教士，却被美部会认为是“边境之处”。
1834年10月26日伯驾抵达广州后，和裨治文等弟兄商讨自己的去处，弟兄们劝他留在广州，学习官话与广东方言，行医并和华人相处。但是，一个月后郭实猎从北方回到广州，伯驾和自己仰慕多年的这位不凡人物第一次见面，在日志中详记对郭实猎的积极行动留下异于常人的深刻印象。郭实猎强烈主张伯驾如果想到沿海传教，应该立即前往新加坡做好准备。伯驾本已决定接受裨治文等人的劝说留在广州，郭实猎的意见让他又动摇犹豫起来，重新考虑前往新加坡或留在广州的利弊得失，并请教裨治文和大力协助他们的美国商人欧立芬（David W.C.Olyphant）等人后，觉得还是北上沿海传教比较符合美部会和自己原来的期待。而到新加坡既可以自由学习中国语文，又能自由向当地华人传教，有利于准备未来在福建等地的事工；若留在广州，只能学习广东方言，又不能和中国人自由交往。欧立芬也认为，广州的传教环境若不能开放一些，即使再增加一名传教士也没太大意义，因此赞成伯驾放眼于沿海传教为宜。伯驾终于改变心意，接受郭实猎的建议，进行原来根本不在预定中的新加坡之行。
美部会接到他前往新加坡进行准备的消息，也表示满意与赞同，认为若要证实郭实猎在中国沿海的成功，究竟纯系他个人特质因素所致，还是别人也可能达到同样的成就，甚至建立永久性的布道站，伯驾此举确有必要。
伯驾的医药活动
1834年12月24日下午，伯驾抵达新加坡，面见先到五个月的美部会弟兄帝礼士（Ira Tracy）和本地的美国领事巴列斯特（Joseph Balestier）。翌晨参加圣公会牧师主持的圣诞礼拜，第三天由帝礼士和新加坡学院义塾校长穆尔（J.H.Moor）陪同，走访一些华人，目的在觅雇语文教师，并传播自己将在本地免费治病的消息。结果雇用了一名教闽南口语却不识中文的吴先生（Go Seen Seng），从12月27日起教学，而看诊则从1835年1月1日开始，地点在新加坡河南岸华人区的“马礼逊之家”（The Morrison House）。这是1823年马礼逊访问新加坡期间购地建造的一栋两层楼房产，准备开办学校作为教室，或作为书局售卖基督教书刊之用，不过建好后并未实行，只委托穆尔代为管理。帝礼士到新加坡后不久租下，却和位于河北岸的美部会布道站有一段距离。伯驾来后住在此地，开设眼科诊所与药局，还接受一些病患住院。此外，他也在此举行主日礼拜，设布道站供华人义学之用。伯驾描述，马礼逊之家位于牛车水市场之北一个街口的距离，包含约四分之三英亩的空地、厨房和马厩。伯驾说自己相当佩服马礼逊的智慧和前瞻，因马礼逊选购了这处邻近海边、有益健康而又位居众多华人之中的房地产。
伯驾免费治病的消息传开以后，求诊的华人开始逐日增加，1月16日为止的人数，合计只有30至40人，到2月10日则已大幅增加至200余人，死亡者3人；又过了三个多月，帝礼士于5月19日报导，平均一天诊治45人次，合计则已超过600人；再到8月12日伯驾离开新加坡的一星期前，已为总共大约1000名华人治疗过疾病，其中死亡者不到6人；等到他在8月20日离开时，诊治过的病人合计已超过1000人。当时（1834）新加坡人口26329人，其中华人10767人，他们大部分居住于城区，1835年至1836年时城区华人有8,233人。因此曾经伯驾诊治的病患，约占全部华人的十分之一或八分之一左右，若再加上这些病患的家人、亲友、邻居等，则受过或知道有伯驾治病的人数比例当更数倍于此。难怪伯驾到达新加坡才只一个月，他的闽南语教师就认为，伯驾的大名在新加坡华人族群中已是家喻户晓，他也经常成为人们谈话时的主题。
伯驾能在短期内招徕大量病人上门的原因如下：
第一自然是他免费治病的缘故。当他初到新加坡向华人表示将如此做时，自己已经感到华人对此颇为高兴；随后病人接踵而来，而且经常是日出前就已在医院门前等候就诊，他也忙得很难在中午十二时用餐，有时候连晚上大部分时间也用于照顾病人。一开始伯驾不仅不取分文，连病人感谢的礼物也不收。一名病人由父母陪同送来两只鸡，他还请对方深切体认，他是出于对华人的真情友谊而不收任何酬劳；他同时在日志中说明，华人医生惯于接受病人礼物作为酬劳，他不愿意在华人的心目中，自己和华人医生的形象混为一谈，因而不愿收受礼物。不过，后来可能是拗不过病人的心意，还是接受了各样的土产、食品、水果。例如和帝礼士在访问一艘潮州来的贸易船时，他因先已为船上一名病人诊治多日，受到船长与船工的热情接待，还不得不依对方要求收下橘子等物。
第二是伯驾的医术。新加坡另有西人医生，却和华人没有什么关系，而伯驾专以华人为诊治对象，诊治的病症又不限于眼科，还包括刀枪伤害、口腔、皮肤、肿瘤、鸦片烟瘾等不一而足，等于是华人和近代西方医药之间较为广泛的初期接触。伯驾在日志中记载华人对于西方医学的初步反应，很少有人会拒绝内服药物，但他们却相当恐惧较为陌生的外科手术，连简单的抽血也视为非常严重的事。一名眼睛长翼状肉的病人，在伯驾为他动手术前两度吓得昏厥过去，有些病人则担忧拔牙后如何能够止血，至于害怕在眼前晃动的钳子和手术刀更是常见。伯驾以医术一一克服病人的恐惧感。一名叫希武（Hee Boo）的华人，三年前在福建一场战争中遭到枪伤，子弹留在手臂，伤口还有脓肿，遍请华人医生都束手无策，伯驾在数分钟内即取出子弹。伯驾为一名商人的牙槽突起进行手术时，还请几名华人在场观看他动刀的经过，让华人对他的医术大为惊服，反复惊叹没有华人医生能有如此高明的医术。像这些经伯驾治愈或亲眼目睹他展现西方近代医术的华人，他们对于西医的新鲜经验便成为伯驾医术最好的口碑。
第三是伯驾的态度。他总是以“视病如亲”的态度对待就诊的华人。例如有艘潮州贸易船的一名船工染患严重的肺炎，伯驾将他接到家中就近照料，十天后不幸死亡，临终前夕伯驾陪在他身旁连续看顾达数小时，其间伯驾还不禁想起自己九年前过世的父亲；船工死后，伯驾更帮忙料理丧葬事宜，还提议由自己写信，请船长带回慰问死者在中国的妻子、儿女；船工临终之际，伯驾还有些担心船长等人会怪罪于他，结果对方满口称他为“功德之人”（meritoriousman），说即使是死者的父亲也不会比伯驾做得更好。另一个例子是曾受雇于新加坡创建者莱佛士（Thomas S.Raffles）的一名华人画工，伯驾见到他时他已经浑身是病，有白内障，双肘肿瘤，两膝无法直立，两手也因风湿而难以伸展，已有三年不能行走，结果伯驾以马车载他到医院诊治，路旁就有华人称赞伯驾“至好心”。第三个例子是有天晚上伯驾前往一名华人家中为其男孩治病，离开后他自己也因不适呕吐，累倒在帝礼士家中，稍后男孩家人慌张前来报信，说是男孩情况危急，家长已急得大哭，伯驾马上一跃而起，顾不得等候轿子，即尽速步行赶往一英里外的男孩家中探视。以上三者并非仅有的例子，这些都能赢得华人对他的好感与信任。
前来求伯驾医治的华人遍及各个阶层。如有一位伯驾认为聪明可敬的和尚，双眼已丧失部分视力，左眼还长了翼状肉；伯驾决定立即为他手术，和尚也欣然接受。手术后伯驾问他痛否，和尚带有哲意地回答说，如果你切到自身会不痛吗？接着又说只是一点痛而已。伯驾送和尚一些书，包含《使徒行传》和米怜（William Milne）的《圣书节解》《进小门走窄路》等书，并说自己将乐于阅读和尚的书，但伯驾没有记载是否收到对方的赠书。有一名穷困至极的华人住在长仅容身、宽则为长度一半的水边木板隔间中，潮水涨时几乎满至地板，由于长时间暴露于潮湿不洁的环境中，而且衣不蔽体，导致多处皮肤溃烂，并已发烧达四星期之久。伯驾不忍心见他断送生命，便带他回医院治疗，一个月后恢复至可以四下走动，还生平第一次参加了主日礼拜。
1830年代新加坡水域的马来海盗烧杀掳掠，极为猖獗，美国浸信传教会的粦为仁（William Dean）与钟斯（J.T.Jones）都曾受到严重伤害。而伯驾从新加坡到马六甲途中，也遭遇过有惊无险的骚扰。他曾几度为受海盗之害的华人治疗，最严重的一次在1835年7月底，有五名华人同时受到枪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到伯驾必须请西人医生会诊咨商。分别到第二、三天伯驾才找到两人体内的子弹，并开刀手术取出，不到十天病人已可下床走动，病人及其亲友也不停地感谢伯驾的救命之恩。这次海盗事件受害者较多，到医院探视伤者的亲友也超过五十人，可能因而传播较广。一位华人富商沧浪（Chong Long）听说此事后，特地前来拜访伯驾，问他是否就是传闻剖开受害人腹腔取出子弹，多方照护而又不收任何报酬的那位“英国”医生。
伯驾从1834年12月24日抵达新加坡，到1835年8月20日离开前往中国的八个月期间，除了4月底至6月初前往马六甲的一个半月外，都在为新加坡华人免费治病。
伯驾肖像画
伯驾的传教活动
伯驾是合格的医生，也是按立过的传教士。对他和美部会而言，医药毕竟只是传播基督教福音的手段或工具，他的目的不仅是通过医药治疗华人的肉体，更在于拯救他们的灵魂，希望华人能接受基督教信仰，因此伯驾十分在意随时传播福音的机会。
对于新上门的病人，伯驾或帝礼士在问明他们识字后，都会给予一部传教小册，并要求他们仔细阅读。例如被海盗枪伤的那位华人和不少亲友都识字，伯驾因此供应他们不少图书，也从置于桌上翻开的书认定他们确已读过。伯驾特地听了那位伤者在阅读后叙述内容大意，还问对方是否爱耶稣，对方答说如果不爱就不会读了。伯驾因而高兴地觉得，伤者及其亲友在一个多星期间已经受到了福音的影响。伯驾告诉伤者，如果因为被海盗枪伤而使得他认识福音，并进而使自己和亲友的灵魂都得到拯救，那将是他毕生蒙受的最大恩典；伯驾说对方对此表示认同。这名伤者稍后也参加主日礼拜，但没有进一步的信仰。除了供应图书，伯驾通常会在病人向他说“感谢先生”之际，告诉对方应该说“感谢上帝”才是，并进一步说明自己是上帝差遣来治疗他们的，而他们能够治愈康复则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伯驾虽然忙于医务，却相当积极地举办华人主日礼拜。他初到新加坡时，只比他先到五个月的帝礼士对闽南语尚无把握，因此未曾举行华人主日礼拜，伯驾更是才初学闽南语，必须通过翻译才能和华人沟通，但他仍决定尽早在医院中举行礼拜。第一次于1835年2月8日下午举行，伯驾直到当天早晨才出其不意地通知帝礼士主持，帝礼士尽管觉得时间紧迫而感到惶恐，也只能努力而为。届时帝礼士先以闽南语祈祷，接着由他的中文教师代为宣读经文，帝礼士再略作讲解，有些听众还插嘴发表己见，最后大家同念马礼逊所撰的祈祷文作为结束。尽管参加的华人不多，帝礼士也讲得结巴不顺，但伯驾当场想到自己从医治华人身体出发，有可能导致拯救他们灵魂的结果，不禁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项医院中的主日礼拜第一次只有7名华人参加，多数是伯驾的病人；稍后他将礼拜时间从下午改成上午七时，以适合早起求诊的华人参加，人数便陆续增多，到3月15日时已有50人左右。伯驾看到这么多华人穿着他们传统的服装，跪下崇拜上帝时，在他们几乎削光的头皮上，后脑勺的发辫一致垂至地面，形成一幅新奇的画面，令他心中十分感动。此后参加礼拜的华人维持在50至60人，包括约20名义学学生、8至10名布道站雇用的印工与教师，以及大约30名病患等。除了帝礼士以闽南语主持礼拜外，伯驾的英文讲道一直是由曾就读马六甲英华书院的何先生（Ho Seen Seng）为他翻译。到1835年8月16日他最后一次参加礼拜，才以闽南语当众祈祷，这也是他生平唯一一次以此种方言公开祈祷，因为几天后他离开新加坡前往中国，即放弃闽南语而改学广东方言了。
伯驾和帝礼士注意到有些参加礼拜的华人显得非常虔诚，因此在8月初邀请他们到医院给予特别辅导，共有18人前来，当场有5人请求受洗，伯驾和帝礼士准备接受对教义最有认识、观念也较为正确的阿喜（Ah He）和齐琥（Chae Hoo）两人。前者是伯驾的病人，其基督教知识来自阅读传教士分送的图书；后者并非病人，但曾受雇于伦敦会的汤林（Jacob Tomlin）与美部会的雅裨理（David Abeel）两名传教士。伯驾和两人进行个别谈话考验，但他自己随即在8月20日离开新加坡，稍后才由帝礼士在1835年10月11日为齐琥一人施洗，齐琥成为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基督徒。齐琥不是直接因为伯驾医疗的结果而接受信仰，但确是在伯驾营造的环境下，参加医院的礼拜而成为基督徒的。
后续医药活动
伯驾离开新加坡以后，美部会布道站并没有停止医药活动，因为早在伯驾到达本地两个月后，帝礼士已认为这是一项对本地华人健康有益的善工，所以他自己从1835年3月1日起开始学习医药知识并实地工作，准备伯驾离去后自己承担其事。
1835年8月下旬起，帝礼士每天清晨从布道站前往医院，为华人开药，平均每天超过30人次，有时多达50人次以上。但是，医药毕竟是一门专业，帝礼士承认自己知识不足，各种医药存量也不齐全，经常得煞费思量如何给病人药物为宜，以致每天上午八九点钟结束这部分工作，要开始印刷或学校事工时，他自己却已疲倦不堪了。在伯驾离开后整整三个月内，帝礼士累计为450名华人看诊，包括成功地为8至10名鸦片烟瘾者戒除恶习，其中还有人吸食已达二十年之久。帝礼士在1835年底最后一天报导，这一整年从伯驾开始总共医治1300余人。他随即于1836年2月5日补充，病人数目进一步达到1518人，包括约200名吸食鸦片者，还有许多的酒鬼。
帝礼士觉得难以独自一人长期负担医药事工，因此寄望1836年初新到的传教士狄金森（James T.Dickinson）和阿姆斯（William Arms）可以分劳，两人虽受过医学训练，对医药事工的意愿却不大。三人以轮流值班的方式照料了三个月，结果这种轮班方式使得华人求诊的意愿随之降低；加以当时布道站正大举从事最主要的印刷出版事工，而且又刚开始办理寄宿学校，更乏人手兼顾医药方面，因此1836年6月底布道站的站务会议决议，自7月1日起关闭设在马礼逊之家已经一年半的医院与药局。
结语
伯驾新加坡之行的目的，是学习闽南语和适应华人社会，以等候时机北上福建传教。在学习闽南语方面，美部会当初表示赞成他前往新加坡的决定时，已经特别叮嘱他要在语言上多用功夫；但实际上他却投入过多时间与精力于医疗工作，没有如一般传教士在最初一两年以学习语言为主，因而他在语言方面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他以出其不意的手法“强迫”帝礼士开口以闽南语讲道，但是自己却无法同样做到，以至于主日礼拜时必须依赖翻译讲道，直到最后一次的主日礼拜，才以闽南语公开祈祷。甚至直到他离开新加坡一年多后的1837年，美部会秘书在写给新加坡布道站的公函中，仍要其他传教士以伯驾等人的语文能力不足为鉴：“一名传教士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在第一年中不专注于首要的语言学习，必须心无
旁骛。”
在适应新加坡华人社会方面，伯驾则是相当成功的。他愿意走出位于殖民区的布道站而住进华人区，生活于华人当中，这是十九世纪前期新加坡所有传教士中罕见的例外，提升了华人就诊的意愿；加上他以进步的医术和视病如亲的态度免费为周遭的华人治病，因此较易于融入华人社会。当他上船离开新加坡回中国时，有些他治疗过的病人特地陪伴他到船边送行表示感谢，其中一位还说要买些东西好让他在航程中食用。伯驾的日志显示，他和华人间仅有的一次纠纷，是一名窃贼趁夜进入马礼逊之家，偷走义学塾师价值40西班牙银元的财物。嫌疑犯被捉进监牢后，其同伴竟找塾师麻烦引起斗殴，伯驾只好召来警察解决。两天后，闽南人领袖“头人”（Tow Lan）蔡土基（Ch’wa To-Ke）拜访伯驾，为斗殴者请求原谅与和解；伯驾和帝礼士则借机申明自己来到新加坡的美意，以及所作所为的各项善工，诚为所有华人之友，因此绝不愿意见到华人有所敌意或破坏行为；对方承认华人中难免好坏都有，但保证此后不会再发生类似事情。伯驾与帝礼士又送对方图书，并邀其参加主日礼拜。一场风波就在他既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而又愿意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下获得解决。
或许令伯驾感到遗憾的是除了齐琥以外，没有华人因为他的医药活动受到直接或间接影响而成为基督徒。也许八个月时间太短，不足以使较多的华人受到感召，也有可能是那些感激他治病救命的华人，参与主日礼拜跪下虔诚崇拜时，他们心目中的救主耶稣，就等同于观音菩萨或妈祖以外又新增的一位西方神祇。
就医疗而言，伯驾的新加坡之行无疑很有收获。不计前往马六甲的那一个半月，他在六个半月期间为1000名本地华人治病，加上他离开后帝礼士后续的500多人，已有超过十分之一的本地华人对近代西方医药有了新鲜而深刻的体验。而伯驾自己也等于完成了取得医生资格后应有的实习经验，诚如他自己所说，正是基于新加坡成功经验的鼓励，他在回到中国后两个月即于广州开设类似的眼科医院。
相对遗憾的是伯驾离开新加坡后的三年间，美部会陆续派到当地的传教士中，有多达五人具备医生资格或受过医学训练，但他们不仅未能延续伯驾开创的医药事工，反而结束了华人相当能接受的这项活动。美部会的确无意在新加坡从事医药传教，帝礼士的弟弟医生史迪芬（Stephen Tracy）追随其兄投身美部会成为传教士后，在1837年初表达希望能派驻新加坡，美部会秘书安德森答复他，新加坡布道站已经定位为专办寄宿学校与印刷出版，将不派遣和这两者无关的人驻在当地。事实上美部会派遣传教医生到各地布道站，首要任务是照顾传教弟兄的健康，行有余力才为当地人治病。但诚如安德森在答复史迪芬信中宣称，美部会绝无意负担既昂贵又费时的医院，因为“治疗肉体是偏离了拯救灵魂的主要目标”。美部会对于回到广州的伯驾也是同样的态度，虽然支付他的薪水以及一般传教医生必要的器具和药品费用，但不负担他设立和维持医院的费用。
本文摘录自《西医来华十记》，苏精 著，中华书局，202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