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布拉格公墓》是已故著名作家翁贝托·埃科生前最后的几部作品之一，这部关于阴谋论的小说通过主角西莫尼尼在欧洲大陆各处的经历，讲述了共济会、意大利统一运动、巴黎公社等历史，编造了反犹太著作《锡安长老会纪要》诞生始末。在《布拉格公墓》里，一切人物和事件都有史实可依，比如翁贝托·埃科把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也写进了《布拉格公墓》里。本文摘选自《布拉格公墓》中关于弗洛伊德的故事，小说里写的1885年，正是弗洛伊德在巴黎学医的年份。
就是在那些年（我觉得好像是一八八五年或一八八六年），我在马尼餐厅认识了那位至今让我念念不忘的奥地利（或者德国）大夫，我想起他的名字了，他叫弗洛伊德（我想是这么写吧），一位三十来岁的医生，当时正在夏尔科那里做学徒，他当然要来马尼餐厅吃饭，因为他去不起更好的地方。此人通常坐我旁边的桌子，最初我们仅限于彬彬有礼地点头致意。据我判断，他是个生性忧郁的人，有点儿拘谨，羞涩地盼望着有人能听取他的心声，从而稍稍缓解内心的忧虑。有那么两三次，他试图和我搭讪以便聊上几句，但我始终保持矜持，未置一语。
西格蒙德是犹太人的名字吗？我当时下意识地决定不要和这位江湖郎中走得太近。然而有一天，弗洛伊德在伸手取盐时，碰翻了桌上的盐瓶。作为邻桌，总还是有一些礼仪需要奉行的，我于是把自己桌上的盐瓶递给他，并告诉他，在一些国家，将盐撒落在地被视为不祥之兆，他却笑着对我说自己并不迷信。从那天起，我们就能聊上两句了。弗洛伊德的法语，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但是说得很费劲，为此他向我表示歉意。这些犹太人有着居无定所的恶习，因此需要熟悉各种语言。我礼貌地对他说：“您只要再提高一下听力就行了。”他感激地朝我微笑——这份感激也是黏黏糊糊的。
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弗洛伊德也是个不老实的人。我一直听说那些犹太人应当只吃用他们的方法烹饪的特殊的食物，为此他们总是待在犹太人聚居区里。然而弗洛伊德对于马尼餐厅推荐的菜肴无一例外都要美美地吃上一口，而且也毫不在意每一餐都佐以一杯啤酒。
然而有天晚上，弗洛伊德似乎是想一醉方休了。起初他要了两杯啤酒，甜点过后，他一边局促不安地抽着烟，一边又要了第三杯。就在他挥着手说话的时候，他突然又把盐瓶碰翻了。
“真不是我笨手笨脚的缘故，”他抱歉地说，“实在是因为我太烦躁了。我已经有三天没有收到我未婚妻的来信了。我自己天天给她写信，虽不指望她也会这么对我，可这么久没有她的消息实在让我焦虑不安。我的未婚妻身体不好，我却不能陪在她的身边，真是让人揪心。此外，我也需要她对我做的一切事情表示支持。我想要知道她对于我去夏尔科家吃晚饭这件事是怎么看的。您要知道，西莫尼尼先生，几天前的晚上，我可是应这位大人物的邀请去他家赴宴的啊。并不是每一位年轻的大夫都有这样的机会，更何况我还是个外国人。”
“瞧，”我心想，“这个小小的犹太新贵想跻身有名望的家族，实现发迹。他因未婚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丝毫不离犹太人的好色淫荡的天性，不是吗？这些人脑子里只有性。你是在晚上想她的吧？你想她的时候，一边在手淫也说不定。你也该读读提梭医生的书。”不过我还是让他继续说下去。
“一同受邀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有都德的儿子、施特劳斯大夫、巴斯德的助手、法兰西研究院的贝克教授和意大利大画家埃米利奥·托法诺。为了这顿晚宴我花费了十四个法郎，买了一个汉堡产的漂亮的黑色领结、一副白手套、一件新衬衣，还有一件燕尾服——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穿。我还平生第一次剃了个法国式的胡子。为了克服腼腆，使自己更为健谈，我还服用了少量可卡因。”
“可卡因？那不是一种毒药吗？”
“任何东西只要过量摄入都会有毒，酒也不例外。我研究这种神奇的物质已经有两年了。您知道，可卡因是从美洲的一种植物叶子里提取出来的生物碱。美洲土著咀嚼这种叶子，用来抵抗安第斯山脉的高原反应。可卡因不同于鸦片和酒精，在引发大脑兴奋的同时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最适合作为止痛药使用，尤其是在眼病和气喘病的治疗领域。此外它还能够有效抑制酒精和毒品上瘾，对于晕船和糖尿病的治疗效果也很好，能将饥饿感、困倦感和疲劳感奇迹般地一扫而空，是烟草的上佳替代品，还能治愈消化不良、胃肠胀气、腹痛、胃痛、疑病症、脊柱炎、枯草热，也是治疗肺结核和偏头痛的良药。蛀牙引起急性牙痛时，将棉球用百分之四浓度的可卡因溶液浸湿后塞入牙洞里，就能立即止痛。可卡因最惊人的功效是能使抑郁症患者重拾信心，振作精神，变得更为积极乐观。”
他显然是在借酒浇愁，这会儿已经喝到第四杯了。他凑近我，就好像要忏悔似的。
“就像我总是对心爱的玛莎说的那样，对于我这样一个自认魅力不足，年轻时不像年轻人，现在年过三十却又无法变得成熟的人来说，服用可卡因再适合不过了。有一阵我满怀雄心壮志，发奋学习，可宅心仁厚的造物主在赋予世人天才印记的时候，从没有考虑过我，日复一日我就消沉了下来。”
他突然停了下来，那神情就好像意识到自己已经把灵魂完全公之于众了。“这个怨天尤人的犹太小子。”我暗自想，决定窘他一下。
“人们不是说可卡因就是春药吗？”我问道。
弗洛伊德涨红了脸，说：“也有这方面的功效吧，至少我觉得是……但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身为男人，我这方面的欲望并不强烈，而身为大夫，性不是一个吸引我的课题，尽管在萨尔佩提耶尔医院人们已经开始广泛谈论性的问题了。夏尔科教授发现，他的一个名叫奥古斯蒂娜的病人在歇斯底里症发作到一个严重的阶段时，会透露出自己所受的创伤来自幼年时遭受的一次性侵。当然，我不否认在引发歇斯底里症的创伤之中，会有一些与性相关，可并非全都如此。我认为把一切都归结为性实在是言过其实。不过也许是我这个小市民在假正经吧，使自己和这些问题保持距离。”
“不，”我心里暗暗说道，“你不是在假正经，而是像你那些受过割礼的同胞一样，为性所着魔，但又企图去忘记它。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淫秽的人什么时候对你的玛莎下手，让她生下一窝小犹太崽子，还让她因为疲劳过度而染上肺结核……”
此时，弗洛伊德又说道：“问题是我手头的可卡因已经用完了，我又重新被忧郁所困扰。古代的大夫们也许会说我的黑胆汁过量。我一度买到了默克的药剂，但现在他们因为只能买到劣质的原料而不得不停产了。新鲜的古柯叶只能在美国加工，目前最好的货源来自底特律的派德药厂，他们的产品颜色洁白，气味芬芳，溶解度更高。我曾经有过一批这样的可卡因，但在巴黎，我不知道要从谁那儿才能买到。”
对于我这样一个对莫贝尔广场及其周边地区的全部秘密了如指掌的人来说，这种事简直是小菜一碟。我认识一些家伙，只要和他们提上一句，别说是可卡因了，就是一颗钻石、一个狮子标本或是一坛子硫酸，他们也能在第二天给你送过来，但不能问他们是从哪儿搞到的。“在我看来，可卡因是一种毒药，”我心想，“不过用它来毒死一个犹太人未尝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于是我告诉弗洛伊德大夫，不出几天我就能让他得到足量的可卡因。弗洛伊德当然没有怀疑我对他提供帮助的动机。“您要知道，”我对他说，“我们买卖古玩这一行，人脉广得很。”
所有这些都和我自己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为了说明我们究竟是怎样熟识起来并且聊了些什么。弗洛伊德健谈而幽默，也许我把他误认为犹太人了。相比布鲁和布洛，我和弗洛伊德更能聊得开。有一次我和弗洛伊德谈到了他们二人的实验，并由此提到了迪穆里耶的那位女病人。
“您相信布鲁和布洛的通磁术能治好这样一位病人吗？”我问道。
“亲爱的朋友，”弗洛伊德回答说，“在我们研究的很多病例中，大夫往往过分看重对身体的治疗，而没有意识到病源极有可能是精神上的问题。如果病因是精神方面的，需要治疗的就是患者的精神，而不是身体。创伤型神经官能症的真正病因不是肉体的病变，这种病变本身通常是微不足道的，而是最初的精神创伤。人高度兴奋的时候，不也是会晕厥吗？所以，对于主攻神经疾病的大夫来说，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人是怎么晕厥的，而是什么事导致人兴奋到晕厥的地步。”
“可是怎么才能知道哪件事是兴奋源呢？”
“您瞧，亲爱的朋友，如果病人表现出明显的歇斯底里症状，就像迪穆里耶的那位病人一样，那么使用催眠法就可以人为地触发这些症状，使病人重新回忆起当初所经受的创伤。但其他一些病人由于自己的经历过于不堪，以至于他们决心抹去这段回忆，就好像把它埋在了心灵中一个无法触及的地带。这个地带太过深入，即使采用催眠法也不足以抵达。再者，为什么在催眠状态下我们的大脑活动能比清醒时更加活跃呢？”
“那我们难道永远无法知道……”
“我无法给您一个明确的回答，因为我告诉您的这些都还是不成形的构想。有时我在想，是不是只有在睡梦中才能抵达那个地带。古时候人们就已经知道，梦是能揭示现实的。我觉得，如果一个病人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和一个懂得倾听他说话的人交谈，也许在他描述梦境的时候，那个最初的创伤就会一下子浮出水面，昭然若揭了。这在英国被称为‘谈话治疗’。您会发现，在您向别人叙述很久以前的事情的过程中，您会回想起一些已经遗忘的细节，或者说您以为已经遗忘的细节，但其实它们被保存在大脑的某个隐秘的沟回中。我相信，这种重建记忆的工作越细致，所能拾回的记忆片段也就越多。不过，纵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一点点苗头，也会造成强烈的精神不适，使人难以忍受，最终要对记忆进行……怎么说的来着？……切除？”
“瞧，这个犹太人露出马脚了。”我心想，我相信自己这时肯定满脑子都是犹太人的种种阴谋和计划，“这个民族想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成为医生和药剂师，从而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同时控制基督徒。如果我病了，你是不是想让我把自己交到你手上，将我所有的事情，连同那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统统说给你听，好让你成为我灵魂的主人？这比向耶稣会神父作忏悔还要糟，因为那时起码可以躲在忏悔室的格栅后面，说的也是人人都做的事情，因此所有人忏悔时的用词都如出一辙，几近专业化： 我偷了东西，我和别人私通了，我对父母不敬。犹太人，你的用词把你给出卖了。你谈到切除术的时候，就好像要对我的大脑实施环切术似的……”
但此时弗洛伊德笑了起来，又要了一杯啤酒。
“您可别对我说的话信以为真啊，这不过是我这个空想者的幻想。等回到奥地利以后我就结婚，然后为了养家糊口我得开一家诊所。那时我会好好使用夏尔科教我的催眠术。我不是女巫，不会去窥探我的病人的梦境。我想知道，如果迪穆里耶的那位女病人服用些可卡因，病情会不会有所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