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振华先生工作照
山东大学历史系卢振华（曾使用卢南乔之名）教授，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一年了。在先生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全身心地投入《梁书》和《南史》的点校工作，奉献了自己的才智，彰显了自己的人品，赢得了学人的交口称赞。当此中华书局《梁书》修订本问世之际，回忆当年向先生问学、与先生交谊之事若干则，以寄托自己对先生的深深怀念之情。
一、初识因缘
我之结识卢先生，是在他长卧病榻、瘁力点校《南史》期间。记得那是1974年初秋，全国范围内形成“批林批孔”热潮，当时我还不是“山大人”，而在济南教育学院任教，讲授古代汉语。受大潮的裹挟，学院领导命我写篇论文，参加全市教育界的大批判，我应命写成《在孔子“仁”“礼”的背后》一文。因为自己吃不准，于是通过朋友介绍走进卢先生家门，诚请指点。
先生认真看过后，说了两点意见：其一，《论语批注》（北京大学哲学系工农兵学员注）的材料可用，但思想观点要慎重考虑，不可盲从。其二，文章中所引《论语·雍也》：“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者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其中第二个“仁者”当多一“者”字，让我再核对一下。
对第二点，事后我查过原文，先生说得对。对第一点，我自然心下有数，但迫于形势，我还是顺随了当时批判孔子的大潮流，因为不这样就通不过。事后回想起来，我觉得先生学问扎实，且有政治眼光，表现出一个既有抱负又有良心的学者不肯随波逐流的格调。后来我才知道，先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对《论语》等典籍确是下过一番苦功夫的，也有专著留下来。听说中国人民大学黄朴民先生当年做山大历史系王仲荦先生的博士生时，王先生曾让黄先生留意此事，日后有机会参与此书的整理，期待出版，此事后来因故搁置下来。
二、先生的家国情怀
先生是湖北红安（原名黄安）人。父亲是读书人，思想较为开明，树定“耕读传家”目标，倾力培养后代，先生曾说：“高小毕业后，父亲支持我到武昌读中学，并写了一封给董必武先生的信，让我在遇到难处时，持而前往拜访。到武昌后，我顺利考取名校，由于早就听说董先生是同盟会老人，又参加过辛亥革命，便以同乡后学身份（董必武亦红安人）去拜见他。谈论之中，我发现他神态可敬可亲，意气坚毅果决，眉宇间透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气和自信。他勉励我把自己的学业和未来同国家和民族的富强联系起来，争取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栋梁之材。”不消说，这次拜见对先生的人生走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先生在高中阶段，对文学与写作情有独钟。从《诗经》《左传》起始，大量阅读并作札记，一发而不可收。偶或润泽成章，发表出来。后来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成了陈垣、黎锦熙、刘迺和等著名教授的学生。他特别崇拜黎先生的为人和学养，经常对我绘声绘色地描述黎先生当年上课的情景，说：“他的《新著国语文法》未出版前，便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论他的语法分析方法（引线划分词语层次），学生初次接触此道，普遍觉得十分枯燥，可先生却总是讲得头头是道，眉飞色舞而不自知。他的《汉语词典》虽是一部中型辞书，但容纳中西、涵盖古今，立言谨慎而析义精准。凡从学于他的人，都会大受教益。我立志毕业后当老师，就以黎先生的标杆为准。”
作为湖北红安人，先生从不掩饰自豪感，他不止一次对我说：“1952年‘黄安’改作‘红安’，这是对这里的父老乡亲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所作贡献的肯定，他们当中有一百多人成为我军的将领，就是一个明证。”此外，他对近现代湖北籍的学者名流啧啧称赏，不绝于口，能够如数家珍地列举：闻一多和鲁桂珍（英国《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的夫人）是浠水人，黄侃是蕲春人，熊十力和李四光是黄冈人……就中他尤其尊崇闻、熊两先生。对闻一多，他说：“三十年代初期，他是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带出了包括‘两家’（指古文学家陈梦家和诗人臧克家）在内的许多学术、文艺名人。四十年代中期，他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反对独裁政治，遭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他身上体现出中国士人的高尚志节。”对熊十力，他说：“青年时代投身反清革命，武昌起义后任都督府参议，并参与护法运动。三十四岁脱离政界，入南京支那内学院治佛学，后应蔡元培校长之邀，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是名副其实的现代新儒家开宗大师。”
先生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一直敢为人先，勇挑重担，为人所称道。全国解放初期，高校历史学科的外国史课程，几乎是“一边倒”地开设苏联史，欧美史、亚洲史则备受冷落。山大方面注意及此，决定由美国回来的黄绍湘先生开“美国史”，而亚洲史，首先是中国周边国家的历史如日本史，也不应缺位。卢先生自告奋勇担当此任，出任亚洲史教研室主任，教授日本史。他殚精竭虑地编写讲义，内容既注重过往的幕府时代，也兼及现代日本，包括对中国和周边国家的侵略行径。
其实，从我持文稿向卢先生请益之时起，直到他去世，前后约五年时间，他曾数次对我表明心迹，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在点评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基础上，写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史记集注》。他认为，作为近代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是继中国古代三家注（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和张守节《史记正义》）之后，对《史记》研究成果的第二次最重要的总结和梳理。但日本国内外对其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大有人在，批评者的意见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其所补千余条《正义》佚文（来自日本东北大学所藏庆长、宽永年间活字本《史记》）多为伪作，即非张守节原文。其二，资料搜集方面仍有重要遗漏，如鲍彪、吴师道、雷学淇等人的意见未能收入，对与《殷本纪》密切相关的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竟置之不顾，一字不收。其三，训诂失考、断句失察之处应予纠正。先生说，“作为一个外国人，泷川资言的心态、思路以及校订中国古籍的着力点，都会有自己的定式，失真甚至悖理之处定在难免”。先生还说：从抗战胜利后自己便专注于此，从标点、校勘、注音、注释、补佚、考证六个方面广搜资料，罗列书中，日积月累，数十年如一日，从未中辍，多从清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重要典籍中甄采所需资料；自己的教学科研，明里暗里均以撰成《史记集注》为依归；尤其是在点校史籍的过程中，得以同许多专家学者交流切磋，顾颉刚先生点校已毕的《史记》，是最有价值的参考材料，此外，已故史学家丁山先生的甲骨卜辞研究成果如《新殷本纪》《商周史料考证》《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等，对自己也很有用。
作为先生的助手，我曾先后若干次从他手批的《史记会注考证》中转录相关资料。这部书中，书页的眉、地、侧、缝，多记着先生批注的文字，字小行挤，密密麻麻，其中有不少批文过长，不得不贴敷另纸。应当说，这就是先生拟写的《史记集注》原本。不过，说实话，点校《梁书》《南史》是国家任务，他终日瘁力于此，少有余暇顾及自己的课题，心想“点校”事竣，腾出手来，专力整理，不想卒然仙逝。半熟之果，未得足实采摘，实是一大遗憾。此手批《会注考证》全十册，想必已由先生家人依嘱交给学校图书馆。前不久，侧闻此书早在2004年即已被人盗走，此后，又有人在网上出高价收购，这从一个方面显示出此书的价值。
三、与《文史哲》共成长
全国解放后，山大旧貌换新颜，校长易为刚从香港回到大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华岗。他带领文史两系的部分教师，于1951年4月创办了全国高校第一家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文史哲》，自任社长，副校长陆侃如、教务长吴富恒两先生为副社长，历史语文研究所所长杨向奎教授任主编，编委会由罗竹风、高亨、萧涤非、童书业、王仲荦、赵俪生、卢振华、殷焕先、孙思白、孙昌熙等先生组成。办刊目标定为“繁荣学术，发现和培育人才”。作为编委之一，卢先生好学深思，思路敏捷，撰稿质量高且速度快，应邀撰写或自定题目的稿子，大都发表在《文史哲》上，现在可以查询的已发表的二十篇论文中，《文史哲》发表的就有十二篇之多。
这些论文可以说篇篇都是掷地有声之作。这里仅举一例。在《民间医生扁鹊在医学上的贡献及其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一文中，先生驳斥了扁鹊为“公称”即“良医”代称的说法。据《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伤）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谩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先生就此认定，明明“良医”是“公称”，“扁鹊”是“私名”，怎么能把“私名”的“扁鹊”解释为“公称”的“良医”呢！并进而确认，这位古代名医以秦为姓，越人为名，扁鹊为字，其里籍为勃海（齐国）卢（今济南长清）人，而不是什么汉人、赵人或郑人。这一研究成果为学界所认同。
《文史哲》创办之初，实际上是一份“同人”杂志，并无专职工作人员。举凡组稿、撰稿、审稿、编辑、印刷、发行等工作，无一不是由上述各编委兼任。当时卢先生年仅四十岁，身强力壮，又热心公益，自然成为刊物的中坚力量。他与其他编委一道撰稿而不取稿费，反倒需从自己工资里拿出钱来，作为付给校外投稿人的稿费。杨向奎回忆这段往事时，曾深情地说：“华岗校长自始至终是《文史哲》的培育者。童书业教授、卢振华教授、刘津溪副教授……也都是这一刊物的爱护者。卢振华教授曾经为它到北京求援，跑邮局，跑印刷所，他都是积极参与者。”《文史哲》创刊不久，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便给予热情洋溢的赞许，说：“大学就是要通过教学和科研，为国家培养合格而又对路的有用人才，而学报正是检验这一成就的标尺。山大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已引起全国各大学的注意。”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史哲》针对当时学术界的一些敏感而重要的话题，诸如中国古代史分期、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红楼梦》研究等，开展了专题大讨论。卢先生都无一例外地参与其中，先后发表《也论生产力与古代史分期问题》《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和他对于传统正统史学的斗争》《从秦汉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特点来看历代农民运动的性质和作用诸问题》《〈论语〉中的仁与人》等。即使在后期的《梁书》《南史》点校期间，他依旧保持与《文史哲》的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像《高丽史编纂的史学基础和它所反映的中朝人民友好关系》《中国古代杰出的民间工艺家——鲁·公输般》等论文，都是这段时间的供稿。此外，一批知名老专家，如顾颉刚、周谷城、王亚南、蔡尚思、罗尔纲、黄药眠、陈子展、齐思和、杨宽等，也都不吝赐稿，无形中大大提高了刊物的知名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文史哲》第九期上，发表了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成名之作。同年10月16日，毛泽东主席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同志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对两个“小人物”予以表扬，而《文史哲》也由此引起全国学界的注目。
而今，由于几代人的努力，经历了六十余年的风风雨雨，《文学哲》的文化桥头堡和学术风向标的地位，已经确立下来，荣获首届国家期刊奖，被国学泰斗季羡林称为“鲤鱼跃龙门”的学术刊物，蜚声海内外。我想，如先生地下有知，定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很明显，卢先生四十岁以后的岁月，是在尽心浇灌《文学哲》之树，使之不断枝繁叶茂的历程中走过来的。经由脚踏实地的磨炼和考验，渐而显露锋芒，毫无疑问，他正是若干被“发现”和被“培育”出来的杰出“学术人才”之一。
四、五年史学浸润，终生受用不尽
1974年深秋某日，我第二次去卢先生家。一进门，先生手指西墙书架的右上角，示意我取下放在那里的三本书。他把书端在手上，说：“山大历史系接受国家交给的点校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任务，我分工点校南朝五史的《梁书》和《南史》，《梁书》点校已毕。这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因为不提倡点校人署上姓名，我也就不签名了。把它送给你，留作纪念。”回家以后，我便在第一本扉页上郑重写下“山东大学历史系卢南乔教授所赠”几个字。从那时起，《梁书》点校本三册，一直置之案头，它与后来我的业师殷焕先先生赠我的王念孙《广雅疏证》十册（原为殷先生的导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先生送给他的）一起，都成为我举首必见的要籍，时时给我鞭策与激励，使我不敢留有丝毫的怠惰。
1973年《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汇报提纲》提及《梁书》出版情况
不数日，我又去见先生，先生低声说：“我重病在身，只能仰卧在床，看书写字都很感吃力。现在学校停课，系领导又不敢自己作主为我配备助手。你是大学教师，文笔又不在人下，希望你常来这里，帮我……”不等他说完，我就欣然答应做他的“编外助手”。此后五年中，可以说每隔三两日，我必去他那里，看望他倒在其次，主要是伴随他的《南史》点校进度，为他做些力所能及的取书、借书、校对、誊正、写稿等辅助性工作，直到他驾鹤西去。
有一次，先生让我去山大图书馆找人借清末外交官郭嵩焘的《史记札记》，我接过书名纸条，发现他把“焘”字写作“涛”，就嗫嚅道：“‘涛’应是‘张国焘’的‘焘’吧？”先生当即接话说：“对，对，你也了解这个人。他既是大清驻英、法的大使，又是有名的学者，对《史记》很有研究。”从此，凡点校过的初稿，先生都先交我誊正，然后上交。
先生常说，《史记》有《陈涉世家》，这确是太史公开了一个好头，为弱势平民和农民起义领袖立传。山大历史系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传统，例如赵俪生对农民战争史有独到的研究成果。此外，孙祚民先生也是以研究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广得学界赞誉的专家。学着他们的样子，先生自己也曾参加有关农民战争的专题讨论，并在《文史哲》上发表了《元末红巾起义及其进军高丽的历史意义（上、下）》等论文。他还极力关注金末红袄军领袖，山东盖都杨安（鞍）儿及其胞妹杨妙真抗金的史实，屡次嘱我搜寻这方面的材料。也许是材料未能备齐，论文未得出手。
1976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先生家来了一位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刘先生，他们两人读到杨向奎、陈祖武、孟祥才等先生治学方面的往事，兴致极高。此人离开以后，先生深有寓意地对我说：“该生在山大读本科时，就相当优秀，社科院历史所获得硕士学位后，留在北京，做研究工作。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学术研究断层现实中的一线希望。将来如有可能，你也要读研深造。”先生此话点燃了我心里的求知烈火，久久不能平息。大约两年后，先生找我来，特意告诉我说：“中断十年的研究生招生即将恢复，历史系领导指名令我带秦汉史方面的研究生。你就报在我的名下好了。这样，我也有了寄托。”这时，我才不得不对他讲了自己的实心话：“虽然您对我的史学熏陶使我终生不忘，但我的兴趣爱好，在语言文字方面。”可能是感到出乎意外，先生失语片刻，略待情绪调整，然后答道：“那也好，就报在殷孟非（焕先）名下吧。他可是罗莘田（常培）先生的高足。”那几天，我一直为自己辜负先生的好意而感到歉疚，直到得知南开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生张金光同志被先生收在名下，攻读秦汉史方面硕士学位，心情才逐渐平复下来。后来，录取通知书下来，我如愿以偿，算是正式步入山东大学之门，戴上了红色校徽（当时，学校方面把我们这些“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当作教职工看待）。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自然很喜悦，照例又说了一些劝勉的话。
过了几天，先生让我从他的箱箧中翻检出大宗往日的存稿，着手加以统理，取书名为《山东科技人物论集》，存稿中有的完整，有的散乱，有的仅有较为详细的纲目，而墨子篇则仅有一个题目，此外空无一字。先生把此篇的撰写任务交给我，说：“你有数理根基，这是得天独厚的。那些大数理学家，可能不谙文字训诂；反过来，那些大训诂学家，又可能不谙数理，都不能对墨家科技进行恰如其分的董理。而你则可以双兼，这是你的强项。山大早年出了几位《墨经》研究大家，你可以去找栾调甫、谭戒甫、高亨、杨向奎诸先生的论著，认真研读一下，我相信你能写出见水平的论文来。”虽然不无惶恐，但我还是按先生之嘱，前后用三个月时间阅读找来的相关资料，又用三周时间写成《墨家在科技方面的贡献》一文，约八千字，先生予以肯定，一字不改，成为他的《山东科技人物论集》中的一篇。那年我三十六岁，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事后，我反复思忖，终于自悟，是卢先生引导我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并以墨学研究作为起步。
五、病榻点校二史，肝胆照人
可以说，先生生命的后二十年是最华彩的，因为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交给了《梁书》和《南史》的点校工作。有人说，综观先生治学生涯，当以研究《史记》用情最深，以点校《梁书》《南史》用力最勤，以考论扁鹊等山东古代科技人物用功最精，可谓允当之论。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1958年秋，古籍整理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而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又是古籍整理的重头戏，是年冬，中华书局专门派人到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约请著名史学家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华山、韩连琪五位先生点校南朝五史（后来高亨先生也参与其事）。按照当时的分工，张、华校《宋书》，王校《南齐书》，卢校《梁书》，韩校《陈书》（后因情况有变，改为卢校《梁书》《南史》二史）。卢先生热情高涨，立说立行，到1959年暑假结束，他已对照百衲本和武英殿本将《梁书》粗校一过，加了标点，同时对文字异同作了一些校勘，可以说对山大方面的点校工作起到了带动作用。1963年11月23日，中宣部会同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文，调王、卢、张三人去北京中华书局集中进行点校工作。此时适逢卢先生五十二岁生日（而王先生生日刚过），兴之所至，挥毫作五言诗《赠仲荦先生》一首，道：“昨闻公始满，今朝仆又过。幽燕同作客，辛苦共磋磨。齐梁争手笔，元魏最唐（长孺）多。……诸公皆健者，有如百丈柯。托以介眉寿，欣然学放歌。”借抒自己投入此次工作的笃诚情志。
教育部1962年1月24日向山东大学借调王仲荦、卢振华两先生的公函
卢振华先生1967年6月5日关于借调赴京工作的来信
看得出，其时点校工作虽然繁忙、紧张，但气氛还是相对宽松的，学者之间还能互有唱酬，以志情怀。两年多后，即1966年6月，“文革”骤来，点校中止。先生同王、张一起回到济南。次年，北京来电，盛邀山大三先生再度赴京，赓续前事，但在王、张二先生被打成“反革命”的情况下，唯卢先生一人到京，其时高亨先生正在北京，借便到中华书局，参加《宋书》点校工作，但好景不长，点校工作因不少学者被“揪”回原单位而严重受阻。卢、高两先生无奈回到济南。1970年3月18日大雪，先生在去系里开会的路上摔伤，下肢瘫痪。同年7月，传来周总理指示，要求加快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进程，已在北京的王先生致函告知卧床在家的卢先生。一直关注此事的卢先生当即回函，请求中华书局允许自己在济南完成分工的二史点校工作，如不获批准，自己会将有关资料转交接手的同志作为参考。当时，周总理亲自委托顾颉刚先生具体负责点校事宜，顾先生从中做了工作，中华书局方面遂决定答应卢先生的请求，留济南完成自己的点校任务。
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会议的陈垣、郑天挺、刘节、唐长孺、王仲荦、王永兴、罗继祖、卢振华、张维华、陈仲安、刘迺和等合影（1964年7月17日）
很少有人知道，此时的卢先生，肋骨、胁下和腰际都疼痛难忍，只能平躺，不能侧卧，且经常口吐黑污之水，进食困难，只能喝一点米汤、豆浆之类……病魔缠身的卢先生，硬是强忍痛楚，咬紧牙关，托卷提管，无论寒暑，不舍昼夜，既按新规定要求订正《梁书》，待校毕送印之后，又接上《南史》，一卷一卷，一句一句，直至1973年8月13日事竣。当我将最后一部分誊正稿送至坐镇北京中华书局的王仲荦先生处时，他把稿子掂在手上许久，满含热泪地说了一句：“唉！多么不易！”《梁书》点校笔录五十三万字，《南史》点校笔录一百二十万字，冷冰冰的数字，记下了卢先生的恒心与业绩。他身残志坚，抱定弘扬中华灿烂文化的决心，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向国家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不论是点校《梁书》还是点校《南史》，先生都极其郑重、勤勉，细微之处，哪怕是一个句读、一个注释都十分“较真儿”。前述考证扁鹊为齐国卢人，是一个例子，这里再举一个句读校勘双兼的例子。先生和王先生曾写过一篇题为《标点比校勘更重要》的文章，说：
我们从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问题，这次的整理工作是“校点”还是“点校”？实际上这是工作的主次问题。很坦率地说，此前我们重视校勘。对标点分段，认为附带解决一下就行了，实践经验改变了我们的看法：校勘固然重要，但标点比较校勘更具体，更重要。不负责任的古籍整理者，校勘遇到困难还可以回避，而标点遇到困难却无法回避。……如《南史·褚裕之传》的“褚彦回传”说：“依中朝士孙德祖从乐陵迁为陈留，未入境，卒。”初读这段文字，会以为“士”是指士人，孙德祖是人的名字，其实不然。《通典·礼典》说：“魏河南尹丞刘绰问曰：士孙德祖以乐陵太守被迁陈留。……未入境而亡。”说明“士孙”是复姓。……经过推敲考证，我们在“士孙德祖”加了人名标线。（见《光明日报》1978年6月1日第四版）
丁福林先生《点校本〈宋书〉、〈南史〉校点献疑》说：“近年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王仲荦先生点校《宋书》、卢振华先生点校《南史》又综合前人成果，并作了进一步审慎精密的校勘考订工作，纠误补漏，多有创见，诚为迄今所见之精本。”精心点校之后得到学界肯定，这原是自然而然的事。
当然，大功不无小失。正如其他整理的古籍不可能完美无缺一样，《梁书》《南史》在点校过程中或有不妥甚至错讹之处，例如，同样是这位丁福林先生指出的，《南史·孔靖传》将官职“右仆射”误为“左仆射”，便是一例。原文为：“（季恭）累迁吴兴太守，加冠军。……迁尚书左仆射，固让。义熙八年，复为会稽内史。……十年，复为右仆射，又让不释。”丁按：“既云‘复为’，又云‘又让’，则前此所迁及让职为‘右仆射’显而易见。且稽之《晋书·安帝纪》《谢混传》可知，义熙七八年间，尚书左仆射为谢混所任，则季恭此时不得有此任。可见传载季恭迁左仆射，误。”这里，卢先生于“累迁吴兴太守，加冠军”句下出“校勘记”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冠军’下当有‘将军’二字”，而于“迁尚书左仆射”句下未出“校勘记”。或许因为钱氏未记，赵翼《廿二史札记》等亦未记，故而失校。丁先生指出此失，得之。
正如卢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古书的整理，汉刘歆是第一次，那时经史不分；宋曾巩是第二次，那时专对正史；清馆臣是第三次，那时专对二十四史，即乾隆四年武英殿版，每卷后附有《殿本考证》。我们这是第四次”。他认为，“前三次的整理，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与这第四次相比”。我想，先生的评估可谓实至名归。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大家都会说，包括卢先生所点校的《梁书》《南史》在内，1958年至1978年间这次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绝对是空前的、令人感到震撼的和难以企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