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刘元海之后，石勒称帝号为赵，自称赵天王。他的势力范围比刘氏的汉大很多，西部、中原大地，还包括起家的赵之土，正儿八经地在古都长安、洛阳建都。因是反王，在封建正统史学家眼里，为叛逆。笔者少时始知其人，只不过反贼的简单印象，但仔细查史，方发现此人不简单，应是少数民族中的佼佼者。他出身底层，贫到赤贫的地步，几乎饿死，自告奋勇让人贩卖以填饱肚子。在魏晋那个特别重视门阀等级的年代，贫寒之士要想爬到社会的高层，是难乎其难的。看晋的官吏，有几个真正是平民出身的呢？即便是十六国，开国之帝出身是下层百姓的仅石勒一人而已。这种人，唯有动乱给其提供机会，军功铺其上升阶梯，石勒走的也是这条路。他起于“八王之乱”，兴于中原纷争，渐渐坐大，自立山头，自称帝号。坎坷曲折的经历演绎了其传奇的人生。
石勒命儒生读史
石勒的传奇人生
史载，石勒为“上党武乡羯人”，“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父亲只是一名“部落小卒”，石勒14岁便“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大概是旁若无人边长啸边赏景，被贵宦王衍见了，很惊异，觉得这个人有异志，将来会有天下之患，便命人捉拿杀了。幸亏他离开早，躲过一劫。其父亲大概从小卒熬到可带几个兵，由于性格粗鲁，没威信，常常委托已长大的石勒帮着带兵。青年石勒显示出卓越的领导才能，深受部下爱戴。家乡发生大饥荒，带的兵也散了，他到雁门去投靠亲旧，有人想将他绑起来卖了，好心人藏起了他。他脱险后东奔西走，路遇乡邻郭敬，对其哭诉又饥又冷，郭敬便给他食品、衣物。为感恩，他给郭敬出主意：“这样下去会饿死的，像我这样的人很多，你不如召来，诱其去赵地找吃的，然后将我们卖了，你赚了钱我们活了命，两全其美。”郭敬答应了，便将哄来的这批人卖往山东从军。路上很苦，饥寒死者众多，但石勒活了下来，被卖给一家人做奴隶，后来被主人免去其奴隶身份，他便以相马为业。有一次差一点被游军捉去，一批突然跑出的鹿救了他。生活飘泊不定，他便邀集“八骑”上山当了强盗，后来增加到“十八骑”，由此兴起，与李自成当初相似。
“八王之乱”发生时，各路诸侯纷纷招兵买马，石勒也带人下山，参加了军队，还当上了“前队督”，认石为姓，起了石勒这个名字。第一仗便打败了，领导他的将军战死，他与一个叫汲桑的人逃亡。后召集一批牧人掠郡县，打开监狱，放出犯人。他聚集山泽亡命之徒，兴起了一支队伍，虽打了一些胜仗，最终还是败了，走投无路，想投刘元海。投刘的动机也很特别，不是因为刘势力大，而是看到刘控制不住各部落，他要借这个机会到刘那里去拉队伍。
在刘元海那里，石勒渐渐显露头角，军功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被授予大将军，封王封公，但他却辞公不受。经过多次战斗，石勒的部队已有相当的战斗力，东海王越率领二十万的队伍与之战，也大败。攻占许昌，又与刘曜、王弥一起攻陷洛阳，俘获斩杀了几十位王公王孙，西晋算是亡了。石勒在攻陷洛阳后的表现值得称道。他让功于刘曜、王弥，主动退兵至许昌，显示出他的政治机谋。因功被封为征东大将军，“固辞不受”。如此小心，还是引起另一位大将军王弥的嫉恨。石勒一不做，二不休，出其不意杀了王弥，吞并了王弥的军队。这回刘聪封其为大将军、并州刺史，封汲郡公，石勒都接受了，在汉政权的军事实力中，已是仅次刘聪。
石勒不是个头脑简单的武夫，他还善纵横之策。刘琨写信劝降，他拒绝，但厚待来使，赠刘琨重礼；与祖逖对垒，不毁祖逖祖坟，反而隆重修缮，还安排两家人看管坟地，使祖逖很感动；参与晋师讨伐的鲜卑军队被石勒击溃，鲜卑王子被俘，部下建议杀了，石勒不同意，认为“杀一人，结怨一国”，反而让从弟石季龙与王子结拜，礼送回乡；利用刘琨与王浚的矛盾，斩杀王浚，稳住刘琨，最后击败刘琨。当刘聪生病时，诏令石勒入朝辅政，石勒拒绝，他知朝中形势复杂，蹚浑水，不如在外军权在握，静以观变。果不然，刘聪死后，朝中生乱，石勒以为先主报仇之名，出兵靖难，在打打谈谈的过程中，又与继位的刘曜推起太极拳。渐渐两人翻了脸，自立门户，建立赵国，与刘氏的汉开演了楚汉相争的大戏。最后以石勒的完胜落幕。
搅起乱局的晋室八王没做成的事，石勒做成了；孙恩、卢循没做成的事，石勒也做成了。这完全是个白手起家的流浪儿成就帝王梦的故事。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没有哪一个环节是按剧本演绎的，但偏偏命运成就了他。助推他的，有个关键的人物——张宝，是石勒的主要谋士。史载，张宝未出山时，自比张良，恨不逢汉高祖，大乱中遍观天下豪杰，说：“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胡将军，即将军石勒。他不待三顾之请，提剑军门，大呼请见，为谋主后，“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石勒的诸葛亮、张子房。那个神奇的印度和尚图澄，选中石勒相辅，想来也不是偶然的。称帝后的石勒，同样也摆脱不了曹魏、司马晋室的命运，继位后的儿子同样被叔父逼迫，演出了一场禅让的闹剧。子嗣、族侄、皇后、亲故也摆脱不了被杀戮的命运，只是他一手创建的赵国仍姓石，可石姓又从哪儿来的呢？石勒当年指石为姓，也是虚构的呀！几乎如那个从石缝中崩出的孙行者一样，江中一石微露，偶秀峥嵘人生。
石勒的治国和为人之道
石勒在当时人眼里，“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勒偏偏立赵，称天王，实际为土皇帝，打破了这一世俗偏见。一般人认为，少数民族统军为帅勇豪，称帝治国多武少文，游牧民族部落式的王国统治往往残暴、血腥，少章法，欠礼制。但石勒在治理赵时却多中原之风，马上天下不失儒道文德。史载他的一些话多引经据典，总结圣君圣贤治国牧民之语。这虽有史官的修饰，基本内容估计还是出自他口，可见这位出身贫贱的武夫，后来还是注意读书研史的。比较起来，赵的治理应当比刘汉要好，他的一些做法，甚至比制度健全的西晋、东晋末期还要有儒风法制。
闯荡江湖、戎马生涯的经历，加上其血性，使他难免有武夫的粗野、鲁莽和狂躁，但他不固执，还算善纳谏。每次大战、决定大事前，他都放手让文官武将议论，水火不相容的对立意见都可发表，他从中选择合理者行之。有时谏言戳到他的痛处，他也暴跳如雷，声言杀人，有人相劝，马上改过，人抓起来了，马上放人，然后对受处罚的人重赏慰问。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他还下书规定，如有军国要务，立即上呈，无论“寒暑昏夜”。这与刘汉的百日不朝、醉酒误事形成鲜明对比。
他重教，重文。刚自立门户，他便增设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所学校，选择百余名子弟入学受教，并设专门的机构管理，保证经费开支。他时常亲观大小学，亲自考核学生的学习状况，对优秀的学生给予奖赏。巡行州郡时，他常引见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赐谷帛慰问。他还下书令公卿百僚每年推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通过答策合格，上者拜议郎，中者拜中郎，下者拜郎中。命国立学官，每郡设博士祭酒二人，弟子一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在科举制度尚未实行的当时，由此纳贤的门路广开。他还重视修志，刚立国，便分别安排专人主修《上党国记》《大将军起居注》《大单于志》等。我猜石勒的载传记事细，褒扬多，也与他的做法有关。他本人尤爱读史，史称“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对石勒这样的人来说，做到这些确实不容易。
在国家治理上，石勒注重研究，适时推出一些政策，针对大乱之后，“律令滋烦”不易执行的现实，令臣属采集律令之要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余岁。为融合多民族，严令“不得侮易衣冠华族，号胡为国人”。改变州郡凡非正式祠堂均禁止的做法，凡对百姓有利的，能够兴云济雨的，官府要立祠堂，植嘉树，安排专人管理。民间有人一胎生了四个孩子，他下令赐乳婢一名、谷一百担、杂彩四十匹奖励。此外，还安排劝农官员，分赴各地劝耕农桑。
他重旧情，对自己的地位看得也较明白。多年前救己卖己的人贩子郭敬，在俘虏队伍里出现时，他马上相认，封官报恩。宴请家乡父老乡亲叙旧时，他发现一个当年跟他打过架的邻居不敢来，于是说：“这是个壮士，怎么不来呢？我连这点肚量都没有，还治理什么天下？”马上召来，笑语相戏，还给官做。他与部下谈笑，问部下自己在开国之君中是个什么位置，部下吹捧他超过刘邦、曹操，是仅次于轩辕一类的人物。他头脑清醒，说：“人有自知之明，你们不要将我抬得这么高，我要是遇到汉高祖，只能当个诸侯，不过是韩信、 彭越之类；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如日月皎然，也不能与曹孟德比，要是遇到光武帝，还可比试比试逐鹿中原，哪能与轩辕这样的圣者比呢？”“二刘”之间的定位虽还有夸大，但可见他还是有所节制的，没有头脑膨胀，发了昏。
在驭下上，他恩威并重，赏罚分明，但也有些过错。他发现一个老官员，衣服穿得破旧，调查知是廉吏，重赏，以树榜样。有一次夜巡，他发现一个侍卫官醉酒误事，贬至他处；再见到时，看其有怨气，便不客气地杀了。他的姐夫与将士赌钱，他在旁观看，大概这个姐夫玩尽兴了，对他出言不逊，便立即杀了。张良似的谋士张宝，功高官至丞相一类，被人告了黑状，被他晾到一边，借故杀其身边人以震慑，但没杀张宝，使其善终，死后还常惦念。从弟石季龙功高权重，身边人劝他生前予以处置，以防身后尾大不掉，他一直没听劝谏。几十年间，他确实没有因猜忌诛杀功臣的记载，这也是难得的。
石勒转战26年，袭帝位15年，最后60岁去世。太子石弘儒雅文思，大概与他有意培养有关，可惜在诸侯纷争的动乱年代，哪容得了温良恭俭的文治？又有个军权在握、虎狼般的叔叔。石勒一归天，皇权旁落，石弘成了明朝的建文帝，命运比建文帝还悲惨，22岁便被杀了。这也许是石勒留下的人生遗恨吧。君子之泽，三世而斩。连二世都没到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本文摘自谢德新著《两晋脉望》，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年3月。）
